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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值此千钧一发之际，仍有士大夫“安然耽乐，从容谈笑，不自奋厉”，令人痛心。因此，国人应当“不责在上而责在下，而责我辈士大夫，责我辈士大夫义愤不振之心，故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责，人人有救天下之权者”〔11〕。为了证明“义愤之说”乃救国保种之良方，康有为又以日本由弱变强为例，竟将布衣高山正芝痛苦悲愤视为日本复兴的开端。
在演讲的最后，康有为指出发起保国会的目的，就是要激发国人的爱国心和热情，发愤图强，即：
故今日之会，欲救亡无他法，但激励其心力，增长其心力，念兹在兹。则爝火之微，自足以争光日月，基于滥觞，流为江河，果能四万万人人人热愤，则无不可为者，奚患于不能救。〔12〕
得知康有为的此番演讲之后，身在香港的何启、胡礼垣不久便发表了自己的不同意见，撰《康说书后》一篇。
“今者中国四万万人，如居覆屋，如在漏舟，如作犬羊，如为奴隶”，究其根源，何、胡二人认为，“莫不由于士大夫之骄傲满盈，而不能谦虚戒慎”。此骄傲满盈之风由来已久，从明末至晚清，一直盛行于士大夫阶层当中。
明清之际，艾儒略、南怀仁从万里之外带来介绍世界地理的著作《职方外纪》、《坤舆图说》，竟被纪昀视成如“东方朔所撰之《十洲记》、郭景纯所注之《山海经》”；而汤若望、南怀仁宣传地圆学说的《新法算书》、《地球图说》，竟被阮元斥为“离经叛道，不可为训”。士大夫们昧外自满，致使“地图之学由此而尽疏”，“算数之学由此而愈废”。何、胡认为，正是盲目排外，“中国之见陵于外邦，其祸早已伏于此矣”。
道光年间，虚骄之气未见丝毫消减，十二年，卢坤炮击英国商船；二十年，林则徐火烧英商货物，结果可想而知，“一则败绩，一则赔偿，则是以骄傲而失威，以满盈而招损”。
洎乎同治之朝，中兴名臣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李鸿章起于团练，平定太平天国，屡立战功，但他们的“骄傲满盈之心未尝一变也”。他们或排挤西人，或好大喜功，或厌恶西学，或不讲诚信，“值中国可振之时，而不能以振，当中国可兴之会，而不能以兴，仍是骄傲满盈之未除，谦虚戒慎之不讲而已”。
经过以上一番考察，何、胡更为明确地认为骄傲满盈实乃中国之病根祸源，“故为中国计者，必先去其骄傲满盈，乃可行其谦虚戒慎，以变中国之法，而起中国之衰；苏中国之民。而扶中国之运”。作为维新派领袖的康有为却没有认识到骄傲满盈的巨大危害，并且其言论时常沾带此种风气，所以何启、胡礼垣不得不对康有为的演说词进行严厉批判。
对于康有为“科第买办之说”，何、胡笑其对“外国之情未能洞悉”，妄加臆断。香港自开埠之后，即设学校，“二十年来已有科第”，并且考试制度十分规范，“学校考试一年二次，科第考试一年一次”。与内地科第不同之处在于，香港政府对公民考试资格无严格限制，“土著之人不拘男妇老少”，凡“有志于学者”，皆可报名参加。考试内容不拘于文字一科，而是涵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众多门类。更为重要的是，其考试目的不是为了选拔官吏，而是用来检验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然而办公务，当官职，尚不由此。故有并非科甲中人，而作贵官，膺显秩，亦有高掇巍科之人，而为商贾，居列肆，唯其不以科第为重，而以能当其任为断也”。当官与否，并不以科第高下为准，而以才能大小为断。也正基于此，近二十年来香港华人曾出任过“其权几与总督等”的议政局员之职，至于诸如陪审官这样的职位，华人充当者更是数不胜数。针对康有为所讲的香港人只能充当“洋行之买办，立侍其侧，仰视颜色”的说法，何、胡驳斥道：
是故华人非独以行商买办为荣也。而行商买办之所以荣，又不在乎府道之衔红蓝之顶也。
做官可以光宗耀祖，经商亦能名垂千古，何、胡所阐明的是一种多元化的成就观。反观康有为，他仍以传统科举取士那一套来评判西方用人制度，体现出他受传统教育影响之深，未能完全摆脱科第考试的束缚与诱惑。
关于“经义之说”，何、胡首先举中西选拔人才方法作比较，中法选人“得之者十仅一二，失之者十居八九”，而西法选人“得之者十居八九，失之者十仅一二”。孰优孰劣，判然分明。中法为何不善？就在于“经义之说”的危害：
今中国已知八股之无用而废之。夫废之则诚是矣，乃复以经义而取才，不知经义与八股究有何异，废八股而不废经义，是八股犹未废也。
