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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绿色之候鸟》等四篇小说都在此之前就已经发表，因此，从作品问世的时间上说，“就‘大陆人在台湾’这一主题而言，陈映真无疑是一个开拓者，我们甚至可以怀疑白先勇可能受到陈映真的影响。”吕正惠：《从山村小镇到华盛顿大楼》。《文星》，1987年4月1日，106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187页。
第二，作家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去认识、分析、处理“大陆人在台湾”的题材。
陈映真对“大陆人在台湾”这一特指的问题，对它产生的历史背景、历史条件以及当时当地的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的政治、经济形势，作了历史主义的分析。他认识到：“新的和旧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凌，数百年来，在中国发生了长远而复杂的影响。作为东南中国门户的台湾省，更是尖锐地经历了东洋和西洋殖民体制的毒害。她历经殖民主义的局部的或全面的、暂时或长期的霸占，使她常常在历史上因而和中国隔绝了。而其中尤以日本人五十年的殖民统治最为长久。在这长时期的霸占中，日本在台湾进行了为使台湾纳入日本帝国主义经济的市场圈所必要的改造，使她早早脱离了当时前、近代的中国社会。在这个背景下，1945年的光复、1949年国民政府的播迁来台，使海峡两岸的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在台湾发生了广泛的接触。”陈映真：《试论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第10页。他也特别注意到，这种社会的剧烈变动又“怎样地影响着游寄台湾的大陆人。”于是，陈映真写了大陆人“有牵萦不断的过去的记忆”同①，第11页。。在那个遥远阻绝的故乡，他们有过恋人，有过妻子；有日夜思念的亲人故旧；有故土的山山水水；有过动乱的、流亡的、苦难的经历，以及现在的种种困境。写在《将军族》里的三角脸就是这样的一个在台湾的大陆人：
他正苦于怀乡，说什么“家里的”故事呢？
“讲一个故事。讲一个猴子的故事。”他说，叹息着。
他于是想起了一个故事。那是写在一本日本的小画册上的故事。在沦陷给日本的东北，他的姊姊曾说给他听过。他只看着五彩的小插画。一个猴子被卖给马戏团，备尝辛酸，历经苦楚。有一个月圆的夜，猴子想起了森林里的老家，想起了爸爸、妈妈、哥哥、姊姊……陈映真：《将军族》。《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138—139页。
“像我罢，连家都没有呢。”同③，第141页。
“呵。”他说：“很夜了，少胡思乱想。我何尝不想家吗？”同③。
“要是那时我走了之后，老婆有了女儿，大约也就是你这个年纪罢。”同③，第143页。
伊望着他，笑着。他没有看见这样的笑，怕不有十数年了。那年打完仗回到家，他的母亲便曾类似这样笑过。陈映真：《将军族》。《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148页。
如今，经历过东北沦陷、国内战乱之苦，三角脸流落到台湾，作为一位退役的老兵，他仍然在到处流浪。
这样看来，陈映真写在《文书》里的安某，写在《第一件差事》里的胡心保和这个《将军族》里的三角脸的境遇，在本质上也是小异大同的。
从作品看，就“大陆人在台湾”这个历史现象，陈映真还特别认识到：“1949年之前的前？近代的中国同在日本帝国主义一定的殖民政策下资本主义化、近代化了的台湾省的接触，在大陆人和本省人之间产生了一些难题。在本省人方面，由于长时期受到东方/西方、新/旧帝国主义的阻隔，不能够正确地认识到从前。近代跃向现代国家、从近代史向着现代史发展而来的阵痛所必有的混乱、落后和苦难所掩蔽的中国的真正的面貌，从而他们的小市民的单纯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便在中国走向国家独立、民族自由的地动天摇的过程中幻灭了、挫折了。这种在中国近代/现代史的历史急流中迷失了自己原有的位置和方向的结果，便在部分人心中产生了所谓中国历史的孤儿、弃儿和受害者的意识，因而走向分离主义道路。在大陆人方面，则因某些人承继了前近代的大华夏主义的恶遗留，也助长了分离主义的成长。”陈映真：《试论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第11页。基于这样的认识，陈映真在处理大陆人和台湾本省人的人与人之间关系时，“是将他们置于一个从来不认识大陆人、本省人的社会规律下，以社会人而不是畛域人的意义开展着繁复的生之戏剧的”陈映真：《试论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第11页。。所以，“《将军族》中的三角脸和小瘦丫头儿，便是因为同是社会中沦落的人而互相完全的拥抱着”同①，第11—12页。。作为同一个社会中的社会人，三角脸和小瘦丫头儿之间，彼此的人格是独立的，彼此又是平等的。