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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不仅仅是具有除病技术的人，他们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仿佛他们的身躯具有排斥病魔的先天能力。即使存在着误诊的可能性，即使尚有许多顽症无法被克服，我们对医生仍然充满依赖。福柯曾经对医院的功能有如下怀疑：“医院不仅由于自身构成一个封闭、污染的领域而制造出疾病，而且在它身处的社会空间里制造出更多的疾病。这种隔离原本是出于保护的目的，却使疾病易于交流，使之无限地繁衍。反之，如果让疾病留在其诞生和发展的自由天地里，它绝不会超出自身，而是会自生自灭；在家庭里接受救助，还会弥补因疾病造成的贫困。”〔8〕有时我觉得，就医更像是一场行为艺术——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固定的场域中，按照固定的程式完成固定的动作，就会得到一个被许诺的结果。即使医生给我们服用的是维生素，我们也会把痊愈的功劳记在医生账上。对于病人而言，医生和药物，是否仅仅是一种心理安慰？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他们为自己的病症四处寻医，而针对相同的症状，不同的医生作出的诊断竟然大相径庭，甚至南辕北辙。但没有人因此而放弃就医，相反，这更加坚定了他们投奔医院的决心。
我们不可能像这样服从一个人：在他的口令下脱光衣服、出示隐私部位、做出难堪的动作，只有医生例外。在美国电影《极度危机》中，恐怖分子用一种神秘的病毒控制了美国总统。主治医生在面见总统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请把你的衣服脱了。”在医生面前我们放弃了自己最后一道防线，那是因为我们把捍卫生命的重任托付给了医生。医生代替我们履行着管理身体的职能，他们是现实生活中最高的神，任何人必须绝对服从。
对医生的崇拜几乎是与医学史同步开始的。中国的文明始祖，诸如神农、伏羲、轩辕，都是兼职医生。还有商汤的宰相伊尹，因为研制出汤药而被推为亚圣。中国人不是把医生当成神，而是医生本身就是神。中国人从来不曾中止过对医生的迷信，即使身为万民之主的皇帝也不例外。尽管某些巫医不啻于职业杀手，但他们历来以正面形象出没于历史。薛宝钗服用的“冷香丸”，可以被视为这种巫医崇拜的典型案例。据患者薛宝钗介绍，这种“海上方”，“要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十二两，夏天开的白荷花蕊十二两，秋天的白芙蓉蕊十二两，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两。将这四样花蕊，于次年春分这日晒干，和在药末子一处，一齐研好。又要雨水这日的雨水十二钱……那里有这样可巧的雨，便没雨也只好再等罢了。白露这日的露水十二钱，霜降这日的霜十二钱，小雪这日的雪十二钱。把这四样水调匀，和了药，再加上十二蜂蜜，十二钱白糖，丸了龙眼大的丸子，盛在旧瓷坛内，埋在花根底下。若发了病时，拿出来吃一丸，用十二分黄柏煎汤送下”〔9〕。而这一偏方的制造者，便是那个并无行医执照的神秘和尚。这一略带抒情色彩的药方无异于摆在现实面前的一道五级方程。难怪周瑞家的控诉道：“真坑死人的事儿！等十年未必都这样巧的呢。”〔10〕它实际上是对病者弱势地位的形象表达，作为被支配者，薛宝钗在现实生活中的优势地位，已被化解得无影无踪。
这提醒我们关注医疗中的权利关系。那就是，患者永远处于被支配、被规训的地位上。像薛宝钗那样，在医生的指点下亦步亦趋，在等待和煎熬中苦寻生命的解药。做出妥协的永远是病人而不是医生。
医院实际上就是医生对患者进行规训的场所——病人必须遵循医嘱打针和服药，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起床和休息，必须根据医生的指示而出现在各个检查科室，而且，必须服从若干医疗禁忌——不许吸烟，不许喝酒，不许打牌，不许说笑……他们像病理切片一样，被医生们从原有的生活秩序中截取出来，放置在一个统一管理的系统中，被分析、监视和控制。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对监狱进行重点研究，实际上，医院和监狱有着相似之处——它们有着类似的监控系统，这种监控是通过规章、建筑和看护者共同完成的；连它们的功能都颇为相似——它们都以“治病救人”为目标，只不过医院治疗的是身体上的病，而监狱治疗的是心灵和行为上的病而已。
尽管有些医院开始实行人性化管理，在环境布置上与家庭接近，病房内有电视、微波炉和浴室，但这无法更改它的性质。病床与我们的卧榻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不是休憩之所，而是疾病的陈列场。医生每天的查房不是对病人的访问而是对疾病的探寻。医学对身体的救援是通过摆布、奴役甚至惩罚实现的。它企图取代疾病，成为我们身体的新的控制者。在拯救身体的名义下，医学对身体形成了新的专制。
