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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延在奉诏北上洛阳的过程中，由于途中生病稽留，被朝廷降职为睢阳县令。数年之后，到了建武十二年冬，任延被起复为武威太守。由于武威是窦融的老巢，刘秀很不放心。他亲自召见任延，叮嘱他说：“到了武威，一定要善事上官，无失名誉！”任延正色回答：“臣闻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节。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诏！”刘秀自知失言，叹息道：“卿言是也！”
任延一到武威，就了解到了将兵长史田绀违法案件。原来，田绀纵容宾客子弟鱼肉百姓，民愤极大。任延大怒，立即下令将田绀父子以及涉案五六人等捉拿归案，明正典刑。田绀父子嗣后。其幼子田尚聚众数百人，自称“将军”，于夜里前来攻击姑臧城。任延发兵击破田尚，至此威行境内，全境军民都得以安居。
武威郡北接匈奴，南连西羌。由于畏惧夷人袭扰，当地人多废农耕，改而经商。任延到任之后，精选熟军务之士千余人，令他们率领周边部落骑兵屯驻要害之地。任延告诉他们：“一旦有边警，立即出击！本官赏罚严明，有功者赏，有过者罚！”西羌、匈奴多次来犯，都被任延的伏兵所击退，由于遭到了重创，他们再也不敢进犯。
由于武威全境干旱少雨，人畜饮水很困难。任延下令在各地设置供水官，修理沟渠，打井汲泉，当地的民众吃上了水。解决了饮水问题，他又下令开办学校，为当地培养人才。他规定，自太守府掾史以下的所有官员的子弟，必须到学校接受教育。任延还特别通令，凡是去上学读书的，免除其傜役。凡是搞懂了经书章句的，都要推荐给朝廷去做官。至此，与中原一样，五经的甘泉第一次渗入武威这片辽阔的土地。这个边塞苦寒之地，也有了自己的儒雅之士。
除了任延，桂阳郡两任太守恚ъ⒋某洌苍诒呓厍猩普ｍ＇飒下车伊始，即大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又凿山开信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省徭役，杜绝奸猾之吏，召还流民，渐成聚邑。在恚ъ呐χ拢游藿荒勺飧诚肮叩暮瑳パ簟⑶毓旁饺艘灿肫矫褚谎枷蚬医蛔饽伤啊�
桂阳郡下辖的耒阳县，盛产铁矿，交州一带的赵陀故地越人经常跑到这里来私自开采铁矿，非法铸造钱币。由于利益的驱动，耒阳县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非法采矿区。在这里，聚集了一大批亡命之徒，斗殴频发，成为治安案件高发区域。
为此，恚ъ献喑ⅲㄒ樵诘钡厣枇⑵鹛伲辖窦渌街フ哐铣筒坏。〗讲傻林螅钡刂伟泊笪米⒃谡饫锩磕暝鍪瘴灏儆嗤颍№＇飒在桂阳做了十年太守，对于民众厚加抚恤，居官为政如同居家处理家务，所施之政，无不合于物宜。桂阳郡被他治理的井井有条，民众们过上了太平日子。此后，南阳郡人茨充接替恚ъ鹧籼亍Ｋ蝗珥＇飒之所谓，继续推行前任留下的善政。他还教当地民众种殖桑柘麻纻，发展丝织生产。下令境内严禁砍伐桑树，鼓励民间养蚕织履。经过恚ъ⒋某淞饺翁兀鹧艨さ拿裰谝仓鸾ジ辉Ｆ鹄础�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刘秀的亲自主持与大力倡导之下，经过数年的不懈努力，国家的元气正在慢慢的恢复，民间的道德、风俗在重建，各地的民心在重拾。
星转斗移，日月如梭。七八年过去了，到了建武十三年夏，除了陇右、益州、幽州等新收取的地方以外，中原大部地区逐渐走上了正轨。民气逐渐舒展、民心得以安定、民德变得淳厚起来……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刘秀逐渐发现，一味地单纯使用宽厚政策，效果越来越不明显了。看来，对于那些不知好歹的奸猾之徒，的确是应该给他们一点颜色看了。宽厚之心要长存，雷霆之怒也必不可少。还是应了那句古话：“擂巨鼓用重锤，治乱世用重典！”
（四）刑用重典
俗话说：“创业难，守业更难。”刘秀作为一个从民间走向的朝堂的天子，对此感触甚深。二十八年的民间生活经历，十七、八年的农亩生涯，使得他对朝廷的弊政、民间的疾苦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现如今，自己做了皇帝，又该如何施政抚民呢？自己的朝廷，怎样做才能够避免重蹈王莽的覆辙呢？刘秀一直在深深地思考，不断地摸索。
实际上，刘秀的执政风格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建武十三年（西元三十七年）以前是以宽厚抚恤为主，为政之道，崇尚宽大。建武十四年（西元三十八年）至建武二十七年（西元五十一年），为政逐渐刚猛。为政之道宽严并济。建武二十七年以后，则在道德教化的基础上，以严法威刑治国。很显然，宽厚――》宽严并济――》严猛，刘秀的执政思路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那么，刘秀的执政思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大的变化，原因究竟何在呢？
