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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看了一下。这些书可以说明一个事实：他从无神论者变成了信神的人。”
言之凿凿。武田由“无神”向“信神”的转向，看来是铁的事实，然而，偏偏有人就这个细节提出了疑问。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藤井省三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神》的主人公长谷川与其原型武田之间存在着原则性的差异。现实生活中的武田，并不像《神》描写的那样，是一个曾经有自由思想的人，而是一个属于“右翼”的汉语教师，当初出于“雄飞大陆”报效大日本帝国的念头选择了中国语专业，考入东京外国语学校汉语部，后来追随日本汉语界右翼师祖宫越健太郎，毕业后当过他的助手。侵华战争爆发后，自动辞去商业学校副教授职务，作为日本军队的少佐翻译来到中国，参加侵占济南的战斗，此后先后在张家口、包头等地的日军特务机关任职，为日军侵略中国尽犬马之劳。藤井就此疑惑给巴金写信请教，谜底才解开。巴金回信说明：那些有思想问题的书，都不是武田的，他有的只是文学书，而像蒲鲁东、巴枯宁、拉萨尔等人的著作，都是他自己的藏书，并且这样辩解：《神》是一篇小说，不是新闻报道，人物与故事没有必要拘泥于生活事实。（参见藤井省三《在侵略与交流的狭隙之间》，朝日新闻社）
巴金的辩解也许不无道理，这里涉及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文学创作中写实与虚构的复杂问题，不是几句说就能说清楚的。可以肯定的是：巴金对武田这个人存在着严重的误读，因为巴金说得很明确：“小说里的长谷川君就是生活里的武田君。”正是由于这种误读，巴金将一个日本右翼知识者、日后充当侵略中国鹰犬的汉学者，演绎为一个安分守己的弱者，一个向命运屈服的曾经的无神论者。然而，现实生活中的武田，假如能够作“历史还原”的话，只能是一个思想保守、效忠天皇，并且有着日本人独特的“暧昧”性格的男子，安分守己的外表下，有着不可救药的“岛国根性”，这种日本人在日本比比皆是，可惜不在巴金注意中。
巴金认定武田过去是一个“无神论者”，唯一的证据，就是听一位介绍他认识武田的中国朋友说过武田过去不念经信佛，这个并不可靠的证据，在眼前所见的刺激下，启动了巴金头脑里早已预设好的人／神二元对立程序，使他深信武田“从无神论者变成了信神的人”，于是虚构主人公藏书中有大量无政府主义革命家的著作这样一个细节。这个虚构的细节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巴金的记忆中终于变成了生活的真实。这一切当然不是空穴来风，此时巴金已在西方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理论里浸染多年，深受西方二元对立的历史进步观的熏陶，是一个早熟的“世界公民”，一个激进的人道主义者。这两种因素的互相激荡，决定了巴金的敏感与注意力，总是集中在与人类的苦难相关的现象上，集中在人性、人道、自由、平等、博爱、正义这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上，而对民族性、国民性、地域文化之类的问题视而不见，因为在无政府主义者的眼中，这一类问题无足轻重，随着历史的发展自然消亡。这种心理预设与知识背景，决定了巴金看日本的方式。
以西方“有神”／“无神”二元对立的观念解释日本人的精神生活，本来就很牵强。日本原是一个“人”“神”难分的国度，求神问佛，消灾祈福，在日本是家常便饭；所以一定要作硬性的区分，那么只能说，绝大多数日本人都是“有神论”者，但这个“神”不是西方的上帝，而是泛神意义上的祖先神／自然神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万世一系”的“活神仙”——天皇，及其皇祖——天照大神，这个“神”作为日本的象征，千百年来统治着日本民众的心，凝聚着大和民族的精神，甚至可以成为日本富国强兵、实现近代化的强大精神动力。巴金在日本游历的时候，正是这个“神”大发其威、神力登峰造极的时候，包括武田在内的许多日本文化人成为侵略中国的鹰犬，都是这个“神”激励的结果。可惜的是，如此重要的现实不在巴金的视野中。日本人特有的“岛国根性”，就这样轻易地消融到了“人类”的普遍性中。
从巴金对武田的“有神”／“无神”二元对立思维，不难联想日后一直流行的“日本人民反战，日本统治者好战”的阶级论两分法，其思维方式完全一致，当然不符合事实真相，与日本人的国民性，更是南辕北辙。这种思维方式将复杂的问题大大地简化，在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左右着中国对日本的看法。
四
