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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出版界出版了不少学者的讲义，特别是一些诗歌讲稿，如胡适、朱自清、闻一多、废名、何其芳等的。这些讲稿有的是作者生前自己出版的，有的是后世学人汇编成书的。由于叙述风格别具一格，生动活泼，浅显易懂，而又不缺乏真知灼见，因此很受一些诗歌爱好者喜欢。最近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大师谈学习系列”小丛书，可以作为代表，其中一本是《新诗十二讲——废名的老北大讲义》。
《新诗十二讲》是废名在老北大的新诗讲义，他的学生诗人黄雨保存着一份，因此得以传世。但以往版本年代久远，普通读者难以获得，陈子善先生在1998年编订了一本《论新诗及其它》。但其中错谬甚多，有的地方甚至难以卒读。于是有了这本《新诗十二讲》。该书以《论新诗及其它》为母本，纠正了其中不少错字，从这种意义上讲，是《论新诗及其它》的“再版本”。据“编后记”说是为了满足“废名迷”的需求。
废名诗论自潘颂德、冯健男、孙玉石等著名学者开掘以后大有形成“废名诗学”的趋势，近几年来又一再受到重新认识和关注。在新诗处境日益艰难的今天，废名诗学观以至成为部分诗人“危机时刻的诗歌选择”。2004年青年诗人西渡编辑出版的《经典阅读书系·名家课堂》，其中有关新诗部分其实是以废名诗学观为准绳进行选编的。这说明，废名的诗论有强大的生命力，值得去了解，去借鉴，去学习。但有一个事实，学术界却长期视而不见。一般学者在研究废名诗歌及其诗论时，往往提到卞之琳和林庚，却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提到沈启无（开元）、朱英诞。这或许与二人名气较小且任“伪职”有关。但揭开历史的面纱，我们会发现当时活跃在废名周围的诗人圈子中，他们两人是不可忽视的。以沈启无、朱英诞为代表，沦陷区存在一个长期受废名诗论影响的现代派诗歌遗脉。
从废名、林庚一派诗论来看，朱英诞（1913～1983）是一个有特殊天才的优秀诗人，他的诗与废名、林庚的诗一起构成中国新诗中一支特别的流派，而他们自认为是中国新诗的正途。这派诗歌一般已并入现代派诗进行研究，其实，他们的诗与戴望舒的诗还是有一定区别的。1937年，芦沟桥头一声炮响，北方作家纷纷南下，诗歌中心也由北京转入昆明等大后方。于是，现代派诗几近断流，但留在北京的朱英诞仍然坚持与废名、林庚在书信中讨论新诗出路，坚持固有诗歌理想，在北方沦陷区成为一个独特的存在，延续了三十年代废名诗歌理论的生命。当时深受废名诗论影响的诗人还有沈启无、黄雨、路易士（纪弦）等。他们继续在北方沦陷区大量发表废名的书信、诗歌、诗论等，成为沦陷区诗歌创作的一面旗帜。新近出版的《吴兴华诗文集》中的附录文章中，有研究者也承认了废名诗论对北方沦陷区诗歌的影响。沈启无（1902～1969）则最早地发表和研究了废名诗论，并在废名的鼓励下进行诗歌创作，1945年4月沈启无在《（思念集）题记》中不无感激地说：“从前我印《水边》（废名、沈启无合著），是纪念废名，因为他是第一个认识我的诗的。”沈启无算得是诗人废名的知音，二人作诗常有“共赏之趣”（见《天马诗集》附记）。沈启无曾指出：“废名先生及其一派，即是顾到历史的意义，并且依傍文化的，故其性质乃同时是古典的。”这里明确提到“废名先生及其一派”，可见那时废名虽已回到黄梅乡间，但影响却极其深远，以至有成为一派的说法。弥漫在北方沦陷区诗坛的古典情调，不正是废名诗歌及其诗论的体现么？朱英诞在此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是以废名、林庚的传人的身份宣传这一诗潮并亲自参加实践的。他一面在伪北大开讲现代新诗（现存有“现代诗讲稿”、《中国现代诗二十年集（一九一七—一九三七）》），一面发表大量诗作，继承了废名在三十年代未竟的新诗研究工作。四十年代末废名重返北大还特地赞许了朱英诞这一业绩。从这些意义上讲，我们可以看到废名诗论在四十年代的影响和朱英诞、沈启无的传承，以及现代派诗歌遗脉的存在状态。可以说，朱英诞、沈启无、黄雨、南星、路易士、吴兴华等北方沦陷区诗人应该与大后方“九叶诗人”受到同等关注。这样的文学史才是客观的，公正的。