建武十三年之前，特别是建武七年（西元三十一年）之前，中原地区尚未完全统一。刘秀的洛阳朝廷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区域很不稳定，完全是一种战争状态。因此，刘秀对于此刻的内政治理工作，是一种战时策略机制。刘秀为了争取人心，为了显示洛阳朝廷的宽厚仁德，在短短的七年时间里，先后六次大赦天下：
建武元年六月，大赦天下。
建武二年三月，大赦天下。
建武三年正月，大赦天下。
建武四年正月，大赦天下。
建武五年正月，大赦天下。
建武七年四月，大赦天下。
然而，从此之后，刘秀再也没有下诏大赦。直到二十五年后的建武中元（西元五十六年）元年，才久违地“大赦”了一次。大赦诏书，是政治的风向标，也是执政测试气球。由此可以看出，刘秀执政思想的巨大转变。政策调整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宽厚的政策，对于平叛工作非常不利。
在宽厚政策主导之下，由于频繁地实行大赦，事事宽厚，使得奸猾分子借机逃脱法网，首恶分子得不到惩办，致使各地屡叛屡平，屡平屡叛，使朝廷疲于奔命，经济压力极大。长此以往，必然对国家实现完全统一以及保持稳定极其不利。因此，刘秀汲取了教训，出于对隗嚣、公孙述、卢芳的作战需要，从建武八年开始不再进行大赦。
第二，宽厚的政策，对于约束贵戚、功臣的不法行为非常不利。
以贵戚、功臣为代表的豪强势力的过度膨胀，无论是对于中央政府的权威，还是普通民众的利益都是非常有害的。当初，刘秀是倚仗南阳、颖川以及河北的豪强势力起家的。舂陵刘氏宗室、南阳、颖川各地的勋臣家族以及幽、并二州的地主豪强，仗恃着自己是有功于国，在当地气焰熏天，鱼肉百姓，胡作非为，劣迹斑斑。对于这些无法无天的恶劣行径，刘秀也早有耳闻。如果继续实行宽厚政策、年年实行大赦的话，贵戚、功臣以及豪强势力过度膨胀，必然会形成官逼民反的局面，对国家的稳定十分不利。
第三，宽厚的政策，为各级官吏的贪赃枉法、盘剥百姓提供了土壤。事实上，很多官员都在王莽时期做过官。在投奔洛阳朝廷之后，贪赃枉法、欺压百姓，霸占田产的事情屡有发生。刘秀久在民间，对于政府官员仗势欺人的恶行体会极深，早已是深恶痛绝。在刘秀看来，违法乱纪的官员们得不到依法惩处，就是对老百姓的犯罪！他深切地感到，在开国之初，在自己执政之时都是如此，自己百年之后，这还得了？防微杜渐，必须将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不能给子孙留下后患！
为了大汉王朝的江山永固，刘秀不再一味坚持宽厚政策。建武七年之后，刘秀下定了决心，他要尝试出一条新的治国之路：决不能一味地无原则地宽容下去，必须加强法制建设，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当然，这种从“宽厚”到“严猛”的过程，并不是一百八十度的剧烈转变，而是渐进的、平滑的转变。从具体的措施上看，它是由宽厚到“严宽并济” ，然后再过渡到“严猛”。
通过接近七年的实践，随着统一大业的完成，这个庞大的国家，逐步走上了正轨。国家的一切，似乎都在按照刘秀的设想发展。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到了建武十三年春，朝中波澜不断，大案要案一件接着一件案子出现，震动了整个朝野。这年三月十二日，刘秀提升沛郡太守韩歆为大司徒，接替于两个月前去世的侯霸之职。刘秀没有想到，韩歆被任命为大司徒，揭开了建武三大案的第一页！
这个韩歆，也就是当年给邓禹做西征军军师的那位。建武三年（西元二十七年）闰正月，邓禹率领二十四骑逃回宜阳，韩歆就在其中。对于西征失利，刘秀没有过多地追究韩他的责任。此后，韩歆被任命为沛郡太守，又被封为扶阳侯。
韩歆的性格倔强，有几分“书生呆气”。在朝堂论事，只要他认为是正确的，总是毫不客气地当众指责，对刘秀一点面子都不给，经常弄得刘秀当众下不来台，在群臣面前很尴尬。而且，他的用词极其尖刻，就连一向以气度恢弘著称的刘秀，都感到有些无法忍受了！
韩歆未上任之时，就得知刘秀曾与隗嚣、公孙述有书信来往。有一次，刘秀在读隗嚣、公孙述信后叹道：“可惜了。其实，此二人也有才。” 韩歆一直对朝廷招降隗嚣、公孙述的策略有非议，一直很不以为然。此刻，他应声答道：“亡国之君都有才！桀、纣之流更有才！”本来气定神闲的刘秀，气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难道朕是桀纣之君么！”最终，他还是强按下胸中的火，什么也没说。
建武十三年三月，侯霸去世后，鉴于韩歆的名望，刘秀还是决定提拔其为大司徒。如果说此前刘秀与伏湛、侯霸的合作用“融洽”概括的话，在接近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