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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郭沫若在《桌子的跳舞》中指出：“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创造社的主要作家是日本留学生，语丝派的也是一样。此外，有些从欧美回来的彗星和国内奋起的新人，他们的努力和他们的建树，总还没有前两派的势力浩大，而且多是受了前派的影响。因为这样的缘故，中国的新文艺深受了日本的洗礼，而日本文坛的毒害也就尽量地流到中国来了。”其实岂止是文艺，整个中国现代文化何尝不是同样的结果，清末民初中国文化思想的现代转型，离开了数万留日学生的努力根本无从谈起。据语言学家考证，现代汉语中的社会科学词汇，大约百分之七十来自日本，这意味着中国知识者的思维方式已经相当“日本化”。假如没有这些“外来语”，我们连正常的思想交流都无法进行。
按理讲，既然日本对现代中国文化的影响如此之大，中国人应该对日本格外关注、格外了解才是。然而事实刚好相反，一般中国人并不知道现代汉语的众多词汇是从日本输入的，他们只知道古代日本从中国学去了汉字。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中国人不断向日本学习，同时迅速地将日本遗忘。
周作人曾感叹：“中国对于日本文化的理解有很好的‘因’很远地种下了，可是‘缘’却不好，这多少年来政治上的冲突成了文化接触的极大障碍，乐观绝无根据。”（《日本管窥之三》）政治上的冲突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绝不是全部，还有文化心理上的原因。正如周作人在《日本与中国》里指出的那样：“中国人原有一种自大心，不很适宜于研究外国的文化，少数的人能够把它抑制住，略为平心静气地观察，但是到了自尊心受了伤害时候，也就不能冷静了。”根深蒂固的“大中华”优越感，决定中国人决不会把“小日本”真正放在眼里。除此之外，更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全盘西化”历史潮流，养成一种“历史的世故”，其情形，就像钱钟书在小说《猫》里调侃的那样：“一向中国人对日本文明的态度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因为西洋太远，只能把日本偷工减料的文明来将就。”将日本当作中国富国强兵的跳板，从一开始就是清朝统治者的如意算盘。张之洞在《劝学篇》里清楚写着：“我取经于东洋，力省效速。”因为“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以上诸多因素的互动，造成中国人认识日本的极大障碍。
郭沫若1920年3月30日给宗白华的信，颇能说明中国学子的复杂心态：“我们在日本留学，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罪。”所谓“东洋罪”，就是日本式的种族歧视，其所以难忍，在于它有一种中国人看来等而下之的性质。所谓“东洋”，当然是相对于“西洋”而言的，“东洋”不如“西洋”先进，是已被历史证明了的事实，无论是立志“脱亚入欧”的日本人，还是追求“全盘西化”的中国人，都不否认这一点。留日学子由于家境不济无缘亲炙原汤原汁的西洋文明，只好退而求其次，通过东洋二道贩子学习西洋，心里已是不甘，所以郭沫若接着写道：“我真背时，真倒霉！我近来很想奋飞，很想逃到西洋去，可惜我没钱，我不自由，唉！……白华兄，我还想谈一句我心坎中的话，我很想弃了医学，专究文学，你可赞成我么？你最近的信我已经接到了。你一二年之内，便能到欧洲去，我真羡慕你呀！寿昌兄也说他不久便要到美国去。你们一个个都好，只有我……唉！不多说了！”（参见《郭沫若书信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以这样的心态在日本留学，遭遇种族歧视时，结果可想而知，难怪郭沫若小说里的主人公爱牟受到日本房东称其为“支那人”的侮辱时，激愤之火，犹如火山爆发般地宣泄出来：
啊，这儿就是遣唐使西渡我国时的旧津。不知道那时候的日本使臣和入唐的留学生，在我们中国曾经有没有受到像我们现在所受的虐待。我记得那阿部仲麻吕到了我们中国，不是改名为晁文卿了吗？他回日本的时候，有破了船的谣传，好像是诗人李白做过诗来吊过他呢。钱起也好像有一首送和尚回日本的诗。我想，那时候的日本留学生，总断不会像我们现在一样连一椽蔽风雨的地方都找不到罢？我们住在这儿随时有几个刑事侦伺。我们单听着“支那人”三字的声音，便觉得头皮有点吃紧。啊啊！我们到底受的是什么待遇呢？
日本人哟！日本人哟！你忘恩负义的日本哟！我们中国究竟何负于你们，你们要这样把我们轻视？你们单在说这“支那人”三字的时候便已经表现了你们极端的恶意。你们说“支”字的时候故意要把鼻头皱起来，你们说“那”字的时候要把鼻音拉作一个长顿。啊，你们究竟意识到这“支那”二字的起源吗？在“秦”朝的时候，你们还是蛮子，你们或者还在南洋吃椰子呢？
