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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之浊者，其流必不能清”，用人与待遇制度不良，吏治肯定难以清正。正基于此，何、胡指出：“国家之用人也，非破格不可，国家之待士也，非重禄不能。”政府必须破格用人，并给以高薪，使其无后顾之忧，安心工作，方可杜绝不正之风。
曾纪泽“急外缓内说”具体包括保护华侨利益、申明藩属关系及修改不平等条约三部分内容，均是目前最急之务。何、胡也承认列强欺侮中国、外交不利的事实，但究其源头，实应检讨自身。“应自察其所以致辱之由，乃可行其求荣之事”。
海外华侨为何常受不公？中国为何屡签不平等条约？何、胡认为根源在于我国“政令之不修”，“风俗之颓靡”，举国上下缺乏“公平”原则。二人列举了今日官府在审判量刑中存在的种种不公平状况：
罪案未定，遽用刑威，何平之有？供证无罪，辄罹笞杖，何平之有？毙于杖下，意气杀人，何平之有？瘐死狱中，有告无诉，何平之有？凌迟枭首，死外行凶，何平之有？今者中国之法司，其有公乎？无也。缙绅名帖，可逮无辜，何公之有？苞苴载道，上下皆同，何公之有？情面枉法，贫者无辞，何公之有？吏胥勒索，富室倾家，何公之有？监牢刻酷，不得为人，何公之有？
既然国家司法系统如此混乱恶劣，又怎能指望它在国际上发挥作用呢？维护华侨权益，改订条约仅是奢望而已。如果当政者仍执迷不悟，“纵使中国兵威强于今日数十倍，亦不能遵纪纲于与国，等使权于列邦”。国家之间的较量，“攻心之具在政而不在刑，畏志之方尚德而不尚力也”。可见，在“理”与“力”之间，何、胡更强调循“理”办事，而不赞同曾纪泽那种尚“力”专任之作法。
对于申明中国统属藩属关系一项，何、胡也持反对意见。从中国方面来讲，如今已是自身难保，又凭什么兼顾他国。况且“保护之说，原属空文。我之不能护人，犹人之不能护我。人既不能护我，则我何可轻以保护许人”，如仍沉溺“保护之说”，无异于好大喜功，只会招致更大的祸端。
从藩属国角度考察，它们沦为殖民地实乃咎由自取。以越南为例：
乃二十年中，越南之君无忧深思远之心，越南之臣无虑患持难之见，越南之士无上书补阙之才，越南之民无慨慷仗义之志，泄泄沓沓，苟且图安，其一二孤愤之徒，则或自放于山林，或自径于沟渎，识者早已知阮氏之不祀矣，岂待萧墙祸起，骨肉变生，然后知东京之宗庙不复血食也哉？
由此可见，越南亡国是其内政不修所致。中国现在所要做的并不是徒费精力去管理各邦，而是吸取他国教训，把内政搞好。
经过以上的批驳，何启、胡礼垣又一次规劝曾纪泽：
侯欲治外，请自治内始；侯欲治内，请自得民始；侯欲得民，请自得民之心始。民心不可见，见之于信耳。此一定不易之程途也。而行之者则曰公与平。国有公平，然后得民信；先得民信，然后得民心；先得民心，然后得民力；先得民力，然后可以养民和；可以养民和，然后可以平外患。外患非可遽平也，仍以民和卜之耳。此循序渐进之功效也。
通过何、胡对曾的具体批评，我们发现双方在对中国国情的估量、对内政与外交孰重孰轻的认识以及处理国际争端时“理”与“力”的把握上，都存在着不小差异。曾纪泽认为中国先睡后醒，主张急外缓内，有其鼓舞人心、振奋士气的考虑，但对自身实力的估量并不准确；而何启、胡礼垣的反驳之论则一味把原因归咎于中国自身，对列强的诸多恶行仅是轻描淡写，双方各执一端，针锋相对，此种差异正折射出二者在中西文化上的不同取向。曾纪泽是洋务派的典型代表，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观笃信不疑；而何、胡作为维新思想家，他们已突破“中体西用”的文化模式，其高明之处，在于他们敢做洋务派不敢做之事，拿出了变法的纲领和具体措施，“他们之所以能够拟制出较为切实的救国方案，相当程度上有赖于他们认识上的一大优势，这就是他们比较充分地利用了西学所提供的关于全球现状的文化知识，形成了一种关于全球的时代观”〔1〕。正缘于此，何、胡才能窥明中国国力衰弱之实情，指出国家内政之腐朽，深悉武力解决争端之轻率，惜二人受殖民化影响较重，未能认清列强之真面目。当然，此时的维新派仅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羽翼未丰，大规模变法运动的开展则是戊戌年间之事。
二
