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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以末将看来，眼下军心不稳主要原因是，全军上下没有动力。有的士兵闲来生事，却又不能处置他们。这一带陵墓不少，不如叫大家去掘坟盗宝，士兵们得到了财宝，士气自然大振。这样一来，我军拿下长安就有把握了！”
但是，樊崇对于这个建议，并没有立即表态。他在想：我等既然已经拥立了刘盆子，已经是大汉的臣子了。怎么能够挖掘先皇的陵寝呢？这是大逆不道之罪啊！万一张扬出去，谁还敢来投奔我们呢？
可是，几天过去了，大雪一直下个不停，赤眉全军处在了饥寒交迫之间。樊崇焦躁不安，孤独地站在雪地里，望着高耸在野外的西汉帝王陵墓，若有所思。突然，他一跺脚：“罢！罢！罢！一不做，二不休，老子挖了它们！”
樊崇等人要盗墓，应该哪里开始呢？除了汉文帝刘恒的霸陵、汉宣帝刘询的杜陵不在樊崇的控制区之外，长安以西，包括汉高祖、吕后陵寝在内的阳陵、长陵、安陵、义陵、渭陵、康陵、延陵、平陵、茂陵等九陵，以及另外七十多个陪葬墓；都成了樊崇的目标。
令樊崇等人垂涎三的，当然是刘邦与的长陵以及汉武帝刘彻的茂陵。这两座陵园，是西汉时期规模最大、陪葬物品最为丰富的帝王陵墓。
在这里，先说一下西汉皇陵的有关情况。
刘邦称帝的第二年开始营建长陵，总共建设了十一年才完工。它完全是仿照西汉都城长安建造的，只不过规模略小一点而已。
陵园内还有着设施豪华的寝殿、便殿，前者是陵园中的正殿，里面陈设汉高祖的〃衣冠几仗象生之具〃，完全像皇帝生前时一样侍奉。虽然曾经遭到王莽的有意破坏，但是大体上却保持完整。当时，由于西汉前期的丧葬制度缘故，刘邦与吕后并没有同陵合葬。因此，吕后单独起陵于长陵之东，也叫长东陵。
近年以来，考古工作者曾在长陵陵邑以及周边范围内发现树木双兽纹半瓦当，还有大量瓦片堆积、水管道、生产工具等残片。从文献记载以及目前的残存实物资料来推断，可以想见，这里在当年是何等的繁华、何等的巍峨壮观！真是一派朱檐彩栋、深宫广院、车马人熙的雍熙景象。另外，长陵之东，还有着大量的功臣、皇家亲戚的陪葬墓群。唐人刘彦谦《长陵诗》说：〃长陵高阙此安刘，附葬累累尽列侯。〃在西汉诸陵中，长陵的陪葬墓数量最多，跟随刘邦南征北战的功臣和贵戚，死后多陪葬在长陵。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汉文帝刘恒的霸陵。开国之初，汉文帝提倡节俭，他以身作则，躬行节俭，他生前所经营的霸陵，规模很小。他在临终之前，留下了一封非常有名的薄葬遗诏：“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 因此，霸陵 “因山为陵，不复起坟”，即依山凿挖墓室，无封土可寻。
而到了他儿子汉景帝刘启手上，却一改其父的作风，厚葬之风开始抬头。他为自己所兴建阳陵的规模，远远大于父亲刘恒的霸陵。近年以来，发掘出土的汉俑，规模之大，足以与秦始皇兵马俑媲美。
但是，无论是汉高祖的长陵，还是汉景帝的阳陵，要是与汉武帝刘彻的茂陵比起来，真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了，根本无法相提并论。西汉十一陵中规模最大的，当然是茂陵。
茂陵从汉武帝即位后的第二年―――建元二年（西元前一百三十九年）开始营建，一直到他去世的那年，也就是后元二年（公元前八十七年）才竣工，历时整整五十三年。建陵时曾从各地征调建筑工匠、艺术大师三千余人，工程规模之浩大，令后人瞠目结舌。
它的旁边还有李夫人、卫青、霍去病、霍光、金日禅等人的陪葬墓。数量虽然不如长陵多，陪葬物却是后者不能比的。墓内殉葬品极为豪华丰厚，史书上说它：“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藏之”。
即便在今天，封土冢残高也高达四十六点五米，海拔改度已经超过秦陵！按照“视死如生”的厚葬制度，茂陵的建筑极其宏伟。它是在平地起陵，从外地运来上好的泥土封树。由于运输艰难，其泥土的成本，已经超过当时的谷价！真可谓是“一寸泥土一寸金”了。
西方人拍摄的航空照片中，发现从空中看茂陵，与埃及的金字塔极为相似。因此，茂陵素有“东方金字塔”之称。
当年，汉武帝动用了全国赋税总额的三分之一，作为建陵和征集随葬物品的费用。当年，汉武帝死于五柞宫之时，出殡发丧于未央宫前殿。他遗体安放在玉床之上，口含蝉玉，身穿金缕玉匣，玉衣上镂刻着蛟龙、鸾凤、龟麟等吉物之象。落葬的那天，灵车之后还有长龙一般的载满葬品的车队，来到茂陵时，文武百官已见地宫中已塞满金、银、珠宝、丝绸、经卷、食品及各种奇珍异物等，再也塞不进去了。
在西汉之时，陵园内还建有祭祀的便殿、寝殿，以及宫女、守陵人居住的房屋，设有五千多人在此管理陵园，负责浇树、洒扫等差事。这还不算，朝廷还从全国各地征召豪门大户迁徙至此，在茂陵东南营建了一座县城，取名茂陵县。这些名门大户及其子弟，成了汉武帝的永远的守陵邑民。人口最多之时，曾高达二十七万七千余人。
