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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夜行货车》直奔台南农村一样，这是一种象征，到农村石碇仔去，就是奔向光明之地，奔向光明。
《赵南栋》汲取了《史记》写作体式的某些特点，全篇设置为四节：《叶春美》、《赵尔平》、《赵庆云》和《赵南栋》。每一节都从一个人物切入，或叶春美，或赵尔平，或赵庆云，或赵南栋，然后生发开来，交错地描述了宋蓉萱一家四十年间的故事。全篇以写实为主，不时又插入一些梦境、幻觉等现代派手法。如赵庆云弥留时对妻子宋蓉萱的幻觉，写得真挚，很有情感。
（二）
有关《赵南栋》的评论文字，吕正惠的意见，值得讨论。
1987年，吕正惠在《台北评论》上发表《历史的梦魇——试论陈映真的政治小说》吕正惠：《历史的梦魇——试论陈映真的政治小说》。《台北评论》，1987年9月，1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214—224页。一文，批评这篇小说表现出陈映真的“历史架构”是错误的。归纳起来，这种“历史架构”的错误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铃珰花》从旁观者的眼光来看那些关涉到政治的特殊的生命，《山路》描写这些生命的一个边缘分子，而《赵南栋》则直接处理这些在黑暗中被毁灭掉的生命”同②，又，第217页。，所有这些“文字记载下来的历史”“并不等于历史的真相”同②，又，第219—220页。。我理解，吕正惠在这里说的“历史的真相”的意思，就是“历史的全部”。
在吕正惠看来，“《赵南栋》的一、三两节，如果不放在整篇小说的大架构中而分别处理，可能会更成功，更感人”吕正惠：《历史的梦魇——试论陈映真的政治小说》。《台北评论》，1987年9月，1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217页。。在小说的第三节《赵庆云》里，陈映真借赵庆云的嘴传递出一种看法——“这样朗澈地赴死的一代，会只是那冷淡、长寿的历史里的，一个微末的波澜吗？”陈映真：《赵南栋》。《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141页。吕正惠说，陈映真用反问句的口气，“好像在答：‘不是的！’”同①，又，第219页。于是，吕正惠以为，“这可能太乐观了，单以20世纪来说，历史的‘悲剧’实在太多了，如果每一件都要找出意义来，恐怕谁也办不到。这句话当作是一种‘不甘’的表示，也许说得过去；当作是一种历史的答案，恐怕是太过理想化了。”同③。言下之意，吕正惠认为，“陈映真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我们所看不到的历史真实，我们所不了解的生命世界”同①，第218页。，然而，这“并不等于历史的真相”同①，又，第219—220页。，即历史的全部。在吕正惠看来，陈映真以20世纪50年代的肃杀代替了台湾近现代历史，实际上并没有反映出台湾历史的全貌。
第二，《赵南栋》描写的重点是什么？
“在陈映真看来，自从三十年前代表着炽热的理想和纯美的人格的那一代‘消失’以后，台湾的历史就一直在向‘堕落’的路上走。在小说里，赵庆云、宋蓉萱的‘牺牲’，换来的是他们的下一代赵尔平和赵南栋的全面倒向‘官能享受’。陈映真以一种极其简化了的‘象征’，来向我们宣说，他对三十年来的台湾历史的‘阐释’。”同①，又，第220页。在《山路》里，“陈映真的‘历史解释’已经发展成形。到了《赵南栋》里，他把这种解释赋予一种更加明显的象征架构。”吕正惠：《历史的梦魇——试论陈映真的政治小说》。《台北评论》，1987年9月，1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221页。吕正惠又摘录了陈映真在第三节《赵尔平》里的两句话，以为佐证。这两句话是：“他的少年时代对进德修业的生命情境的向往，于今竟已随着他戮力以赴，奔向致富成家的过程，崩解净尽了。”陈映真：《赵南栋》。《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115页。“整个时代，整个社会，全失去了灵魂，人只是被他们过分发达的官能带着过日子。”同②，第130页。由此，吕正惠也认为，陈映真犯的是以部分代替全面的“历史架构”的错误，其结果也没有反映出台湾近代历史的全貌。
