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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大清中枢备览》（第一册，丙辰冬季奎文阁梓）“乾隆四十七年任掌陕西道事，监察御史加四级。”这可能就是他“历官御史”的根据。他一生所著诗文多散伙，志中所载艺文，或得之碑志，或搜诸遗稿，度不过十之一耳。《辽阳县志》卷三十二《序记志》收序、碑记六篇，卷三十七《诗赋志》收诗十九首。
程伟元“书法效二王”，与王尔烈同。他们在北京相识，所以嘉庆五年赴盛京后，即到沈阳书院任教，这恐怕是与王尔烈有密切关系的。在辽东，王尔烈被尊为“高贤”，而程伟元又被晋昌誉之为“东山冷士”，二人之交谊可谓“傲骨凌霜伴高贤”了！
1983年7月30日
惭愧天涯作客人
——程伟元在沈阳的传说
程伟元因为搜集、整理和主持刊印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一书，而名垂红学史册，深为红学史研究者所重视。近几年来，随着程伟元生平交游资料的陆续发现，有关他的民间传说也引起了民俗学研究者的注意。1982年创刊的《满族文学研究》第一期上所发表的一篇研究子弟书的文章中，记述的几则民间传说，就很值得重视和研究。
（1）“嘉庆十八年（1813）沈阳名士缪公恩等组成‘芝兰诗社’。这个诗社是当时盛京将军晋昌所赞许的，并得到当时住在沈阳的裕瑞、程伟元的支持。”
（2）“1813年后，他（指裕瑞）与晋昌、程伟元同住沈阳，因而缪东麟说他曾参加‘芝兰诗社’活动，是可信的。他是否写有子弟书作品存世，不可考；即使写过，根据他当时的身份与处境也是无法具名的。”
（3）程伟元“作为晋吕的幕僚，曾两次随其来沈，是‘芝兰诗社’的支持者与参加者。1817年左右在沈阳兴办了‘程记书坊’，刻印了许多子弟书。据说他曾有后人留在沈阳。他不只能文而且能诗善画，以指画著称。”
（4）“嘉庆末年，在晋昌支持下，由程伟元等出面，在小南门里办起了‘程记书坊’，稍后，缪公恩与友人合资办了会文山房（沈阳鼓楼南火街路西），曾出版过少量子弟书段，但不久即遭禁止。”
关于以上所引四则民间传说，作者在文章中作了如下说明：
关于晋昌、裕瑞、程伟元以及程与“程记书坊”之关系，笔者最早是听文俊阁老先生以及沈阳名士、原育人书屋老板袁希纯讲的。当时缺少旁证材料，未肯定，后查有关史料，方知程伟元确于1800年至1803年、1814年至1817年以及1822年以后随晋昌作为幕僚住沈阳，其次裕瑞1813年革辅国公后亦一直移居沈阳，可见他们提供的材料是可信的。
在该文注文④中，作者又说：
这里所说的《悲秋》是另一个，也可能就是得硕亭所著的《草珠一串》中提到的《悲秋》。关于它的作者，其说不一。文俊阁听缪东麟讲为缪公恩所作（缪公恩为缪东麟之曾祖），袁希纯、马二琴则听说是程伟元所著。暂从缪东麟说。但子弟书之创作，同一题材，各写一篇、几人同写一篇或后人改前人之作，都屡见不鲜，因而也不能排除《悲秋》与程伟元有关的情况。存疑，待考。
在谈到“芝兰诗社”的注⑤中，作者又说：
有关“芝兰诗社”之史料颇少，仅据文俊阁（缪东麟之甥，生于1875年，他本人曾见过韩小窗等）、衰希纯（其祖母裕瑞之幼孙女）、老刻工关永绥（其父为会文山房之名刻工）、马二琴（名中医，伪满时曾为《盛京时报》撰稿人，参加过《东三省古迹遗闻》编辑工作）以及名国画家周铁衡介绍的有关材料综合而成的。
我怀着喜悦的心情读完了这些有关程伟元生平研究的重要传说。但掩卷思之，也有几点小小的疑问，愿在此提出来，供研究。
首先，晋昌、程伟元与“芝兰诗社”的关系问题。据《清史稿》、《清实录》、《清代各地将军都统大臣等年表》诸书的记载，晋昌首任盛京将军职的时间是在嘉庆五年（1800）三月至八年八月。嘉庆十八年（1813）为和宁任盛京将军，至十九年（1814）二月。同年（1814）二月后，晋昌接和宁任盛京将军，是为第二次。道光二年（1822）正月，晋吕第三次任盛京将军，此时程伟元已经谢世。按这个时间表推算，晋昌于嘉庆十八年（18＇3）十二月并不在盛京将军任所，自然也就不在沈阳。因此，传说“芝兰诗社”于嘉庆十八年（1813）成立时曾得到“当时盛京将军晋昌所赞许”云云，就有失根据了。
其次，晋昌、程伟元与“程记书坊”的关系问题。程伟元的学生金朝觐于嘉庆二十五年写过一首小诗，纪念他的老师。诗前有小序说：
辛酉、壬戌小泉程夫子居东部，留守将军晋公幕府。余时肄业书院，以及门时亲笔墨，暨先生下世后，求其遗纸，如、片鳞只爪，不可多得。景堂二兄以旧纸嘱题，余喜得见先生手泽，因志数言于巅。时嘉庆庚辰清和月之八日。