其他诸帝之墓如安陵、义陵、渭陵、康陵、延陵、平陵，虽然不如茂陵雄伟，但是由于厚葬盛行的缘故，其中的陪葬物也是异常丰富。当年，这种风气被名士杨王孙所深切担忧，坚决要求儿子将自己“裸葬”。其实，他还有一点在那封著名的“裸葬”信中没有说出来。那就是，“裸葬”不会被盗墓！
盗墓，是一种极其可耻的犯罪行为，即便在今天都是法律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盗墓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甚至成了一个有传统的行当。盗墓之风盛行，与各代王朝的厚葬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完全可以这样说，“盗墓行为”与“厚葬制度”是一对孪生兄弟。西汉历代帝王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在死去多年之后，厄运来临了。
如此大的一块肥肉，对于樊崇这种爱财如命的人来说，怎么能够能不动心呢？不挖白不挖！现在不挖，以后就没机会了！
建武二年九月，随着樊崇的一声令下，赤眉将士全体出动，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一场公开大规模盗墓活动开始了……
首先，赤眉军挖开了汉高祖、吕后所在的长陵、长东陵，将其中陪葬的珍宝盗取一空。这还不算，士兵们还打开了吕后的棺椁。据说，当时吕后虽然死了二百多年，容颜还栩栩如生。士兵们竟然兽性大发，将吕后的尸体奸污。在这场空前的盗墓活动中，士兵们发现凡是有玉匣葬敛的女尸都跟活人一样光彩照人，于是就开始大肆奸尸。他们为了满足畸形的变态心理，争相挑选贵妇的墓葬开始挖掘。他们的心思是：你不是有钱吗？你不是身为贵妇吗？现在，该老子们快活快活了！
当然，最让赤眉士兵眼馋的，还是“金缕玉匣”。“金缕玉匣”，也叫做“金缕玉衣”。这是汉朝时候一种贵族才能够享受的厚葬方式。死者的尸体自腰以下用玉石为原料的札片覆盖，每个札片长一尺，宽一寸半，做成匣状，一直覆盖到脚部，札片上缀有黄金缕，称之为玉匣。因此，它也被民间俗称为“金缕玉衣”。采用这种方式埋葬的人，在封闭严密，空气干燥的条件下，尸体可以保持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不坏。
赤眉士兵不仅贪图玉匣上的黄巾，也垂涎女尸的美色。因此，士兵们纷纷抢挖有玉匣的墓葬，挖出女性墓主，就纷纷抢劫玉匣上的黄巾，肆意奸淫尸体。此时的赤眉军，几乎完全丧失了人性，变成了一群恶狼。
九座帝陵全部被挖的千疮百孔、一片狼藉，死人尸骨被抛弃的到处都是，散落在雪地里。
这场疯狂的盗墓一直持续了数十日才停下。诸陵之中，惟有汉文帝的霸陵、汉宣帝的杜陵因为不再樊崇的控制范围内，幸免遇难。此后，赤眉军再次打破了长安，由于文帝、宣帝其生前提倡薄葬，赤眉军觉得挖它们没什么价值，因此没有对其造成致命破坏。
至此，樊崇这位曾经在推翻王莽暴政过程中立下功勋的流民军的领袖，摇身一变，成了一个臭名昭著、为人所不齿的“盗墓贼”。他与五代时的温韬、元朝时的杨莲真伽、民国时期孙殿英一起，被后人并称为中国四大“盗墓贼”。由于他参加的时间最早，也可以称其为中国盗墓史上的“祖师爷”之一。
四人之中，只有杨莲真伽这位主管江南事务的西域番僧的盗墓与众不同，杨莲真伽据说是西藏的一个喇嘛，被人称作一代“高僧”。他在宋朝灭亡不久，即就任江南总督。他到任后，下令南宋皇帝诸陵盗了之后；还把宋理宗的头颅砍下做夜壶。很显然，他盗墓的目的不全是为了求财，主要是为了羞辱、震慑江南汉人的反抗，显然是具有政治目的一种盗墓。
而樊崇、温韬、孙殿英等人则不然，樊崇发掘西汉十一陵、温韬发掘关中唐朝十八陵、孙殿英发掘清东陵，都纯粹是为了发横财！利欲熏心，惟利是图，毫无道德廉耻，有了百分之百的利益，他们就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公开发掘帝后陵寝，盗取其中的财宝、奸淫女尸。如此大规模的盗墓行为，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真是阴毒无比、禽兽不如，令人发指。
造成这一些列空前灾难的罪魁祸首是谁呢？除了樊崇、徐宣、逢安等丧心病狂的赤眉魔头以外，还有一个人―――这就是奉命西征、拥兵数十万的大司徒邓禹。正是由于他畏敌如虎，逡巡犹豫，才让赤眉军在关中为非作歹、随心所欲地施暴，才让他们犯下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从这点上说，无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