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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论史论稿》出版于今年一月，不知他生前看到了没有。此书论述宋、明、清一五家著名词人或词论家，黄海章《序》中说：“其所发抒，与当代词论家颇有同异”，“不作浮光掠影之谈，不阿附时流之论。所见虽不能无偏，亦可谓能卓然自树者矣”。按诸我对邱先生的印象，所言当不虚，亦很高兴脱俗不群是邱先生为人、治学一以贯之的个性。
黄序评述，不涉此书之外，未能借此对邱先生有更多了解；而除此外全书没有任何其他前言后语介绍。黄先生也是同校的中文系教授学者，此序未署写作时日，但据悉他已于一九八九年去世，然则可以推算，邱先生的书稿是早在我聆听“梅花菊花”之论前已写好了的，拖延至今方得出版。但总算一番心血能留诸后世，责任编辑与责任校对管士光，以及人民文学社，是做了一件功德好事了。它收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书，社方说：在经济大潮对学术研究的冲击中，他们将“逆水行舟”视为不可推卸的责任，编辑出版此丛书；不强调策划，不刻意编排，不成系统又自成体系，作者不分老中青，不问知名度，著作不计长短——这都是很合我心的意思。尤为可喜的，是装帧典雅优美而又暗合作者气质：封面是淡紫蓝色背景的粉绿团花图案（明代缠枝莲花纹），书名页没那么清艳养眼，却有分教，原来是宋代《满江红·雪共梅花》铭文镜，设计者宋红无意间恰好传达了邱先生的梅花情怀——社方罕有地在封底内折对采用案图作了注明，细节上如此用心、细致，也才使我得了“其相宜焉”的欣喜。
在网上搜索邱先生的资料，所得不多，却见有他作的一首《蝶恋花·怀照禧》。转引为这小文的结束，借以聊表我的怀人之意——这样做不知是否合适，我是把这“蝶恋花”联想为：早已离开校园身在红尘的我，就像告别梦谷之蝶，起码还怀恋着他的菊花——
梦谷深深藏不住，野水荒湾，任汝飘然去。多少狂风兼骤雨，微茫尚见英雄树。
树上繁花红欲吐。拾得余妍，解道忠魂苦。明月有情还似诉，倚窗低护暗香度。
二〇〇二年七月
第三部分 书林散叶第27节 如沐金风
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书趣文丛”第二辑，收有金性尧先生的一本《伸脚录》。当初我见而未购，因觉此老写的都是些考古辨史的小品，兴趣不大。后来，读到一九九八年四月一四日香港《大公报》上一篇他评扬之水的文章，就用扬的《终朝采绿》书名做题目，惊为心目中的佳文范本之一，我所喜欢的书话“元素”尽在其中：谈的是我欣赏的人和书；充实的内容与婉约的情感相结合，既有介绍、评点，也有“内幕”、旧日珍闻的回忆，还有作者自身的投影；文字随兴散漫，旁生的却是令人眼前一亮的枝节；尤其结尾，疏淡闲言中，是深切的情分与人生感叹。
自此留意。如一九九九年《万象》一卷六期上他的一篇《吉祥寺》，疏疏落落的短文，结尾也有言不能尽的惆怅。当时我的世纪末岁暮笔记有涉及，略为：那年冬至，七十年来月亮最圆之夜，对月有感。读苏东坡冬至之诗，有句云：“何人更似苏夫子，不是花时肯独来”，益有“不是花时”之慨。恰此诗题为《冬至日独游吉祥寺》，而刚看到金性尧的文章，也提到苏诗，虽然不是同一首，也不知道是否同一寺。金文就刊于该期拙作《烟头很短，叹息很长》后，与我风露中宵的往事忆叹相对。但我修行低微，尽是些浓得化不开的情绪；金性尧则到底是饱阅世事的老者，他也在回忆花月佳时的往昔年华、故人胜地畅聚之盛况欢情，但却只写了几百字，一页纸，抵得我多少文字。我佩服他的冲淡和制约，全文简练平淡，基本上是叙述，只有最后一句是抒情，然而读后使人有绵绵无尽的感慨。那最后一句是：“东坡诗云：‘僧卧一庵初白头’，现在连这种境界也不可复得了。”真个欲说还休。（这本《伸脚录》的《后记》结尾，也有点相似，引东坡诗“惆怅东阑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作淡淡而深沉的喟叹。）
这两篇文章写的都是近人近事。所以后来虽曾见过他的几本书，都因专收文史小品，题材不合意，如《饮河集》，是由扬之水作跋，又收有为吾邑先贤袁崇焕辨诬的专文，也都没有买，一心希望他出个专辑“近文”的集子。于折价书店中见到曾放弃的这本《伸脚录》（一九九五年一〇月一版，一九九六年六月第二次印刷），得以重新打量，才明白这是金老近年一个较全面的选本。固然大半还是考释古史之作，但也有近三分一篇幅主题是近、现代的，包括当年在《读书》上读过，因题目犹如七言诗拆开，从而留下印象的一组忆怀友人文章：《人世几回伤往事》、《说着同光已惘然》、《词流百辈消沉尽》、《故人坟树立秋风》等；也包括记旧时书店、说周氏兄弟、谈扬之水等我感兴趣的内容；最后还有几篇悼念亲人的抒情散文。这应是他的最佳选集了，复以廉价锦上添花，更觉欢心，欣然携归。——有时候，书是要回过头去比较才发现最初的好的。
