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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直接申诉于时代。而我也理解到：在那一刹那，他的声音，已经超出了私人的情谊。”陈映真：《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陈映真作品集》第10卷，第29页。
《一个作家的迷失与成长》以文学批评家纽曼（John Henry Newman）的“文学是思想的表现”为立论，依据陈映真的作品来论辩陈映真的思想。文章的结论是：
一、“陈君早期作品中的人物，多是一些贫苦的、虚无的、充满浪漫气质的青年，他们一方面被思春期的苦恼所困扰，一方面则怀抱着美丽的梦想，而康雄一群人便是最好的代表”。“这种梦想虽然非常生动，但是等它被现实粉碎了，这些人物也随之而颓废了”。“在每一时代里都有类似康雄一伙人这样的青年，他们满带着虚无的、浪漫的气质，不满意于某些现状。陈君也是一个这样的人物。而他的愤怒、不安，也就是青年人成长期中必然的现象了。”“像这样的年轻人，对于他的环境必然有着特别的敏感。陈君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笔下的吴锦翔就是这样一个对祖国热望着、而又被那战乱的情况弄得混乱的本省青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青年时代前一阶段的陈君的面影，可以看到一个富于理想的穷苦青年，在现实中所表现的情绪上的反抗；一个热爱祖国的台湾青年，在中国混乱中的迷失，一个充满浪漫气质的思春期的少年，为何趋向反抗型的虚无精神和梦幻式的安那琪道路。这种对现实的了解，如果说是建基于‘思想上的认知’，不如说是建基于‘情绪的反应’；因此他所流露的意识是属于美学的病弱的自白，而非政治或社会的主张。所以，我们可以说：陈君前一阶段的作品是属于富于浪漫气质的现代主义的。”尉天骢：《一个作家的迷失与成长》。《陈映真作品集》第14卷，第1—5页。
二、“由于年岁的增长，由于对于现实的体认，后一阶段的陈君变了，首先他批评了自己的过去，对那种颓废的、病弱的现代主义提出了批评。”“这样，他不仅不满于自己过去的苍白、悲愤和颓废，而且对于自己过去种种‘对现实的偏执’也大为不满”。因此，“他认为我们必须扬弃颓废的现代主义，而将文学艺术建基于‘人道主义’的‘伦理的’基础上，这样才能使我们不会步上西方的危机”尉天骢：《一个作家的迷失与成长》。《陈映真作品集》第14卷，第5—8页。。
三、“他对中国的文学前途充满了信心”，他主张“伟大的文学和艺术还必须建基在自己的国土上才能开花结果”。“由于他了解到‘国家’的重要性，所以他反对世界主义，主张民族主义”，“这样他就必然地要反对曾经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复活，也必然要反对逻辑实证论者了”。“这样他就由以往的否定中肯定了中国的价值和方向，也由此而肯定了以往所否定的四周环境，肯定了执政党所领导的政策”同①，第11—12页。。
由此可见，剥去文章中的政治性的辩辞，这是一篇相当完整的文学评论。这篇文章的意义就在于，它是陈映真作品研究的奠基之作，它第一次提出了陈映真的文学创作是从现代主义走向现实主义的，尽管文学界对这个问题还有严重分歧，但它仍是非常难得的一家之言，值得进一步探讨。
说到朋友们出版了陈映真的第一本作品集，那是刘绍铭的义举。也因为有了这样的义举，陈映真的作品才开始传播到香港、大陆以及海外华人世界。
远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刘绍铭，那时并不认识陈映真，然而他却在1972年搜集了陈映真的十八篇小说，三篇评论，汇集成《陈映真选集》，编辑为《小草丛刊之七》，在香港小草出版社出版。书前，刘绍铭还写有长序一篇。这篇序文后来又在同年9月的《中外文学》1卷4期上刊载，题目是《爱情的故事——论陈映真的短篇小说》。
出版的消息，是陈映真从四弟的一封隐讳不明的信里猜读出来的，等到四弟来探望陈映真的时候，四弟不好说，他也不能问，陈映真还是大体知道了他的作品选集在香港出版了。