指出和回顾废名诗论既有影响，对于今天了解、借鉴、传承废名诗学观，认真考察当代诗歌的生存困境以及出路，是大有裨益的。废名是密切关注传统诗歌对新诗的制约，“顾到历史的意义，并且依傍文化的”，提出新诗要有“散文的文字，诗的内容”，才能彻底获得自立。于是废名把“新诗要成功为古典”视为“千秋事业”，在这个伟大的新诗征途上，同路者究竟太少，当废名发现林庚、朱英诞二人的诗歌时，就不免加以欢呼了。在《序》中，废名毫不掩饰地祝愿朱英诞在这个事业上有所贡献，并称朱英诞诗的存在好似“六朝晚唐诗在新诗里复活”，而在《林庚同朱英诞的新诗》中又直接说“朱英诞也与西洋文学不相干，在新诗当中他等于南宋的词”。由此看来，废名认为他和卞之琳、林庚、朱英诞等少数几人的诗是比较醇正的中国新诗，而徐志摩、朱湘一派未免显得张皇，大闹格律之勾当，反而阻碍了自由诗的发展。废名诗学观的狭隘由此可知，但又惟其狭隘，而能揭示新诗的性质和历史使命。另外，整部废名诗论，大谈已往的诗文学，从历史的角度阐释新诗的自由诗性质，自由充分发展后才能完成它的自立使命。废名诗论的局限性与它自身的狭隘性是分不开的，废名主张新诗的当下性、天然性、完整性，往往无法解释长诗、诗剧等，这与当时的历史环境是有关的，而废名对新诗的历史使命也只能顾及到“散文的文字，诗的内容”这一根本观点以及自由诗性质的充分发展。
了解废名诗论，不可不与废名的诗相参看。长期以来，学术界以为“废名诗大约仅存30首”，1997年周作人儿媳张琰芳女士偶然的发现，打破了这一惯有的说法。但废名的诗后来并没有专门编辑出版，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读者和研究者的视野，台湾出版的《废名诗集》以及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废名（全）集》将是很好的读本。
（《新诗十二讲——废名的老北大讲义》，废名著，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1月版，23．00元）
附：废名致胡适（节选）
适之先生：
惠书敬悉。捧读之余，觉得有不能已于言者。我平常爱谈话，惟独要把自己的意见写在纸上，最不能动兴会。今天我觉得我应该向先生写一点我自己的意见，因为这里头动了我一点感情，正好比少年男女写情书一样，所以也就很有兴致了。
先生是文学革命的元勋，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孩子，在一个中学里念书，受了影响，第一回做的白话文就是一首白话诗。当时《尝试集》是读得最熟的了。记得后来到北京时曾寄了几首诗给先生看。慢慢的我做小说，开张第一回就刊登于《努力周报》，给了我一个很大的鼓励。从此继续着做下去，始终不懈。无论后来有怎样的进步，想起那时试作时的不寂寞，真真是一个最大的欢喜。因为有这样的因缘，我对于先生不但抱着我们今日从事文学的人，对于一个文学革命先驱应该有的一个敬意，实在又有一种个人的感情。以前没有机会，现在有了机会，如果我心里有一个确实的意见，我觉得我应该忠实的陈之于先生，那才实在是敬重先生之意，不管先生以为他对不对。
关于新诗，我因试验的结果，得到一个结论：我们今日的新诗是中国诗的一种。这就是说，白话诗（还是说新诗的好）不应该说是旧诗词的一种进步，而是一种变化，是中国诗的一种体裁，正如诗与词也各为中国诗的一种体裁是一样的。我细心揣测中国旧诗词，觉得他们有一个自然的变迁，古今人不相及，诗不能表现词的意境，词也不是诗；而同为诗，同为词，也因时代的先后而不同。他们都找得了他们的形式表达出了他们的意思。大凡一个形式就是一种意思，一个意思不能有两样的表现法，就好比翻译之不能同原作是一个东西是一样。普通所说意思相同，那实在是说“意义”罢了。我们今日的新诗，并不能包罗万象，旧诗词所能表现的意境，没有他的地位，而他确可以有他的特别领域，他可以表现旧诗词所不能为力的东西。今日做新诗的人，一方面没这个体裁上的必然性的意识，一方面又缺乏新诗的生命，以为用白话做的诗就是新诗，结果是多此一举。他们以为是打倒旧诗，其实自己反而站不住脚了。旧诗之不是新诗，不因其用的不是白话，就是有许多几乎完全是白话句子的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