此书是金老在结集时才从报刊上搜集发表的文章选编的，无法顾及写作时间的排序，只“略以内容涉及的人物或事件的时代为依据”（《后记》）。因此，第一部分就是他主力为之、而以前不为我重视的文史小品了。现在挑些有兴趣的看看，觉得其实这类文章也不乏见识与情味，其《人世几回伤往事》称瞿兑之（蜕园）兼有功力、识力、才力，亦正可作他自己的写照。而当中表现出来的一个真正学者的正直、通达、理性、客观、发诸人情物理，尤为我赏。
如《“不素餐”解》，谈历来对《诗经·伐檀》的解释分歧，最后说，有的人明明赞同孟子对诗中“君子”正面评价的意见，但在正统时风下，“却不敢公开表达，与其谔谔，不如诺诺，倒真是学术上的素餐者了。”
《荆轲平议》，说“‘文革’时期，荆轲曾经被骂为小丑，因为当时秦始皇已经成为教主”；到今天，他却没有矫枉过正，而是认为，“侥幸冒险的行为确实不足取。即使出于正义，作为策略，以劫持或暗杀来对付敌人毕竟也非上策”——在比荆轲还要暴烈千百倍、殃及无数无辜者的“正义”行为流行于世界各角落，道德是非的底线已混淆难理的当下，读金老此清醒语更有清凉之感（虽然是旧作）。又联想起张承志们对荆轲及这类人物、行为的歌颂，张承志曾是著名史地学家的弟子，正可与金老作一对照。
《〈闲情赋〉的毁誉》，赞同钱锺书“趣倍其宗”、“事乖本愿”的意见，认为陶渊明此作“形象本身的饱满的活力，却把创作动机架空了”；而“一写到女人，就会唤起美感，以陶公的淡泊宁静尚且如此”。把陶渊明为何会写出与其“本色”、风格不符的这篇作品，分析得很让人信服。这见出他对文学创作心理和规律的掌握与造诣，也见出他心平气和对待古人的平情。
平情，更体现于其对古代现实的和作品中的女性的哀矜，是这类考辨古史之作中最令我瞩目的部分（其他一些文章也有涉及）。他深追封建传统和男权思想影响下，某种写作中的变态性心理，作家既欣赏女性，又常下折磨之笔，其实是自己的发泄、骚动与自我挑弄——从这些批评中，反映出金老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如《徐渭〈杨妃春睡图〉》，即小见大，说历来名教视杨贵妃等为祸水，但一描写则又媚妍风流，是“道德上鞭挞”、“艺术上勾引”；进而指出此乃古代作家普遍的创作心理，“借此取得自渎性的快感”；杨贵妃死后的争抢罗袜故事，是文人挖空心思的起哄，“对死者其实是另一形式的骚扰”。——最后文末此语，说得尤其重，令人一震，很让向来认为“死者为大、不当扰之”的我叫好。而对象是杨贵妃，尤为难得。《两本三百首》中还有一条脚注说到杨贵妃：“她固然有自己的过失，但别人对她的过失更大些。”对潘金莲等他也有相关评述。批评男权之外，他又设身处地，原女性之心迹。甚至对慈禧都能如此，指出其丑恶、过失的同时，在不止一篇文章中分析了其被扭曲的心理，这就更难得了。金性尧写作、思想中这一“哀妇人”的重点，与周作人有相通之处，此集内有篇《知堂的两本书》，可以参看。
此外，像他编《宋诗三百首》而不选文天祥的《正气歌》（见《两本三百首》），让我想起当年钱锺书的相同眼光，益感此老学人本色，令我喜欢。（当然，学术标准乃至正直等风操道德，遇上何草不黄的时节，也自会风吹草偃。金老在本篇中也坦言，即使劫后，他编书仍在“可怜的夹缝中”有“瞻前顾后的拘忌”。《白头青鬓隔存没》、《她才二十八岁》等篇，则忏悔浩劫中曾被迫写过亲友的材料。原非大恶，我们只记取他这份真诚的愧疚就是了。）
悼念女儿的《她才二十八岁》满纸血泪，动人心魄；也是其通过怀人记友而抗议浩劫的最深刻、最鲜明之作。虽然话说得还是他一贯的节制，但今天听来仍足令人震撼，如因为“文革”的悲剧，“使人们一谈到‘政治运动’，很难从应有的善意上去看待”；“也希望那些还有一丝半毫人性的人，重新念念这两句古话（‘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光就这一件事来说（指女儿含冤自杀后，还要被恶言鞭尸，并斥家人也有责任），今天哪怕写上十万篇宣扬人性论的文章，还嫌多么？”——作者《后记》说，此书是八十年代所写文章的选集。也只有在那段日子，人们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