金序告诉我们，程伟元逝世于庚辰年之前，而晋吕于嘉庆二十二年（1818）二月已调任伊犁将军。因此，传说嘉庆末年在晋昌支持下，由程伟元等出面，在小南门里办起了“程记书坊”，似乎不大可能。另据程伟元友人孙锡诗云，程为江苏吴门人，他从辽东南下，后来是否又北上办起“程记书坊”也是令人怀疑的。
再次，据晋昌、裕瑞等人的诗文集所载，也找不到一条材料可以作为程伟元参与“芝兰诗社”活动和创办“程记书坊”的旁证。到了嘉庆年间，《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本已广为流传，前有程伟元序，如世间所传“程记书坊”真的是程伟元所创办的，完全不必“真事隐去”，故用“假语存焉”。因此，“传说”的真实性就有点动摇了，需要再核对一下时问表。
1983年2月2日
芳情重奉一枝春
——裕瑞与晋昌
裕瑞是《红楼梦》一书较早的一个读者和评论者。他的《枣窗闲笔》中有一篇《后红楼梦书后》，曾谈到曹雪芹的生平家世，颇为红学研究者所注意。原文是这样写的：
雪芹二字，想系其字与号耳，其名不得知。曹姓，汉军人，亦不知其隶何旗。闻前辈姻戚有与之交好者，其人身胖头广而色墨，善谈吐，风雅游戏，触境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是以其书绝妙尽致。……其先人曾为江宁织造，颇裕，又与平郡王府姻戚往来。书中所托诸邸甚多，皆不可考，……又闻尝作戏语云：“若有人欲快睹我书，不难，惟日以南酒烧鸭享我，我即为之作书”云。
裕瑞从前辈姻戚“闻”得雪芹为人家况，恐怕比我们二百余年后的某些红学家要“闻”得详细、可靠些，所以我还是有几分相信的。
说起来也真巧，这位裕瑞和《红楼梦》一百二十回的整理、刷印者程伟元的幕主晋昌关系也很密切。清嘉庆十八年癸酉（1813）岁十月，裕瑞获谴，被逐出京城，圈禁在盛京（沈阳）。这时正好晋昌将军第二次任盛京将军，二人他乡相会，分外亲热，诗酒唱和之作见之于裕瑞所著《沈居集咏》。
《沈居集咏》，一册，不分卷；首都图书馆藏。集中收有《题晋斋公刻戎旃集二绝》，诗云：
主恩前后三持节（公任沈三次，故引杜句起词），屡睹文星指大东。
且住草堂（堂名）参妙悟，浮生境遇邮非同。
性情旷达本天全，发到诗歌尽自然。
快读虫呜西域草（亦集名），羡公韵事寄“戎旃”。
晋斋，晋昌字，号红梨主人。清嘉庆五年（1800）至八年，第一次任盛京将军，第二次是从十九年至二十二年；第三次是道光二年（1822）至八年八月返京，旋卒。“前后三持节”句，说明此诗是在道光二年后写的。“戎旃”、“虫鸣西域草”是指晋昌著的两个集子，即《戎旃遣兴草》和《西域虫鸣草》，后一集卷酋有裕瑞序一篇。嘉庆二十五年，经程伟元的整理编次，二集合刻，题为《且住草堂诗稿》，其中收有晋昌给程伟元的诗数十首之多，并程伟元跋文一篇。
全诗盛赞晋昌的宦绩、文采和为人，也抒发了诗人“境遇”“邮非同”的慨叹。
《沈居集咏》中第二篇和晋昌的诗，题为《晋斋自书牡丹再荣诗见赠属和》，诗云：
花神狡狯亦何神，复使花生待主人。
秀质又迎前度客，灵苗原是再来身。
年常暝卧愁难记，此际敷荣梦有因。
应感上公曾护惜，芳情重奉一枝春。
诗人又写道：
不借顽仙司术神，重滋聊慰知心人。
中山酒被千宵醉，玉茗堂歌两世身。
芽吐经年逾得气，魂苏应候未迷因。
节旄三建谁相告，铃阁欣呈烂漫春。
俗话说，“言为心声”。裕瑞虽为“灵苗”，但终陷幽禁，犹如枯萎的牡丹，需要“上公”的“护惜”。这“上公”自然是晋昌将军了，诗人对他的“护惜”之情，充满了感激。“复使花生待主人”，“芳情重奉一枝春”，就是裕瑞的心声。
1983年4月11日
千载传闻每异辞
——晋昌与金朝觐
我在几篇小文中都谈到晋昌，原因是他与程伟元的关系最为密切，他的《且住草堂诗稿》是研究程伟元身世才艺的重要资料。而金朝觐是程伟元的及门弟子，他的《题程小泉先生画册》诗与小序，更为程伟元研究者所重视。因此，几年前我在搜集有关程伟元的生平交游资料时，对与程氏往来的人之间的唱和诗文也颇留心，小有收获则随手笔录，聊做备查。
说也真巧，就在我查辽海丛书中的《三槐书屋诗钞》（金朝觐著）时，发现了金朝觐《和镇国公宗室晋戬斋姜女祠》诗，其后附有晋昌的原诗。这两首诗格调平平，怀古抒情，比之历代咏姜女柯的名作佳什，恐怕未必入流。但因是晋昌和金朝觐的唱和之作，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