刘绍铭确认，“陈映真是个真情流露的作家。惟其下笔时热情拥抱多于冷酷分析，因此他小说中不少人物，在我们这种自认精神状态正常的人看来，是患了精神病的，说着疯疯癫癫的话。陈映真是个充满了爱心的作家。这一点，他的第一篇小说就隐隐约约地流露了出来”刘绍铭：《爱情的故事》。《陈映真作品集》第14卷，第14页。。而“最能反映出作家爱心的，有《将军族》、《一绿色之候鸟》和《六月里的玫瑰花》”同①，第16页。。同样，和尉天骢一样，刘绍铭也认为，“在理智上，后期的陈映真可说是完全否定了他早期创造的‘康雄’式的人物。他认识到他们的病态与不足”同①，第26—27页。。他认为，他在选集中所选的三篇重要文章，即《现代主义的再开发》、《流放者之歌》、《最牢固的磐石》，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刘绍铭特别向读者介绍了这三篇文章。他引用《现代主义的再开发》一文的见解说：“在第一篇文章里，他肯定了文学家的责任。他说：‘一个思想家，不一定是个文艺家。然而，一个文艺家，尤其是伟大的文艺家，一定是个思想家。而且，千万注意：这思想，一定不是那种飞马行天不知所止的玄学，而是具有人的体温的，对于人生、社会抱着一定的爱情、忧愁、愤怒、同情等等的人的思考。一个艺术家首先是一个温暖的人，是一个充满了人味的思索者，然后他才可能是一个拥抱一切人的良善与罪恶的文艺家。”刘绍铭指出，这“最后一句话深具启发性，康雄和吴锦翔之所以绝望到自杀，乃因为他们只能‘拥抱’良善，忍受不了罪恶以及一切人的弱点。他们太娇嫩了。”同①，第27页。
我想，陈映真在这里说的“拥抱”罪恶，并不是指“忍受”罪恶，而是指要经得起罪恶的磨炼，面对罪恶，要有战胜它的信念。
刘绍铭继续摘引《流放者之歌》的一段原文说：“在第二篇文章里，陈映真论及流放生活对作家的意义。因为虚无思想实在是一个流放心态的表现，所以他的话也就等于一种自我检讨。”那原文是：
於女士本身显示了：在美国流放的中国作家们，是怎样地憎恶流放生活，而又不得不喜欢那儿的物质生活，继续流放着，唱着流放者的悲歌。他们令我们想起古代布列颠民族的流浪诗人们的忧悒的歌声。就普遍地感到无所归着、无根连的意识这一点看，国内外作家在某一个意义上，都是这种流放的歌人。因此，从整个中华民族的观点去了解中国文学和中国文艺作家的命运，不仅对于流放的中国作家，就是对于国内的文艺作家们，也一样是当前最切要的课题。倘若不去痛苦地、认真地思考流放的本质，这样一味流放下去，则即便有什么样的写实主义观点，怎么样地有一种“迷失”的集体意识，则将因为远离了中国民族的脉动，他们的声音是终于要成为一场不必要的梦呓而已罢。刘绍铭：《爱情的故事》。《陈映真作品集》第14卷，第27—28页。
刘绍铭还摘引《最牢固的磐石》的一段原文说：“在第三篇文章里，作者谈及真理的伦理条件之重要。”那原文是：
这样，在所谓理想主义的欺罔中，便当了一个立场的问题。只有同财主的父亲作了坚决的诀别的儿子，才能明白整个真理。至此，真理便有了伦理的条件；真理只对于那些站在正确立场——正义立场的人说话，就如真理只面对起而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中国人，却背向日本军国主义收夺者一样。真理本身或者并没有伦理的因素吧。但了解和掌握真理，却有了明白的伦理条件。是的，真理的伦理条件，这便是理想主义得胜的最牢固的磐石。刘绍铭：《爱情的故事》。《陈映真作品集》第14卷，第28页。
刘绍铭的结论是：从以上所引三段文章看，可知，陈映真在思想上，经过八年的迷失与流放后，“终于找到了他的磐石”同①。。
这篇长序是陈映真作品研究的另一篇奠基之作，后来的研究者不论观点如何，要全面研究陈映真作品，都会首先学习尉天骢的《一个作家的迷失和成长》和刘绍铭的这篇序文，这是不言而喻的。至于刘绍铭编集的《陈映真选集》出版的意义，不仅使陈映真的作品开始广为传播，而且也使陈映真“从一个文学青年变成一个年轻的小说家”陈映真：《一本小书的沧桑》。《陈映真文集？杂文卷》，第557页。，确立了陈映真在文坛上的地位。另外，在当时，作为政治犯、小说家身份的陈映真，被逮捕监禁的消息由此而得以公布于世界，无疑，对国民党政权也“形成一定的文化压力”同③，第558页。。
后来，1996年11月，陈映真深情地写了《一本小书的沧桑》，记录了这本《陈映真选集》的政治磨难。原来，1979年10月，陈映真又被台湾当局的安全机关逮捕。这本选集连同大量书籍文件被搜查拿走。人虽然是三十六小时“交保候传”回了家，被搜查的书刊，却要等到两三年之后才发还。这被扣押的书籍中，就有这本选集。陈映真现在保存的《陈映真选集》封面上有标签“A043”，就是侦警当时为了分类、保存贴上去的。扉页上有陈映真签的草书“陈”字。那是在侦讯室里，情报人员非要陈映真逐书逐刊签下的字，以证明这些报刊确属陈映真所有，不是他们任意栽赃。至于为什么他们把一本作品选集郑重其事地要当做犯罪证据去处理，直到今天，陈映真仍不能得其解。“在历史成为令人厌烦的唠叨的时代，这些往事，于今人怕连鸡毛蒜皮都不是了。”陈映真：《一本小书的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