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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了。同①，第65页。
显然，蔡千惠并不是认为，当年被煤车压弯腰的人，不应当享受温饱、舒适的生活，而是她在自责：七八年来，自己因物质生活的巨大改善，却忘记了“为他人而活”的生活准则，而且没有把先烈的革命精神传承给李国木。这样的反省自责表现了她严于律己的品质，但是，以此而否定了自己一生的奉献，也是言过其实的。在这里，作家这样写，是要借蔡千惠的口，尖锐地提出：在台湾，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有了显著提高，但具有革命精神的人，却不知不觉地物质化了，异化了。
促使蔡千惠有一种“油尽灯灭”的感觉，还有另一个原因，信里还有这样一段话：
近年来，我戴着老花镜，读着中国大陆的一些变化，不时有女人家的疑惑和担心。不为别的，我只关心：如果大陆的革命堕落了，国坤大哥的赴死，和您的长久的囚锢，会不会终于成为比死、比半生囚禁更为残酷的徒然……陈映真：《山路》。《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64页。
祖国大陆是蔡千惠向往的革命圣地，是她梦中旗帜飘扬的地方，然而大陆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的严重负面影响，让她焦虑了，让她揪心了，一旦革命圣地堕落了，岂不比个人的死还残酷？李国坤的赴死，黄贞柏半生坐牢，她自己三十多年的艰辛，岂不失去了价值？
无疑，蔡千惠的忧虑、困惑、痛苦，以至于绝望，正反映了陈映真的忧虑、困惑、痛苦和迷茫。当时的陈映真也陷入了这种难以自拔的颓然心态之中。路在哪里，他觉得茫然……在不知如何是好的情形下，作家只能让蔡千惠死去，求得自己精神上的解脱。由此看来，蔡千惠的死和《我的弟弟康雄》里的康雄的死，是有质的区别的。一个是为民族的命运焦虑而死，一个则是找不着个人的前途而自杀。
就这样，透过《山路》，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作家深广的“入世”胸怀。他为他的故乡台湾人在异化，青年一代在异化而深感不安和忧虑；他也在为他的祖国大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情景和黯淡前景而深感不安和忧虑。陈映真说过，他总是把文字看成对生命和灵魂的思索与呐喊，于是，他就把他当时对生命和灵魂的思索，流向了笔尖，化成了《山路》。
人的生命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体。肉体的，属于物质生命的部分；意识的，属于精神生命的部分。具有极强历史使命感的陈映真，其忧患意识已经是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面对社会的现实，他的思索以及在思索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情绪变化，必然形成一股感情的冲力，激动着作家自己，也激动着读者。而这，正是情理交融所产生的一种审美艺术效果。
当然，作家和作品中的人物不能画等号。在《山路》里，尽管陈映真把他的困惑和茫然都倾注在蔡千惠身上了，但是，陈映真生命的底层意识里，还有一种“韧”性，还拥有一个希望。这使我再一次想起了鲁迅的名篇《过客》。尽管目的地不清楚，尽管路在哪里不知道，“他”还是一直要走下去，不停顿地走下去。陈映真相信，曾经为了“人应有活法而斗争”陈映真：《山路》。《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65页。的黄贞柏，出狱只是另一场艰难斗争的开始，面对“家畜化”了的世界，黄贞柏将“硬朗”地战斗下去。这，正是《山路》的亮色，也是小说所蕴含的最深层面上的含义。
（四）
《山路》发表后，反响相当强烈。
其中，有两种看法，值得重视。
一种看法，是吕正惠的《历史的梦魇——试论陈映真的政治小说》一文提出来的，认为《山路》的艺术处理，“基本上不能算是成功之作”。吕正惠认为：“《山路》的成功在于情节上的大架构，和最后那一封充满抒情风格的长信（从这里可以看出陈映真抒情才华的极致）。但除了那一封信，占小说绝大部分的前半，不论是描写现况，还是李国木的回忆过去，文字都过分僵硬、造作、缺少真实感。由于这种细节处理的失败，《山路》基本上不能算是成功之作。”吕正惠：《历史的梦魇——试论陈映真的政治小说》。《台北评论》，1987年9月，1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217页。
这话不全对。
我们看《山路》的艺术造诣，关键是要看，《山路》是不是具有思想上的震撼力和艺术上的感染力。我觉得，要论思想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山路》是值得称赞的。上面，我刚刚已经详细地作了论说，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另一种看法，是钱江潮的文章《〈山路〉读后随想》说出来的。当年的钱江潮认为；《山路》的思想倾向，不是反政府的小说，而是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作品。钱江潮的文章发表在1984年3月的《中华杂志》248期上。文章说：