日本对中国长达十四年的侵略战争，严重伤害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彻底败坏了中国人对日本的感觉，在这种情势下，要求中国人以冷静的眼光、客观的态度看待日本，是不现实的。汗牛充栋的抗战文学，将日本人彻底地妖魔化、鬼畜化，连老舍这样理性丰富的作家也未能免俗。在《四世同堂》里，老舍对日本人和日本文化作了激烈的抨击与彻底的否定，甚至连日本人做事认真这一曾经得到鲁迅高度评价的国民性，也成为嘲讽的对象，日本人被形容成一种笨狗与哈巴狗杂交的“板凳狗”——“一种既不像笨狗那么壮实，又不像哈巴狗那么灵巧的，撅嘴，罗圈腿，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矮狗”。老舍这样借主人公瑞宣的嘴这样评价日本文化：“在大处，日本人没有独创的哲学，文艺，音乐，图画，与科学，所以也就没有远见与高深的思想。在小事情上，他们却心细如发，捉老鼠也用捉大象的力量与心计。小事情与小算盘作得周到详密，使他们像猴子拿虱子似的，拿到一个便满心欢喜。因此，他们忘了大事，没有理想，一天到晚苦心焦虑的捉虱子。”老舍还这样批判日本：“日本并不像英美那样以政治决定军事，也不像德意那样以军事决定政治。她的民族性格似乎替她决定了一切。她有天大的野心，而老自惭腿短身量矮，所以尽管她有吞吃了地球的欲望，而不敢公然的提出什么主义，打什么旗号。她只能在军人闯出祸来以后，才去找合适的欺人的名词与说法。她的政治是给军事擦屁股用的。”老舍对日本文化的批判，是非常时期的产物，在日本凌辱中国、中国民众同仇敌忾的特殊环境里，显得犀利而有力，但终究是一幅扭曲的漫画。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一统于阶级论，日本人民与日本统治者，被作以泾渭分明的区别，前者进步，后者反动；前者爱好和平，后者穷兵黩武。作为外交斗争策略，这种做法无疑很高明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功，然而，日本的庐山真面目却离我们越来越远。新一代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受两种截然不同的日本想像支配，一种是鬼畜化的战争恶魔，猪头小队长、毛驴大队长、猫眼司令之类，另一种却是热爱艺术、温文有礼的和平天使，却没有机会弄清这个悖论。直到改革开放时代到来，这种局面才开始打破，中国人开始了解真实的日本。这二十年，中日两国之间各方面的交流可谓兴旺，据统计，中国留日的人数超过十万人，日本的电器产品、电影卡通之类在中国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然而，历史的惯性并没有因此而消失，中国对日本的认识到底取得了什么实质性的进步？我不敢说。事实上，中国人与日本人心理上的距离，并没有因来往的增加而缩短，事实毋宁说刚好相反。历史的记忆，现实的冲突，一直在妨碍两国之间真正的交流，中国人对日本的轻视与误读一如既往。
尽管时光已转到二十一世纪，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当年黄遵宪出版《日本国志》时的那种历史的沉重感。其实，中国并不是没有精通日本的大家，他们的见识毫不逊色于西方的日本通。然而在很长的时间里，他们的研究不为国人所知，一直封存在历史的尘土里。上世纪九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竟使中国学界大开眼界，奉若至宝。其实，《菊与刀》的作者没有到过日本，日语一窍不通，对日本的事情相当隔模，其凭严密的逻辑推理拐弯抹角得出的日本文化二重性的结论，周作人早在七十年前已经点破。在《日本管窥之四》里周作人这样写道：“近几年来我心中老是怀着一个大的疑猜，即是关于日本民族的矛盾现象的，至今还不能得到解答。日本人最爱美，这在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为什么在对中国的行动显得那么不怕丑。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艺美术都可作证，行动上却又那么拙，日本人喜洁净，到处澡堂为别国所无，但行动上又那么脏，有时候卑劣得叫人恶心。这真是天下的大奇事，差不多可以说是奇迹。”周作人从日本特有的宗教——神道，找到了答案。他发现，日本的神对日本民众具有绝对的控制力，以“神凭”或者“神人和融”方式体现，可以有极大的破坏性，周作人进而指出：“日本的上层思想界容纳有中国的儒家与印度的佛教，近来又加上西洋的哲学科学，然其民族的根本信仰还是似从南洋来的道教，他一直支配着国民的思想感情，少数的贤哲有时能够脱离，或把他醇化些，可是不能动得他分毫，得到有事时主动的仍是那些神凭的英雄，演出来的便是那一套把戏。”这是周作人经过长期思索、包括误读日本之后得出的结论，因此格外有说服力，对于我们认识日本军国主义与右翼政治的民众心理基础，极有启发意义。可惜此文当时未能面世，因为不久就爆发“七七事变”，周作人沦为汉奸，直到二十四年以后由友人曹聚仁带到香港编进周作人的书里出版，可以说没有产生任何社会影响。
近代中国有两个大日本通，一个是戴季陶，另一个就是周作人。相比之下，政治家的戴季陶比书生的周作人看日本更老到、更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