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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五年四月一稿；一九九七年二月二稿。
第三部分 书林散叶第25节 有一些记忆无法写下
《沙上的脚迹》，施蛰存“关于回忆记性质的杂文集”（《序引》语），分“忆事”、“怀人”、“答问”、“浮生杂咏”（诗）四辑。
全书第一篇《震旦二年》，第一句话便是：“一九二五年秋到一九二六年夏，戴望舒在震旦大学特别班读法文。”这样一直写了千多字，作者自己才出场。这开头让我感到突兀，因为它本非“怀人”辑的文章，是“忆事”，却偏像“怀人”。
这样，全书由第一句话开始，戴望舒的影子便不断闪现。可是，“怀人”辑里没有关于戴的专文，“浮生杂咏”中有好几首是专咏某人的，戴也没能独立占上一首。（反倒是一些交情不算深者，能在这两部分占一席之地。）
写戴望舒的专文被分别放到“忆事”和“答问”里。这编排表面看来奇怪，实质也很应该：“答问”那篇，是余光中贬损戴引起争议，有人提了几个问题请施作答，问的答的都是关于文学的专业内容；“忆事”那篇《诗人身后事》，则是“一个总结和交代，为研究戴望舒及其诗的青年学者提供一份信息”，全文介绍戴的著译和出版情况——这种学术性资料性的文章，自然不属于“怀人”。
“……戴望舒于一九五零年忽然逝世，也使我极度伤感。……我常常想起当年文学工场里四个青年（按指作者与戴、杜衡和冯雪峰）的亲密的情谊，现在只剩我一个人，再也没有同样亲密的朋友，真感到非常寂寞。”这几句动情的话，也仍只是戴望舒在施蛰存笔下的零碎的影子，因为是他怀念别人（《最后一个老朋友——冯雪峰》）时结尾顺带提到的。而且，这是全书谈到戴时唯一出现的带感情色彩的形容词：“极度伤感”，“非常寂寞”。
除了这八个字，施蛰存对戴望舒的情谊被节制了。可是有比这八个字更令人动容的，是《诗人身后事》开头的一段叙述：
“作为望舒的最亲密的朋友，我没有写过一篇回忆他的文章。关于望舒的事，我知道，别人也知道的，让别人写，比我写好些。我知道，别人不知道的，我不写更好些。正因为是最亲密的朋友，反而无法写记忆。”“四十年来，我对亡友的职责，只是为他经营身后事。……望舒的文稿，在前三十年，我只尽了保藏之责，……近十年间（按此文写于一九九〇年），我为他经营编集和出版，做了一部分工作……”
这，也可视为对亡友情谊及这情谊的表达形式的“一个总结和交代”了。
于是，我们找不到怀念戴望舒的专文，因为“无法写”，“别人写好些”，“不写更好些”；但零零碎碎又总是写到，乃至全书有那样突兀的开头，因为相交之深，交往已融入生命，只要是回忆，哪怕不为写他，他还总是会出现，避无可避，甚至该谈自己时也会由他开始说起。
“记忆并不是遗忘的反面，记忆是遗忘的一种形式。”这句话印在本书（辽宁教育出版社，“书趣文丛”第一辑，一九九五年三月一版）封面内折上，然而我在书中找不到出处。也许是编者和出版社加的，但我想作者必定会同意，因为它透露的意味，至少与书中关于戴望舒的心情相合拍。我是这样理解的：
“过去的生活”（这是施原拟的书名）固然有如“沙上的脚迹”，后来的记忆又何尝不是！记忆并不能挽回流逝，恰恰正是已经遗忘了，才需要去追忆回想，然则，记忆（及其文字记录）除了证明有所流逝、有所遗忘外，还有什么意义呢？所有记忆，都只是些“为了忘却的纪念”。在流逝与遗忘的大河中，实物要比记忆与文字更可恃，保藏和整理文稿这工作本身是一种更好的怀念方式。
“最亲密的朋友”，曾经那样美好的情谊，是不存在“记忆”的问题的，已经融入生命的东西，随时随处会浮现，不召自来，挥之不去，这情形跟专门去记它忆它是两回事。况且，记忆并不能全无遗漏，而文字本身的单薄局限更进一步削减了记忆的表达及其意义，那么，写，又有什么意思呢？
如果一定要把那份怀念的心情形诸笔墨，则除了“极度伤感”和“非常寂寞”这八个字，我们又还能说出什么更多呢？！
一九九八年二月
第三部分 书林散叶第26节 “起码也要像菊花”
知道邱世友先生的《词论史论稿》出版了，连忙从嘉兴秀州书局邮购买了一本。
邱先生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但我只上过他的大课，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门下弟子。而且八十年代的青年风气，崇尚自我个性，以不尊正统为荣，故老师中虽也有些名家学者，我却并未珍惜机缘去亲近，与邱先生也就从无私人交往、请益问学——勉强算得上的只是一次，听他讲课，觉得是个专注学问、有学识的传统型老先生，心下喜欢，下课后就过去请教几句；他也很高兴，我们在从教学楼到系办公室的小路上边走边谈；记得我问的有纳兰词，更记得穿过阳光清亮的大草坪，周围满是休息嬉戏的学子，那样一个校园青春岁月的好画面。
