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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这位跨国企业的开明路线代表人物艾森斯坦强调的是，跨国企业角色的转换，从压迫者、掠夺者变成朋友、协助者，其目的仍然是重新获取“致富于生命和创意的远景”，说直白一点，仍然是“掠夺”，只不过是一种随着时代发展而不得不百般乔装打扮的甜美式的掠夺——追逐利润。
第二，改革工会是自上而下进行的，是由新上任的台湾公司总经理艾森斯坦下令并通过助手张维杰去做的。
当时，中坜工人已经有一个工会，是由台湾公司另一位高层管理领导成员、中国人“宋老板”所把持的。这位“宋老板”很有来头，他和美国总公司的第一把手麦伯里有着很久很深很密切的私人关系。艾森斯坦不顾这一切，认为原有工会的弊端是，“女工占全生产部门总人数的五分之四，却没有一个女工推选为工会干部”陈映真：《云》。《陈映真作品集》第4卷，第35页。是不民主的。艾森斯坦不要一个橡皮图章似的工会，“那样的工会，对公司是方便得多、言听计从的”，可是“这种工会的代价，是怨恨、不忠、生产效率低下”同①。。于是，他下达了命令：重组工会，建立“一个真正属于工人的工会”，“第一个开明工会”同①，第7页。。
这样，在公司上层就出现了两条组建工会的路线，一条是“宋老板”坚持的原有的工会路线，由男性工人掌权，对公司言听计从，一条是艾森斯坦提出的开明路线。尽管艾森斯坦的态度是坚决的，尽管张维杰的工作是有成效的，尽管在动员起来的女工面前，原有工会抵制、破坏的计谋，一一破产，但是在最后关头——选举新工会的前一天，麦伯里从美国发来了停止选举的急电，理由是：“对于企业经营者来说，企业的安全和利益，重于人权上的考虑。”同①，第88页。麦伯里确认，台湾公司原有的管理秩序与人员，原有工会的成员与体制，已经稳定地保证了企业的利润，否则由工会改组而引发的不稳定局面，必将有损于企业的收入。而对这一点，艾森斯坦也是首肯的。
既然艾森斯坦的《跨国性的自由论》最终目的是利润，当利润与人权发生矛盾的时候，牺牲人权以获得利润，对他们来说，当然是天经地义的事了。这再一次说明，艾森斯坦理论的虚伪性，艾森斯坦的开明路线与“宋老板”的保守路线，其本质是一样的，只是为获取利润所采取的手段不同而已。
第三，艾森斯坦下令组建的工会，从筹建的第一天，就预示着它没有独立性。
中坜工厂的工人们，特别是广大的女工们，完全按照艾森斯坦的思路去重组工会。开始，有人漠不关心，有人持怀疑态度；不久，相当多的人关心起来，其中有的人抱着试试的态度；进而，广大的女工进入了亢奋状态，把维护自己的权益完全寄托在这场工会改革的斗争上；最后，严酷的现实击碎了她们的梦想，甚至许多工会改革中的积极分子，都被变相地逼出工厂。从工会的性质来考查，这场工会改革的失败，是因为“下令”组建的工会并没有鲜明的阶级性、独立性和自主性，它只是资本主义企业的一个工具而已。资本家们用得着的时候，就高喊，要建立一个属于工人自己的工会，用不着时，就无情地丢弃它。
看来，揭露跨国企业组建工会的真正意图是创作《云》的重要旨意，在现代工会运动中，这篇作品无疑具有一种启蒙的意义。
（三）
《云》用张维杰和小文两个人的视点，交错地、互补地又是融为一体地描述了改革工会事件的全过程。在描述中，为我们塑造了三个不同的人物形象：张维杰、小文和何春燕。
张维杰，陈映真突出了他的两个特点。
首先，陈映真着重地描述了他曾经拥有一个朴素的、为别人苦乐、为别人轻重而生活的人生观。上师大前，在大武乡教小学的时候，他自愿接下“看牛班”，曾经多次为学生垫钱买练习本。他曾经深情对学生说：“不要认为学校不要你们，社会不要你们，父母不关心你们”，“至少至少，老师要你们……一毕业，你们就要去面对充满了各种风浪的社会。所以你们要好好地学。多学一分，多一分保护自己的力量……”陈映真：《云》。《陈映真作品集》第4卷，第25页。说得他自己滚烫的眼泪激动地流洒了一脸，几十张小脸，红着几十双眼眶，也动情地让眼泪流满脸颊。师大毕业以后，他到一个矿区教国中。在一个学生的作文里，知道这学生有一个善于绘画的哑巴妹妹。第二天，他陪着这学生走了一段长长的山路，去看那年幼的哑女的画。然后他费尽了唇舌，说服那尴尬的父母，由他把女孩子带到台北上盲哑学校。
后来，他进了麦迪逊台湾公司，当一名厂长文书助理，薪水比教员要多五分之二，以便缴清父亲购房的尾款。
在一次协助厂长向总经理艾森斯坦汇报的会上，张维杰获得了总经理的赏识，不久，就被调任为台湾公司的行政主任，开始在华盛顿五楼一间独立的办公室上班。也就是从这里开始，陈映真细致地描述了张维杰是如何开始异化的。