在小说里，陈映真突出表现了他们的社会性，而不是着眼他们出生、生活过的乡土的地域性。这一切都是为了消除已有的隔阂，“使分离或有相分离的危机的中国人重新和睦，为中国的再生和复兴而共同努力”同①，第12页。。三角脸和小瘦丫头儿的友爱互助关系，恰恰就体现了陈映真的这一美好理想。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这一点，吕正惠有他自己的看法。吕正惠认为，《将军族》“还算是成功的小说”吕正惠：《从山村小镇到华盛顿大楼》。《文星》，1987年4月1日，第106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189页。，是“因为它表达了两个‘沦落者’的‘相濡以沫’的命运”同④。。不过，他又以为，这篇小说没能圆满地提出和表现省籍问题。他就此提出了质疑说：“这样的‘沦落者’并不一定需要一个外省人与一个本省人。也就是说，小说只表现了两个人物的‘沦落’，而并没有反映出一个人物的‘外省人’特质和另一个人物的‘本省人’特质。所以，就省籍问题而言，这篇小说并没有‘说’出什么来。”同④。其实，在我看来，吕正惠提出质疑的地方，正是陈映真所要突出表现的意思。事实上，在《将军族》里，陈映真是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个样板式的理想的。陈映真的理想就是，在台湾生活的中国人，包括大陆人和台湾人，彼此的关系应该像三角脸和小瘦丫头儿的关系一样。看起来，小说通篇没有一个省籍的字眼，但是，此时无声胜有声，陈映真把自己的理想寄寓在艺术形象之中，让读者在被艺术感染的同时感受到思想的震撼。用心不算不良苦。
第三，陈映真开始运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去表现劳动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痛苦与不幸，以及他们的真善美的精神面貌。
我们看几个片断：
“三角脸，你事情见得多。”伊停了一下，说，“可是你是断断不知道：一个人被卖出去，是什么滋味。”
…………
“就好像我们乡下的猪、牛那样的被卖掉了。两万五，卖给他两年。”伊说。
…………
“带走的那一天，我一滴眼泪也没有。我娘躲在房里哭，哭得好响，故意让我听到。我就是一滴眼泪也没有。哼！”陈映真：《将军族》。《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142页。
“买了我的人把我带到花莲，”伊说，吐着嘴唇上的烟丝。伊接着说：“我说：我卖笑不卖身。他说不行。我便逃了。”同①，第145页。
该怪她母亲吗？其实，小瘦丫头儿心里明白，她早早收到家里的信，说为了她的逃走，家里要卖掉那么几小块田赔偿。“田不卖，已经活不好了；田卖了，更活不好。卖不到我，妹妹就完了。”同①，第146页。当她拿着三角脸给她的三万元回家，小瘦丫头儿竟然又陷进了火坑：
……伊接着说：
“我拿了你的钱回家，不料并不能息事。他们又带我到花莲。他们带我去见一个大胖子。大胖子用很尖细的嗓子问我的话。我一听他的口音同你一样，就很高兴。我对他说：“我卖笑，不卖身。”
“大胖子吃吃地笑了。不久他们弄瞎了我的左眼。”
他抢去伊的太阳眼镜，看见伊的左眼睑收缩地闭着。伊伸手要回眼镜，四平八稳地又戴了上去。……陈映真：《将军族》。《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150—151页。
在这里，陈映真怀着深厚的阶级兄弟般的情义，从阶级剥削和压迫切入，深刻地揭示了农民兄弟姐妹们的不幸和痛苦。更为重要的是，他写出了，三角脸和那个尖细嗓子的大胖子，是同一口音同一地方的人，对小瘦丫头儿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其原因，自然是阶级地位的不同，而决不是什么省籍的问题。
应该说，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看重的是要维护人权，张扬的是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友爱的互助的关系。讲求的是信、爱和相互之间的帮助。陈映真笔下的小瘦丫头儿，两次被卖，都表示她卖笑不卖身，她是在坚决维护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和权利。两次逃出，她是在表明自己勇敢地反叛压迫者的统治。她又是一个笃讲信用的人。为了兑现那谁借给我钱，我就做谁老婆的诺言，她到处寻找三角脸，终于在五年后见到了他。而三角脸呢？“那一晚，他始终不能成眠。第二天的深夜，他潜入伊的房间，在伊的枕头边留下三万元的存折，悄悄地离队出走了。一路上，他明明知道决不是心疼着那退伍金的，却不知道为什么止不住地流着眼泪。”同①，第147页。他当然是在心疼小瘦丫头儿。他舍不得离开她，但他又必须这样无条件地帮助她。陈映真这样写，是在着力表现劳动人民这金子般闪光的言行。这说明，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发生剧变之后的进步。这使我想起了鲁迅早年写的《一件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