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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子才当说梦人，痴情慧业两无伦。
闲浇白堕奇堪赏，已倒红楼事一新。
乡溯温柔原细腻，论关国家即经纶。
凭君香吐青莲口，只恐难消色界尘。
元箸超超一卷文，南华妙笔有芳芬。
多情种子怜顽石，绝世佳人化彩云。
琴旨贵于弦外领，钟声如向夜深闻。
风流幸得亲谈尘，四座惊霏玉屑纷。
《筠斋诗录》共十卷，世传道光二十八年（1848）刊本。
吴振勃，字兴孟，一字容如，号筠斋，晚号丰南居士，海州人。他生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卒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从这份生卒年表提供的时间可以知道吴氏略晚于蔡陶门，与陶门属同龄人。
据一粟编著《红楼梦书录》“评论”部分著录，二知道人的《红楼梦说梦》有嘉庆间解红轩刊本一卷，共一百四十则。《红楼梦卷》卷三收入（见第83— 103页）。检《皖人书录》卷五，二知道人即蔡家琬，字石峨，号陶门，合肥人，邦烜子，生于乾二十七年（1762），卒于道光十五年（1835）之后，曾任江西候补知县。因服膺陶潜，自称陶门弟子，并以陶门弟子名其集。《皖人书录》著录《陶门弟子集》十六卷、续集四卷、余集三卷，《陶门诗话》一卷，附《烟谱》二卷、《红楼梦说梦》一卷（见闻喜堂刊本）。
《红楼梦书录》未著录闻喜堂刊本，亦未著录金陵刘文奎刊本及其影抄本。数年前笔者有幸亲睹周绍良先生收藏的影抄本，序作者与题词者名前均署里籍，如序作者为“澄江画翁朱黼”、“三韩继德”。影抄本有京江解半痴所画《红楼梦说梦图》一幅，并有作者“自题诗”，署“二知道人戏笔”。由此可知，《红楼梦说梦》三种版本间的内容不完全相同。
资料搜集既贵心细，尤贵眼明。
2004年10月18日
《红楼梦》与北京话
清代乾隆初年大学问家周春是一位“红楼迷”，他在《红楼梦评例》中对如何阅读和研究《红楼梦》提出不少很有见识的看法。他说：
看《红楼梦》有不可缺者二，就二者之中，通官话京腔尚易，谙文献典故尤难。倘十二钗册、十三灯谜、中秋即景联句，及一切姓氏上着想处，全不理会，非但辜负作者之苦心，且何以异于市井之看小说乎？
这段精辟之论，虽然是对当时人说的，但既使到今天，对广大读者来说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周春所说的“官话京腔”是指《红楼梦》的语言文字风格的地域性。如李辰冬在他的法文博士论文《红楼梦研究》中所指出的，“以《红楼梦》的文字论，‘北京话’给他一种不灭的光荣；然‘北京话’也因他而永传不朽了。”就《红楼梦》语言文字的整体风格而言，周李二位的见解无疑是对的。如果仔细品读《红楼梦》，我们还可以从小说中找到南京的下江官话和吴侬方言。这种现象除了作者曾经在江南生活过的原因之外，恐怕与小说所描写人物的生活环境不无关系。例如，小说开篇就从姑苏写起，林黛玉生于苏州，长于扬州，寄居都中，语言中偶有吴侬方言自在情理之中。
人们阅读《红楼梦》、研究《红楼梦》首先接触到的就是语言文字，因此熟悉（通）“官话京腔”的形成历史、结构特点，表达形式，乃至它的特殊文化意蕴，对解读小说思想意涵和艺术成就具有重要意义。例如，早期脂评抄本中有许多特殊用字，准确地传达了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情态动作，极具北京话的特色。程高本和近年来出版的某些校订本忽略了原作者用字的特点，将一些鲜活文字改得平淡无奇，虽然更近于白话口语，但却失去了原著文字绵长的韵昧。因此，我一直认为恢复《红楼梦》早期面貌，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恢复它的“官话京腔”，使之成为原汁原味的“北京话”。或许有人认为这样作是一种“复古”，我则认为这是“复”曹雪芹的“古”，而非保留后人的某些乱删乱改。倘若这一愿望能够得以实现，我想总比花了宝贵时间在那里“猜苯谜”要有意义、有价值！
同“通官话京腔”相比，正如周春所说“谙文献典故”需要读者或研究者能耐得住寂寞，坐下来静心地读点书。就一般读者来说，时间、精力和读书条件都有相当的困难，所以这就需要有一批甘心从事学术的人潜心于此。《红楼梦大辞典》的出版无疑为读者的阅读提供了一部有益的工具书，其功不可没。但是我认为仅仅有这样一部工具书还远远不能满足阅读者的诉求。特别是由于今日人们的生活节奏已经加快，阅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更加需要通过各种有效渠道和传播形式向大众普及相关的知识。学术固然有它的独特性、崇高性，但学术不能远离时代、远离社会、疏远大众，而就小说《红楼梦》的研究来说更应该如此。从“红学”历史与现状来说，每当研究的内容疏离“文本”，成为政治的、经济的“奴仆”，乃至个人的名利场的时候，这门学问就失去了它应有的生命力，进而招致大众的轻蔑和诟病，这个教训是沉痛的。本书的写作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完成的。