有人说，陈映真的《山路》，是一篇反政府的小说。我特地买来一本去年八月号的《文季》，试读这篇《山路》，看不出该文与反政府有何关系，倒觉得是一篇最成功的、写实的、并对共产运动有深刻反省的作品。其成就超过了二、三十年前姜贵的小说《旋风》。钱江潮：《〈山路〉读后随想》。《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41页。
我不知道在讨论思想问题，具有反对共产运动意识的小说中，还有哪些比陈映真的《山路》更有深度，更令人读了能为中国的这个时代大悲剧而掩卷叹喟，进而深思的？！同①，第43页。
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
《山路》是一篇反对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小说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大家知道，20世纪50年代所谓“肃清”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是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为首的台湾国民党当局。直到1983年《山路》发表的时候，台湾当局对此并没有反省、自责，没有做出任何有关改正的措施。《山路》，还有《铃珰花》的发表，谴责了那场“大肃杀”，其矛头，确实指向了台湾国民党当局。事实上，这两篇小说在台湾文坛上，在台湾知识界所引发的冲击力，确实对当时声势浩大的党外反对运动有一定的影响，并且很快就形成一种势不可挡的民众力量，迫使当时的蒋经国在1987年下令解除了“戒严”。
当然，当台湾国民党当局采取措施，加以改正他们的“肃清”政策时，陈映真也是给予积极的评价的。1988年1月15日，在《悼念的方法》一文里，陈映真就说：“两年前，从解除戒严开始，政府展开了一系列几乎令人无法置信的开放和民主改革的政策。两年来，我对台湾政治和社会空前的变化，目不暇给。但我总是感觉到，或者在幻象中，仿佛看到一个孤单、意志坚强、和自己的病身、和历史、和日益绌短的时间奋力挣扎着，去实现民主改革，再造中华的、他少年时代的理想和志业的老人。”陈映真：《悼念的方法》。《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88年1月15日。又，《陈映真作品集》第8卷，第258页。他还说：“解严以后，台湾激越地、亢奋地，在无数试行错误中学习民主生活。蒋经国先生的党、政府，甚至他个人和家族，受到民主政治中应为平常的攻讦。但细心的人们，都会觉到，在四十年绝对主义和权威主义政治传统和气候之下，蒋经国先生，以令人诧异的宏大，豁然处之。在亚细亚专制主义传统中，现代资本主义和市民阶级的民主主义的发展，如果没有蒋经国先生的恢豁，民主运动，怕还要遭受更其苛烈的挫折，才能诞生和成长吧。”同①，又，第259页。从这个意义上看，《山路》的“反政府”倾向，是应该获得积极的评价的。
至于《山路》是不是一部“反对共产运动意识的小说”，我的回答又是否定的。
钱江潮提到的姜贵的小说《旋风》，是一部公认的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作品。
出生在1908年的姜贵，从大陆到台湾后，1952年写成《旋风》，但无人出版，到1957年才自费刊出五百本在台湾流行。《旋风》所写，先是早年中国共产党在山东T城（济南）的活动，后是方镇中方家各房的盛衰故事。夏志清写《中国现代小说史》高度评价姜贵的《旋风》是“卓然而立，以综错复杂的中国生活（里面恐怖腐败，兼而有之）做背景，从五四时期开始到抗战初期止，对共产党在中国窜起之来龙去脉，有非常扣人心弦的交代”。读这部《旋风》，可以看到，表面上看，它在写道德混乱状态，实际上却是，方家人的“毫不经心地自毁前途，正好与共产党有计划地制造社会暴动，成一讽刺性的比对。”该书“以《旋风》题名，显有乐观色彩：共产主义将会像旋风一样，来势汹汹，但不久气势就会殆尽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本。（香港）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年7月初版，第483、486、487页。。
拿这样一部十足的反共小说《旋风》和陈映真的《山路》相比较，本身就无从说起。
《山路》呈现出来的，就是陈映真一再所说的他的反省和思索。而这反省与思索，恰恰都是为了推动事物的再向前发展的。在彦火的《陈映真的自剖和反省》一文中，陈映真就说：
因为我认为中国的革命，是跟当时比较进步的人一样，无懈可击的，但从革命带来的问题，全中国的文学家应该反省，为什么会这样？这些人牺牲的意义是什么？在那个时代，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应该从各个角度来讨论。彦火：《陈映真的自剖与反省》。《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86—87页。
在韦名的《陈映真的自白——文学思想及政治观》一文里，他更明确地说：
全世界已建立了制度的社会主义社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