废八股不废经义，实际上并未清除八股取士的危害，只会让人畏首畏尾，不敢倡言变革。“是故居今之世而不言变法者必非圣人之徒，言变法而犹泥古经之说者亦非圣人之所与”。况且，现在倡议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康君乃公然扬厉其词，谓泰西之能保民、养民、教民，以其所为与吾经文相合之故。中国不能保民、养民、教民，以其所为与吾今文不合之故”。彼“不知养民保民教民，何须经义？外洋诸国惟不用经义？故能为所当为，亦犹尧舜三代时无经文，故能日新其德。今欲取二千余年已前一国自为之事，施诸二千余年以后五洲交涉之时，吾知其必扞格而不相合矣。中国之不能变，盖经文累之也”。既要变法维新，却又陷入经义之说束缚中难以自拔，二者原本扞格不合，势必会影响到变法的实际效果。此外，何、胡还将前面提到的骄傲满盈之风气归因于八股经义。“责常深求中国所以穷而不变之故，其祸本于骄傲满盈；又常深求其所以致此骄傲满盈之故，其祸本于八股经义”。所以，“八股经义之法不改，则学问必无进境之机；科第用人之法不除，则中国必无振兴之望”。何、胡呼吁士大夫们扪心自问，“去其骄傲满盈，而勿矜中国之八股经义，行其谦虚戒慎，而但学外邦之富国强兵”。也唯有如此，变法维新才会畅行无阻，中国才能富国强兵〔13〕。
较之于“经义之说”，何启、胡礼垣认为康有为在演讲最后提出的“义愤之说”危害更大。因为“经义之说不过止中国而不能兴”，而“义愤之说”，“则是以敝中国而速其亡”，“义愤之说”乃“中国贤士大夫人人意中之说也”，康有为自认为“以救时之心为趋时之说”，人所乐闻，有利无害，实际上危害无穷，并且“所谓害者如在眼前”。
在何、胡看来，康君所谓“穷途单路，更无歧途，韩信背水之军，项羽沉舟之战，人人怀此心，只此或有救法耳”的说法，皆是纸上谈兵，俱为书生之见，根本行不通。他们举南宋灭亡的例子加以说明。二人指出，宋代乃“经义最明之朝”，其士人是“义愤最振之士”，自高宗时，韩世忠、刘锜、岳飞诸大帅罢兵之后，国势急转直下，已回天乏术。虽然，像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人竭力欲挽狂澜于既倒，但他们的努力却适得其反。缘何？何、胡认为，“三子所为，岂非义愤所致？不知义可为也，愤不可为也”。天下之事，“有当为者，有不当为者，而当为之中，有尤当为之辨，不当为之中，有尤不当为之辨。杀身以成仁，可也。杀民以成仁，不可也。舍身以取义，可也。杀民以取义，不可也”。文、陆、张三人正是由于受“义愤之说”的误导，才会误国殃民，“诚可谓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者也”。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是故，从康君背水沉舟诸说，中国不特不能变，即其民将欲复如今日之居覆屋，在漏舟、作犬羊、为奴隶，或亦不可再得。此鄙人之所以不能不辩也”。
但是，何启、胡礼垣在批评康有为言论的同时，也流露出一些明显错误的观点。例如，在论及英、法军队助剿太平军时，何、胡竟称赞英军官“戈登者实为当代良将”，并夸其“有岳飞之智”，“有曹彬之仁”，“有云长之义与勇”，料敌如神，决胜千里。对于戈登被苏丹人民击毙的事件，二人竟深表叹惜。对一个殖民刽子手佩服有加，可见何启、胡礼垣所受英国殖民主义教育影响之深。更有甚者，针对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何、胡二人完全置国家主权于不顾，认为“东三省之于中国是不能自给者也。名入版图，已同疣赘，实耗膏血，等于痈疽”。清政府今日希望通过赎买政策力保东三省不落入外人之手，实非良策。因为“中国乃向日赎回，以为他时奉俄之地，是日与俄虽未取之而已不啻取之也，中国虽若未失之而已不啻既失之于日，复失之于俄也”。基于以上荒唐的逻辑，何、胡竟认为弃东三省可保全国其他地区不失，“然弃不能自给之东三省而不保，犹或可保其能自给之十八省，至分十八省之力以保东三省，则并十八省之可保者亦将不能以自存，是弃东三省以全十八省犹未计之得，将十八省以殉东三省则是计之失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有全面了解的何、胡二人，也会提出如此不计后果的主张，值得我们深深反思与探讨。
康有为、何启、胡礼垣三人同属维新派阵营，他们观点上的分歧，反映出其在变法策略上的差别。何、胡在变法的必要性及大部分改革内容上与康趋于一致，他们只是认为康的托古改制之论有碍变法图强，即“康君欲变中国，而不能正谊明道；挈领提纲，斯亦已矣，乃复以经义之说进，使今学牵于古法，时事蔽于陈言。吾恐玉轴扬灰，龙文折柱，萧梁之失，不难复见”。同时，何、胡更强调冷静、理智地面对危机，反对康有为赌徒式的做法。要之，何、胡在变法策略上主张全面西化，在应对危机时强调理性主义。
同是维新中人，为何在变法策略上会有如此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