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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爆发后，北京陷入紧张。随着前线战局的败坏，京师绿营兵奉调山海关驻防，“调绿营兵日，余见其人黧黑而瘠，马瘦而小，未出南城，人马之汗如雨。有囊洋药具于鞍，累累然；有执鸟雀笼于手，嚼粒而饲，怡怡然；有如饥渴蹙额，戚戚然。”与日本成千上万人挥舞太阳旗，高唱《君之代》，送侵略军上前线的情形，实在是一个令中国人难以接受的对比。
11月3日，日本第一师团进攻金州，至6日即将金州攻克。7日，南下进攻大连湾，守将赵怀业望风而逃，将北洋经营多年，筑有大批坚固炮台和充裕储备的大连诸炮台群拱手相让。日军轻取大连湾，一举切断了旅顺口的退路。
11月5日，日舰进伺旅顺，被海岸炮台击退。这个消息非但没有激起军民的斗志，反而使得旅顺更为混乱。百姓开始逃难，船坞的工人更是仅剩寥寥几人，根本无法开工，“来远”等舰迟迟难以修复。
在此阶段中，海军本可出击，支持陆军抗击，然而此时的丁汝昌所想的已经不是如何进取，而是撤退保船。当日，丁致电李，请返威海。并在7日当晚率舰队离开。然而，清廷中枢为海陆军一而再、再而三的败绩震怒，10日，总理衙门转来措辞极其严厉的上谕：
前于初三日因旅顺防务紧要，电饬李鸿章身亲巡历，激励守御，迄今旬日，不见一字复奏。此外电询饬查之件，亦多无复电。当此军情万急之时，岂容如此玩误。现在旅防日危，该督更无筹划，但付之“焦急”两字。“定远”各船，前奏三十五日修好，嗣又称启碇机器未全，已久逾前限，不意今日来电，仍云尚未配妥，“来远”亦只修一半。不知两月以来，丁汝昌所司何事，殊堪痛恨！“定远”为该军制胜利器，今据称水道狭隘，不能展动，似与“来远”均尚在坞中未出。倘被贼堵口，直不啻拱手赉盗矣！着丁汝昌即日前往旅坞，将两船带出。倘两船有失，即将丁汝昌军前正法！李鸿章当凛遵谕旨办理，谅亦无从再为捏饰。旅顺援兵仍着设法运送，不得因来往冒险，漠视不救也。
然而，即便如此严厉的圣旨，也没有能够让北洋海军有所振作。而更不幸的是，14日，“镇远”又不幸触礁重创，管带林泰曾性格内向，深知情况紧急，后果严重，乃于16日晨自杀谢罪，管带一职由杨用霖代理。由是，力量单薄的北洋海军更不敢出海作战，李鸿章也是无可奈何。
17日，日军进攻旅顺口。18日，徐邦道率军在旅顺城北土城子一带阻击，后因后援不继，退回旅顺。21日，日军攻占旅顺后路的椅子山、松树山、二龙山、鸡冠山诸炮台，并攻占旅顺东南的黄金山炮台。帮办北洋军务宋庆率毅军一部在金州猛烈反击，曾一度有所进取，但因其他诸部均逃，独力难支，在日军优势兵力反击下失败。外部解救旅顺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当日，驻守旅顺的北洋沿海水路营务处会办龚照不顾李鸿章的死守训令，乘小船逃往烟台。22日，旅顺失陷，日军遂在旅顺大屠杀，数万居民仅存36人，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惨痛的悲剧。
旅顺是北洋海军最重要的基地之一，近20年营建，耗资数以百万计。以其防御配系，只要有高昂的士气和充足的给养，坚守数个月是根本不成问题的。10年之后日俄战争中的旅顺口争夺战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然而清军竟然仅仅6天就告失守，实在让人无话可说！
第一编 海权博弈最后的威海卫（1）
11月24日，旅顺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军机大臣相顾默然，最后决定，将李鸿章革职留任，摘去顶戴，着迅赴大沽、北塘等处巡阅布置。而前线危局之时，内廷又生变故，26日，慈禧突然降旨，将珍妃降为贵人，同时将其弟志锐授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实际上变相发配出京。这一方面关系到宫廷内部的争斗，另一方面却也是给老于权谋的重臣们发出了一个公开的信号——太后对围绕在皇帝身边的清流党人已经不满了！
27日，李鸿章电告威海守将丁汝昌、戴宗骞、刘超佩、张文宣：
旅失威亦吃紧，湾、旅敌船必来窥扑，诸将领等各有守台之责，若人逃台失，无论逃至何处，定即奏拿正法。若保台却敌，定请破格奖赏。闻酋首向西船主官，甚畏“定”、“镇”两舰及威台大炮利害。有警时，丁提督应率船出，傍台炮线内合击，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戴道欲率行队往岸远处迎剿，若不能截其半渡，势必败逃，将效湾、旅覆辙耶？汝等但各固守大小炮台，效死勿去。且新炮能击四面，弟虽满山谷，断不敢进。多储粮药，多埋地雷，多掘地沟为要。半载以来，淮将守台守营者，毫无布置，遇敌即败，败即逃走，实天下后世大耻辱事。汝等稍有天良，须争一口气，舍一条命，于死中求生，荣莫大焉！