第三，不仅如此，陈映真还把上述两个“片面”，形成了“二而一的东西”。吕正惠说，“民国七十二年，他发表了两篇更具爆炸性的作品——《铃珰花》和《山路》。在这两篇小说里，陈映真勇敢地破除政治的禁忌，想要扫清三十多年来的历史灰尘，想要把他所认为的‘历史的真相’呈示给我们知道”同①，第214页。。后来发表的《赵南栋》，吕正惠认为，陈映真把他在四年前所作的突破，“进一步加以发展”同④。。“凡是在《铃珰花》和《山路》中略作暗示而说得不够清楚的，在《赵南栋》里都有比较明显的铺陈。同时，《赵南栋》还把跨国经济的问题牵扯进去，这就更加可以看出：跨国公司小说和《山路》、《铃珰花》两种题材，在陈映真的‘思想体系’里根本就是二而一的东西。”同④。吕正惠认为，这种“二而一”的思想体系，正是陈映真的“僵硬的意识形态”同①，又，第220页。。而以这种“礓硬的意识形态”去制造陈映真的“特殊的‘历史架构’”同①。，又“过早地以这种他的历史架构去模铸他的题材”吕正惠：《历史的梦魇——试论陈映真的政治小说》。《台北评论》，1987年9月，1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222页。。这是陈映真“最大的错误”同①。。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陈映真这种特殊的‘历史架构’”？
吕正惠说，“从意识形态的观点来看，陈映真的两点基本前提一定会受到强烈的挑战。首先，近代台湾历史的‘主流’，是由他们所说的那一批所谓‘理想主义者’来代表吗？如果是，那么我们要置传统的士绅阶级于何处？在《人间》杂志的专号论及二二八事件时，陈映真的态度颇为‘冷淡而客观’，并提醒我们，不应忘了韩战爆发以后，政府所发动的另一次政治整肃。明显的，他的小说所要描写的是后者，而非前者。陈映真基于自己的意识形态，只看到历史的一面，而非全面”同①，又，第221—222页。。其次，根据上面所说的前提，“就导引出陈映真另一个引起争议的前提：三十年来的台湾历史是‘错误’而‘堕落’的。这个前提，清楚地反映在《赵南栋》的组织架构上”同①。。以此，吕正惠就认为：“由于这种毫不妥协的意识形态，人们恐怕很难客观地评断《赵南栋》的艺术价值。在目前的台湾，对于《赵南栋》这篇小说的批评，恐怕只能是意识形态之争，而不是艺术水准的论辩。”同③。
其次，从艺术家的职责来看，在《赵南栋》里，陈映真没有尽到“小说家的职责”同①，第223页。。吕正惠说：“假如历史有一股流动的趋势，很明显，那趋势不是小说家‘创造’出来的。小说家只能‘感受’，然后再把它表现出来。”吕正惠以托尔斯泰、陀斯托耶夫斯基为例来说明，尽管他们拥有并笃信自己的“历史解释”或“神学”，而他们并没有安排自己确认的历史架构或神学架构，去“干涉”小说的创作，他们小说创作的“行动”也只是极忠实地凭自己的“感受”去捕捉，从而去表现的。这样，从托尔斯泰的作品里，“我们总可以感受到，托尔斯泰直觉地体会到农民的问题与农民力量”，从陀斯托耶夫斯基的作品里，人们感受到的则是“城市的无产者（包括无产的知识分子）不可预测的本质”吕正惠：《历史的梦魇——试论陈映真的政治小说》。《台北评论》，1987年9月，1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222页。。由此，吕正惠认为，和托尔斯泰、陀斯托耶夫斯基相比，陈映真的错误是：“任何敏感的人都可以体会，三四十年来的台湾历史是怎么发展的。我们不能想象，去掉了资本主义，我们如何解释近代的台湾历史。这一点陈映真完全知道，而且知道得太清楚了。问题是，当资本主义的‘生活’还没有在小说中完全发展开来时，陈映真就已经在加以批判了，或者就已安排小说中的人物作‘自我忏悔’了。”同①，又，第222—223页。可见，《赵南栋》没有表现出台湾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还有“以陈映真的观点来说，即‘人’如何在现代企业行为下趋于‘腐化’。小说家的职责是：向我们‘具体’的呈现那一腐化的‘过程’，而不是在那一过程还没有呈现之前就过早地指给我们看，并大声说：看罢，他已腐化了”同①，又，第223页。。在吕正惠看来，华盛顿大楼系列，并没有艺术地证明出：“自从三十多年前的狂飙时代之后，台湾的历史就逐渐走到错误的方向。”同①，又，第223—224页。于是，吕正惠的结论是：
作为一个艺术家，陈映真最大的错误并不在于他所固持的意识形态，而在于，他没有为他的意识形态寻求“艺术上的证明”，而反过来以意识形态去“僵化”了他的题材，因而沦为艺术上的大失败。吕正惠：《历史的梦魇——试论陈映真的政治小说》。《台北评论》，1987年9月，1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224页。
（三）
对吕正惠的批评，陈映真有过回应。
1987年11月的《台北评论》2期，发表了蔡源煌的《思想的贫困——访陈映真》，其中，蔡源煌提出两个有关的问题，陈映真都作了回答。
蔡源煌问：“最近，有人批评你在小说中所呈现的某一种‘历史架构’，那架构似乎一再暗示：继那三十多年前的狂飙时代之后，台湾的历史就逐渐走到错误的方向。你是不是认为，统一是纠正这一切‘错误’的历史的关键？”蔡源煌：《思想的贫困——访陈映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