在“红学”这块沃土上，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阅读者，我既不想作旧红学的俘虏，也不想作新红学的崇拜者。我走的是自己不断摸索前进的路，尽管它充满了荆棘，甚至有时虎狼当道，但我写的每一篇短文中都努力作到有自己的材料、自己的感悟、自己的判断、自己的结论。未来，我仍然要坚持把《红楼梦》一书“探测”下去。正如歌德所说——
“优秀的作品无论你怎样去探测它都是探不到底的”！
2005年12月31日
双松并茂祝瑶峰
——程伟元绘“双松并茂图”
近年来，在北京和台湾省相继发现程伟元的指画《罗汉册》及祝寿图。最近，辽宁省辽阳市文物管理所的文物考古工作行又在所藏文物中新发现了程伟元画的一幅“双松并茂图”。
新发现的“双松并茂图”。是裱在一个七折的雕花立屏上的。画面由两株挺拔枝茂的苍松组成的，下方钤有两颗程伟元的名章。从画面的内容、风格、名章等方面考察，“双松并茂图”同台湾省发现的那幅祝寿图的内容和风格颇一致。又，根据立屏上的有关题款，可知此画是为祝贺王尔烈七十寿辰而作，时间是清嘉庆元年。
王尔烈，字君武，号瑶峰，奉天府辽阳州人。清乾隆三十年（1765）举人，三十六年（1771）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官掌陕西道事、监察御史、内阁侍读充四库全书处及三通馆纂修；嘉庆四年以大理寺少卿致仕，掌教沈阳书院。嘉庆六年卒。据《辽阳县志》记载，王尔烈少承家学，工诗文，善书，宗法羲献。今天仍然可以看到他的诗文墨迹。这次新发现的立屏，是王尔烈的后人献出来的，除了程伟元的“双松并茂图”外，还有当时驰名文坛的纪昀（晓岚）、翁方纲（覃溪）等人的祝寿诗画。由此可以看出，寿主王尔烈在乾嘉政界、文坛上是有地位和声望的。而程伟元能够跻身于这个行列，足见其非一介平庸的书商。
从现有的材料看，王尔烈是在嘉庆四年离京返乡（元年在京参加千叟宴），程伟元是在嘉庆五年三月后方随盛京将军晋昌作幕。以此推断。王尔烈和程伟元应是在北京相识，“双松并茂图”也应作于北京。
清乾隆五十六、五十七年，程伟元和高鹗曾合作，两次整理并刷印了120回本《红楼梦》，开创了《红楼梦》
版本史上的新时期。因此，程伟元是红学史上一位值得注意和认真研究的重要人物之一。毫无疑问，“双松并茂图”的发现，为程伟元的生平、文才、交游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件可贵材料。
1981年6月25日
傲骨凌霜伴高贤
——程伟元与王尔烈
几年前，我与友人经过一番努力发现了程伟元的一篇佚文和一批有关他生平交游的重要诗文资料。后来，我们根据这批资料写成了《程伟元与红楼梦》一文，发表在1976年10月号的《文物》月刊上。全部资料经过整理、注释后，收录在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编印的《红楼梦研究资料选集》第三集下册。
我们从已发现的资料中知道，程伟元于嘉庆五年应出镇盛京（今沈阳）的晋昌（红梨主人）将军的延邀，由北京来到辽东作幕。但是，从乾隆五十七年程乙本《红楼梦》刊行后到嘉庆五年入晋昌将军幕府之间的八年时间，程伟元是否还在北京呢？有什么材料可资证明程伟元在此期间的活动、交游情况呢？我们始终留心这方面的信息，但收获不大。
最近，辽宁省辽阳市文管会在所藏的文物中，发现了一件清内阁侍读王尔烈于嘉庆元年丙辰正月二十三日庆祝七十大寿的寿屏。这件寿屏的第七扇第一行第五幅是程伟元绘的“双松并茂图”。从这幅寿图绘制的时间，我们可知道如下两个事实：（1）程伟元于嘉庆五年前仍然在北京；（2）程伟元与当时在京师官场中的一位朋友王尔烈相往来，其关系较为密切。
关于王尔烈的生平，我曾在《辽阳发现程伟元绘“双松并茂图”》短文中作过一些介绍，后来又查得一些材料，这里略加补充。据《辽阳县志》卷九《乡宦志》和卷十四《文学志》、卷十《选举志》、卷三十四《碑记志》的记载，王尔烈的生平事略，可以作如下概括：
王尔烈，字君武（《清秘述闻》云字仲方），号瑶峰。少承家训，性行纯静，工诗文善画，书法宗羲献。清乾隆乙酉举人，三十六年辛卯进士，殿试二甲一名，授编修、历官御史、内阁侍读，充四库全书处及三通馆纂修。因为辽东掇巍科，以词翰书法著名当世，故誉为“压倒三江王尔烈”，是清代辽东第一人。嘉庆元年，参加千叟宴，蒙赐御制诗、并集古三星图、如意鸠杖等。嘉庆四年，以大理寺少卿致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