同日，御史安维峻等京官60余人联名上奏请诛丁汝昌。他们称前方“孤军捍垒，血肉横飞”，而丁却“晏坐于蓬莱阁重帏密室之中，姬妾满前，纵酒呼卢，视如无事”。又称丁汝昌“诞妄性成，自谓内有奥授，纵白简盈廷，决不能伤其毫发。而军中舆论，则谓其外通强敌，万一事机危急，不难逃亡海外”。更称如果日军“直扑威海，丁汝昌非逃即降，我之铁甲等船，窃恐尽为倭贼所得”。其想象力之丰富，其言辞之激烈，不知道让远在威海组织抗战的丁汝昌心里是怎样的冰寒……
威海卫保卫战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展开！
旅顺的攻占让日军欢庆胜利之余，又引发了决策层新的争论。山县有朋主张在辽东深入，军逼山海关，直取北京，逼迫清政府投降。但伊藤博文认为，攻克北京不但得不到任何好处，反而会引发列强干预，日本现在也已经兵疲财尽，根本无法阻止任何一国的干预，反而会全为他人作嫁，得不偿失。反不如进攻威海卫，全歼北洋舰队主力，占领台湾，才能确实保证日本既定利益的实现。在伊藤博文的力主下，日军大本营调集仙台第2师团和熊本第6师团合编为山东作战军，在联合舰队支援下准备进攻威海。
日军预定的登陆作战地点是荣城湾。而此时的威海地区集结了山东全省陆军的1/3，仅直接守卫威海基地的陆军就有万余人，主要兵力编制如下：
驻防威海卫的绥巩军，原系吴大所辖属的练军，由候补直立州知府戴宗骞统领。戴宗骞，安徽寿州人，“久在淮军襄办营务”，1880年“经吴大调赴吉林办房，统帅绥军。旋又调防畿东沿海一带”。戴宗骞统绥巩军驻昌黎，刘超佩统巩军驻乐亭。吴大升任广东巡抚后，绥巩军于1886年12月25日（光绪十二年十二月一日）归属李鸿章调遣；1887年4月，戴宗骞“兼统巩军，移防威海卫”。绥巩军原有兵力13营，根据威海卫驻防的需要，李鸿章与周馥及戴宗骞“再四商议”，决定裁减马队4营、护卫步队1营，将“步队七营，炮队一营，马队、水雷各一哨”拨赴威防。戴宗骞统绥军驻防北岸，而以刘超佩分统巩军驻防南岸。
调防刘公岛的陆军，系补用都司张文宣统领的2营北洋护军。此前，张文宣管带护军2营驻守旅顺防营。至于调防威海卫的准确时间，文档记载不详，然而根据刘公岛设防情况，当在绥巩军调威之后不久。张文宣，字德三，1850年生人，籍隶安徽合肥（今肥东县），系李鸿章外甥（李鸿章大妹婿张绍棠之侄、天津军械局总办张士珩之堂兄）。其治军严明，待人宽厚，深得百姓民心，岛上至今存有1890年时绅商为其所立“治军爱民”功德碑，可见其治军声誉颇佳。
甲午战争爆发后，为补要塞驻军兵力之不足，绥军、巩军、北洋护军各临时增募2营：绥军原有正营、副营、左营、右营、水雷营、马队1哨、水雷1哨，增募后营、新前营2营；巩军原有中营、前营、右营、左营、水雷营，增募后营、新右营2营；护军增募前营、后营2营。威海卫驻军包含水雷营在内，共达18营2哨。
但这支军队并不受海军提督的节制。其统领戴宗骞为人贪吝苛刻，屡屡克扣军饷，令士兵甚为不满。丁汝昌出于防御威海的考虑，曾劝说并挪用海军费用为刘超配的巩军垫饷，反而引发了戴的恼恨……
至年底，朝廷已经对军事局势绝望。御史安维峻此时再次上奏，公开斥责李鸿章，称其在日本有私财，故不欲战，倒行逆施，日盼倭贼东来。更言市井间传言和议决定出自太后、李莲英，力言祖宗法制不可违变。最后更要求明正李鸿章跋扈之罪，以慰天下。
这一议论颇多不实之词，但却反映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尤其其锋芒直指慈禧太后，显然胆略非凡，一时间安维峻名满天下，待其被革职发军台效力时，访者萃于门，饯者塞于道，大名鼎鼎的北京源顺镖局掌柜大刀王五亲自护送其前往戍所，一时轰动京城。
就在处置安维峻的同日，朝廷任命湘系的刘坤一为钦差大臣，节制防剿各军，随即着手试图夺取海军指挥权，然却被李鸿章以各种理由顶了回去。真可谓前线将领勾心斗角，后方大员们也是明争暗斗！
1895年1月20日凌晨4时，日本联合舰队登陆荣城湾，巩军计划出击，但为李鸿章所阻。李决定按照原计划依托威海卫炮台的强大防御工事死守，消耗日军战力，并以舰队在炮台火力的掩护下与敌交战，配合陆军打击日本陆上攻击部队。
1月25日，日本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大将抵达荣城，日军兵分两路进攻威海，右路为黑木为桢中将的熊本第六师团，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