啊，你忘恩负义的日本人！你要知道我假冒你们的名字并不是羡慕你们的文明；我假冒你们的名字是防你们的暗算呢！你们的帝国主义是成功了，可是你们的良心是死了。你们动辄爱说我们“误解”了你们，你们动辄爱说他人对于你们的正当防御是“不逞”。啊！你们夜郎自大的日本人哟！你们的精神究竟有多少深刻，值得别人“误解”吗？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你们别要把别人当成愚人呢！你们改悔了罢！你们改悔了罢！不怕我娶的是你们日本女儿，你们如不改悔时我始终是排斥你们的，便是我的女人也始终是排斥你们的！
中国人“泱泱大国”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优越感，日本人量小气窄的“岛国根性”和杀师负恩的不伦行为，再加上双方共同的崇拜西方、互相蔑视的“历史的世故”，决定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巨大障碍和中国人认识日本的走偏。
郭沫若在日本生活了整整二十年，并娶日本女子为妻，生儿育女，论涉入东瀛生活之深，留日学子中几乎没人能与他比，而且，郭沫若学贯中西，才富八斗，志向远大，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然而，在郭沫若宏富的著述中，有关日本的只占极小一部分，尽管他写过《同文同种辨》那样的文章，以雄辩的事实反驳了中日两国“同文同种”这种大而化之的说法，揭示了中日两国异文异种的真相，指出日本人的祖先是马来人种，并且自豪地宣布：“夫以仁道正义为国是，虽异文异种，无在而不可亲善，以霸道私利为国是，虽以黄帝子孙之袁洪宪，吾国人犹鸣鼓而攻之矣。同文云乎哉！同种云乎哉！”郭沫若并没有将这个题目追究下去，显然在他宏阔的视野里，日本没有什么地位，当然也不屑花功夫钻研，难怪当年周作人请郭沫若到北大讲授日本文学，被他一口谢绝，对于日本文坛的大家、文化界的名人，郭沫若从来就不放在眼里，几乎不交往，他唯一翻译介绍过的，是经济学家河上肇。
三
近代以降，中国遭遇不可抗拒的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民族性”与“世界性”成了一个大问题，从此陷于无休止的矛盾纷争，从大趋势看，是后者不断挤压前者、取代前者，表现在文化思想上，是一种不言自明的“世界主义”占据上风，最后终于走上“全盘西化”的道路。如果说这种思维方式用来认识西方有相当的合理性的话——因为它本来就是西方的产物，以此认识日本就会发生很大的错位。考察中国近代以降的日本观，继传统的“大中华”之后，取而代之的正是这种世界主义或曰西方中心主义，无论进化论、人道主义还是后来的阶级论，都不出这个范围。公平地看，各种观念都有它的合理性与解释的范围，对于认识日本都有一定的启发性。但是，假如是对日本的国情、日本的历史文化风土没有相当的知识与切身的体察，食洋不化，将此种观念无度地扩张，势必导致认识的错位。巴金对日本的误读，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值得作一番梳理。
1934年11月，巴金出于“到日本看看的兴趣”，化名黎德瑞，东渡日本，由朋友事先的介绍，巴金住进一个姓武田的横滨商业学校的汉语教师的家里；三个月后，因无法忍受主人成天念经拜佛的骚扰，搬出了武田家，这期间写下了名作《神》。
小说以书简体的形式，描写一个叫长谷川的日本小公务员，由一名“无神论”者变成一个“有神论”者以后对神的狂信，以及“我”对这种行为全知全能式的分析批判。关于这篇小说的写作动机和主题，巴金说得很明白：“我的朋友认识武田（即小说中的长谷川）的时候，他还不是个信佛念经的人。这个发现对我是一个意外。我对他那种迷信很有反感，就用他的言行作为小说的题材……”“这个无神论者在不久之前相信了宗教，我看，是屈服于政治的压力、社会的压力、家庭的压力。他想用宗教来镇压他的‘凡心’，可是‘凡心’越压越旺。他的‘凡心’就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不满，这是压不死、扑不灭的火焰。‘凡心’越旺，他就越用苦行对付它，拼命念经啦，绝食啦，供神啦，总之用绝望的努力和垂死的挣扎进行斗争，结果呢，他只有‘跃进深渊’去。”（《巴金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
小说里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一提：主人公的藏书里，除了大量法国和俄国进步作家的文学名著，还有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巴枯宁和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大杉荣、河上肇等人的著作，这一切，都证明着长谷川过去曾是一个思想自由的无神论者。四十年以后，在巴金的创作回忆录里仍清楚地写着：“我住在武田君的书房里，书房的陈设正如我在小说中描写的那样，玻璃书橱里的书全是武田君的藏书，他允许我随意翻看，我的确也翻看了一下。这些书可以说明一个事实：他从无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