疾病是来自身体内部的叛乱，但它却引发了我们对于身体外部的兴趣。治病也不再如前文所述的那样，是一个单纯的事件，而是一个具有社会学意义，甚至政治意义的事件。在此我们不得不抛弃基础主义论点而趋同于反基础主义论点，后者“将身体概念化为有关社会关系性质的话语，或者将身体理解成一个象征系统，或者试图理解身体实践是如何成为一个更大社会结构的隐喻的，或者他们将身体理解为社会中知识和权力的某种社会建构，或者将身体看作是社会话语的某个效应”〔11〕。身体不再是一套时而正常运转时而出毛病的物质系统，而是一套社会系统，它包含着以现代医学为代言人的工业社会对身体的孤立和控制：“关于生命基因学、健康、生存必需品、家庭条件、学习能力等的科学话语的膨胀之后果就是将生命带入了国家权力和工业化所控制的轨道上来了。”〔12〕
四
如果我们把“赤脚医生运动”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中剥离出来（《春苗》一片以阶级斗争理论诠释医疗战线的矛盾显得十分牵强，钱济仁医生准备给水昌伯注射毒药的情节十分荒谬），理解为一场反对知识特权和医学专制的运动，或者一场轰轰烈烈的身体解放运动，那么，它就是一场具有后现代意识的运动。如同中国历次革命一样，它由是底层农村发起的，主旨就是打破医生对于医学的垄断，从而建立一种将劳动者与治疗者合二为一的体制。它一方面表达了无产阶级对于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医生的不信任（水昌伯曾经愤怒地说：“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贫下中农的孩子？！”），同时表达了作为劳动主体的身体对于技术专制的反抗（春苗：“我们这双手，能推翻三座大山，能改天换地，也一定能拿针头！”）。
“赤脚医生运动”的起源地是上海郊区。是一支既参加生产劳动，又防病治病的基层医疗队伍。1968年第3期《红旗》杂志发表文章，对“赤脚医生运动”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详细的回顾：
1958年，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上海郊区广大贫下中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毛主席《送瘟神》两首诗的发表，极大地激励了他们防病灭病的革命热情。上海医务界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组织万人大军下乡，配合各人民公社卫生院，短期培训和带教了大批不脱产的卫生员。据1960年6月统计，全市十个县两千五百多个生产大队，共有卫生员三千九百多名。他们大力进行医疗、预防、宣传工作，为改变农村医疗严重状况，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1961年8月，中国的赫鲁晓夫在上海卫生战线的代理人，肆无忌惮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抛出了一份恶毒污蔑大队卫生员的黑报告，强令卫生员丢下药包。大跃进时代诞生的这支新型的农村卫生队伍被整垮了，三千九百多人只留下三百多人。
1963年、1964年，在伟大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上海郊区又逐步重建和恢复保健网。大队卫生员从三百多人增加到两千三百多人。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郊区各县在巡回医疗队的配合下，全面整顿和培训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总人数发展到四千五百多人，平均每一个大队有一点八人；并由“赤脚医生”带训了两万九千多名生产队卫生员。至此，郊县保健网全面发展起来了。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涌现了一大批“赤脚医生”。经过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的锤炼，这支队伍得到进一步壮大、巩固和提高。〔13〕
作为“赤脚医生”的代言人，田春苗始终如一地进行着争取治疗权的斗争，尽管钱济仁医生已经宣布：“粗瓷碗雕不出细花来，你看春苗那双手，也能拿针头？”杜文杰也再三告诫：“拿锄头和拿针头不是一码事。”但这部影片的意义，正在于让拿锄头的手掌握针头。在影片中，医药箱作为一个重要道具反复呈现。对医药箱的争夺成为情节的一个焦点。它既代表着一种阶级权力，也代表着病人的权力——“赤脚医生”和病人都是农民。
“赤脚医生”平时有一半左右时间参加劳动，生产大队对他们的补贴不多，贫下中农养得起。他们的收入保持农村一般同等劳动力水平。以去年（即1967年——引者注）为例：在富队东滨大队，“赤脚医生”的年收入为三百元，其中劳动收入为一百元，上交大队的出诊费、注射费（每次五分）及助产费（每次三元）为一百二十五元，大队实际补贴为七十五元。在穷队民利大队，“赤脚医生”的年收入为两百余元，其中劳动收入为五十四元，上交大队的出诊费、注射费为九十二元，大队实际补贴为六十一元。两个大队都有一千三百多人，平均每个贫下中农一年补贴“赤脚医生”四五分钱。
这实现了医生和病人的身份合一。这或许是领袖为构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