甲午一役，举国震惊，亡国灭种，近在眼前。值此之际，危机意识与变革理念渐成社会共识，维新派人士遂以此为契机，倡言变法，形成旨在救国保种的维新运动。简言之，戊戌维新实由洋务运动孕育而成，且呈青出于蓝、后来居上之势。同、光洋务运动仅知“采西学”、“制洋器”，至戊戌则已触及西洋之政教。正由于世变日亟，且西方政教制度复杂庞博，维新派于匆忙间择其中之一二用于本国变法，其理论既不成熟，也缺乏系统性，这也就致使维新派内部间的意见往往相去千里。1898年何启、胡礼垣对康有为《京师保国会第一集演说》的批评就反映出维新派思想家之间主张互异、正误兼杂之特色。
1898年4月17日，康有为、梁启超等以“茶会”名义在京师粤东会馆召集保国会第一次会议，到会者超过百人，经大会推举，康有为等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康有为的演讲词，由其弟子麦孟华记录，题为《京师保国会第一集演说》。其文并不长，仅两千五百余字，但内容丰富，大致包括“中国亡国无日”、“经义之说”、“科第买办之说”及“义愤之说”四部分。
开篇，康有为指出，中国处于危急关头，当今形势乃“此四千年二十朝未有之奇变”〔2〕。天下百姓生活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近乎沦为外人的奴隶、牛马、犬羊，且“圣教式微，种族沦亡”。进而，康回顾了中国由闭关无知到渐渐被迫开户的历程，说明中国人对世界了解的缓慢、片面与浅薄，叹道：“天下士讲求中外之学者，能有几人？”〔3〕
经历甲午之惨痛教训，国人才肯稍稍地“幡然而改”，但在康眼中，这绝对不够，关键在于大规模变法维新。而当今的朝廷“仍不变法，间有一二，徒为具文，即如海军、电线、铁路、船厂，间效一二，然变其甲不变其乙，变其一不变其二，牵连相累，必至无成，其他且勿论”〔4〕。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同时，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康将中西（国家）制度作了一个简要的比较：
中：以兵为民；兵农学校皆不修；民生无保养教之之道；上下不通；贵贱隔绝；皆与吾经义相反；
西：以民为兵；重学校；讲保民、养民、教民之道；议院以通下情；君不甚贵，民不甚贱；制器利用以前民，皆与吾经义相合。〔5〕
至此，康有为终于露出了其“宗经”的面目。他以是否与吾经义相合作为判断制度政策正确与否的标准，体现出他仍以中国儒家文化为本，拘泥于经义之说的旧学中。当然，康有为所宗之“经”，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经学，掌握在康有为手中的经学，已是颇富工具意义的“变法之经学”。
“经义之说”陈述完毕，康有为意犹未尽，为了进一步强调变法的紧迫性，他历数了是年四十日内接连发生的二十起列强“要挟逼迫”中国的事件，以证明中国已走到悬崖边缘，无路可退。康指出，如不提早变法，“来日方长，何以卒岁，缅甸、安南、印度、波兰，吾将为其续矣”〔6〕。亡国奴是怎样下场？康有为特意拿香港为例：
香港隶英人，至今尚无科第，人以买办为至荣。英人之窭贫者，皆可为大班，而吾华人百万之富，道府之衔，红蓝之顶，乃多为其一洋行之买办，立侍其侧，仰视颜色，呜呼哀哉！〔7〕
中国若亡，士人失去科名，官吏再无俸禄，人们争前恐后以博取买办为荣，这真是莫大的悲哀。更有甚者，由于西方用人体制与中国迥然不同，亡国之后，“即有无耻之辈，发愤作贰臣，前朝所极不齿者，而西人必不用中人，以西人之官必有专门，非专学不能承乏也。若使吴梅村在他日，将并一教官不能得，安敢望祭酒哉！即欲如熊开元作僧，而西教专毁佛教，佛像、佛殿将无可存，僧于何依。即欲蹈东海而死，吾中国无海军，即无海境，此亦非我干净土矣”〔8〕。广大士人将处于“做贰臣不得，做僧人不得，死而蹈海不得”之境地，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将何依何归何去何从乎？”〔9〕
既然国家已濒临灭亡，生死关头，只有放手一搏。康有为呼吁四万万同胞，发愤图强，共赴国难：
故今日当如大败之余，人自为战，救亡之法无他，只有发愤而已。穷途单路，更无歧趋，韩信背水之军，项羽沉舟之战，人人怀此心，只此或有救法耳……若使吾四万万人皆发愤，洋人岂敢正视乎？〔10〕
然而，值此千钧一发之际，仍有士大夫“安然耽乐，从容谈笑，不自奋厉”，令人痛心。因此，国人应当“不责在上而责在下，而责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