对邱先生也没有什么了解，只是后来从其他渠道零零星星知道，他除了词学、文论外，还研究过《文心雕龙》，其《刘勰论文学的般若绝境》、《刘勰论〈神思〉——个心物同一的形象思维过程》在“龙学”众多论文中占有一定地位，前者“分析了佛学对刘勰的影响，取得了一些新进展”，后者更被论者在感叹“龙学”萎缩时举作前贤难及的一个例子，赞誉为“论《神思》篇有关想像和形象思维方面的文章近年也有不少，然所论大多未超出邱世友文章已讨论过的范围”。（李平《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研究综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心雕龙〉研究鸟瞰》）；另外，在一九九九年母校举行的“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他提交过《试论陈寅恪教授的诗词思想》的论文；他还是《词源》的主要修订者之一。
说实话，邱先生的研究课题并不合我的趣味。大学旧物中保留着一份邱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听课笔记，但并不是我当时听得印象深、记得详细，恰恰相反，自由散漫的我没有怎么上过课，到临考试，才借了友人的笔记复印一套连夜温习；美好的大学生涯结束不久，伊人也随之而去，我把那叠复印件作为中大听课笔记的唯一“代表”留存着，这纪念物的更大成因，只是在于记录的笔迹和笔迹背后记录的情景。
——说了那么多，好像都是应可不买他的书的理由。事实亦然，对这本《词论史论稿》，我是很难在稀少的闲暇与闲情中挤出时间、提起兴趣，去静心细读的。买此书，只是一份怀念与致敬，作为他那端正方刚的灵魂的一个纪念，供奉在书架上时相晤对，所谓“以书存人”也。因为，邱先生曾有一番对于修身立德的精彩训示，我有幸成为唯一的领受者。
那是毕业前，在系办小楼举行用人单位招聘见面会。我托赖事先已有了着落，但恰巧去办一件事，上得楼来，却见那场面甚令人不快：走廊过道挤满了同学，等着办公室里的单位和老师传唤，大都面色惶然、心神不安；那些原本清纯朴素不施铅华的女孩子，专门拙劣地化妆打扮一番，花枝招展，尤为让人看着心痛；更不堪的，是听闻一些“黑幕消息”，某些原来貌似友善者、或本应相亲者，在“求售”、“推销”过程中人性面目一时立现……就在这一片集市般的喧闹中，忽见邱先生面带不悦排众而出，应该是受了那些“黑幕”的刺激，他全没了讲坛上时常绽现的佛祖般憨厚的笑容，边走边愤愤地说：“商业交易我们应该绝缘，念中文的，就要像梅花一样高洁！”我正好要走，就跟在他后面。他在那道狭窄、陈旧的铁楼梯走下了一半，似乎意犹未尽，立在转角处抬起头，认真地用略带口吃和地方口音的普通话扬声补充说：“起码也要像菊花！”
我站在阴暗的楼梯口，从上而下迎着他四方眼镜片后的炯炯目光，一时像走进了《世说新语》，直面刚正的古人。那时候，人人都还在自顾“搏杀”，至少他的后半句妙语警句，应该只有我一个人听到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聆听他的教导，也是大学四年从师长那里得到的最闪光最掷地有声的教诲。夫子口吻，赤子之心。然而我只能默然相对，答不上腔——我想到了达明一派沉痛的《四季交易会》，但也想到了《静静的顿河》里的话：“在这混乱和堕落的年代，兄弟们，不要审判你们的兄弟。”是的，很多人对不起“念中文的”这个清誉，但我心里更多的是凄凉而不是愤怒，对同学们同情而不忍深责（我自己当时也不过是因为幸运，才成为这“交易会”的局外人）。只是，那一刻邱先生的神态和“迂话”，也永记在心，十多年都不曾忘却。“起码也要像菊花”，虽无法时时事事做到，至少在内心保持那样一份情怀，一个标尺，或曰一条底线吧。
就凭那句话，他成为我最怀念的师长。这事多年来在笔记中、致友朋信中不止一次道及，念念不忘。可是自惭形陋，毕业后总不敢去冒昧探访，当面表达敬意。这想起来颇是遗憾，因为不久前，听说他已过世了。
《词论史论稿》出版于今年一月，不知他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