这种异化，表现在：
人生观，从为人苦乐、为别人轻重而生活，变化为感恩戴德，为报答艾森斯坦的知遇之恩而工作。“张维杰终于从零乱的、经常飘着高压电机房里发散出来的淡淡的臭味的中坜工厂，调升到华盛顿大楼总办公室。他有了自己的房间，地上铺着地毡，夏天输送冷气，冬天飘着暖气，长而宽大的桌子，黑色假皮高背椅子。桌子上一块桧木三角牌，镶着两排铜质的英文字：ADMINISTRATION
MANAGER，VICTOR CHANG——行政主任。张维杰。”同①，第30页。他受宠若惊，他这样一个乡下孩子，一个偏僻的国中教员，命运竟让他进入到华盛顿大楼的五层，而且有独立的讲究的办公室，他不能不由衷地献出了他的忠诚。特别是，当艾森斯坦悄悄地告诉了张维杰一些公司的内幕时，如美国总公司麦伯里和“宋老板”的私人关系等，张维杰觉得他的心更贴近艾森斯坦了。在动员女工参加投票时，他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为了艾森斯坦先生，请大家一定要努力，把新工会组织起来。”陈映真：《云》。《陈映真作品集》第4卷，第70页。看来，这是他异化后的肺腑之言。
人生观的变化，引发了他的世界观的转变。最初的几个星期中，艾森斯坦交给张维杰一些职业训练的英文材料，特别让他认真阅读艾森斯坦自己写的《跨国性的自由论》，定期在下班后的时间，在总经理办公室讨论。自此以后，他囫囵吞枣地盲目地全盘接受了《跨国性自由论》的思想观点。“张维杰仿佛重新体验了一场生与死，以致对于生命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一样”同①，第34页。，对艾森斯坦的尊敬和忠诚，从个人的报恩思想进入到对艾森斯坦所主张的资本主义法则的忠诚，张维杰说：“美国实在是个伟大进步的国家。”同①，第53页。他深深地感到，“在观念上落后了很多”同③。。于是，在中坜工厂，他全心全意地推行了艾森斯坦那一套政策和措施。
工会改革失败，面对艾森斯坦首肯麦伯里的说法——“企业的安全和利益，重于人权上的考虑”，张维杰愤然之余，开始识破了《跨国性的自由论》的虚伪性。但是，资本主义观念对他的人生影响之深，他还没有觉悟到。直到离开麦迪逊公司两年后，读到小文的日记时，他才被震撼了！他最痛心的是，他从小文写的那篇稿子《二哥》发觉，当时是他向小文组的稿，小文写得如此动人，理应鼓励一下，没有时间当面交谈，也应该写封信吧，但是，“——那时候，写一封热心鼓励的心情——一个乡村的国小老师的心情，早已萎缩了吧。代之而起的，是一股子自以为非常重要的工作责任。”陈映真：《云》。《陈映真作品集》第4卷，第35页。确实，关心他人的爱心“早已萎缩”，他的思想感情已开始发生变化，灵魂深处只有“自己”，只有“追逐利润”，忘记了旧时的朋友们，更忘记关怀现在帮助他工作的秘书朱丽娟。这两年来，他只是把朱丽娟“当做效率很高的打字、打杂的机器”同①，第91页。，如今，在读过小文这三本日记之后，“却无端地听见他那原已仿佛枯萎了的心的孱弱的呻吟了”同①，第89页。。终于，张维杰开始觉醒了。
在陈映真的笔下，小文，这位青年女工，有着一种朴实、纯真的少女美。即使她把笑意紧紧地含在密闭的嘴上，在她圆圆的双颊上，依然浮现出浅浅的酒窝，使她的笑靥，仿佛清晨初绽的茶花，清新、怡人。特别是她的家庭给了她一颗爱心，培育了她善良的人品。
小文的家在台湾西南部的农村。父亲是个慈爱、勤劳的退伍士官。二十多年前，小文的父亲从空军退下来，同带着两个男孩和老婆婆的小文的妈妈结了婚。出身于大陆佃农的父亲，付出他全部的心力，去爱那几分田地、那个家，建设了一个勤勉、相依、相爱的家。小文的二哥，曾因母亲的再嫁想不通，与继父闹别扭，后又离家外出上学，在人生的道路上走过一段弯路，终因继父和母亲的爱把他拉回到正道，很不幸，又撞车身亡。每年除夕，在年夜饭的桌子上，小文的父母还为小文的二哥，摆上一双筷子，放着菜饭。这样的家庭给了小文很好的待人处世的教育。
进了工厂，踏入了社会，小文从一个稚嫩没有社会经验的女孩，逐步地成长起来了。在何大姐何春燕等工友的帮助下，她在人品善良的基础上，确立了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在日记里，小文写道：“我知道了在芸芸众多的工人间，有何大姐和阿钦这样，以木讷的正直和并不喧嚷的正义及勇气，自己吃亏，受辱，却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