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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社时，他和担任社长兼总编的邓拓在许多问题上有分歧，但是他绝对不向任何人流露出来，表面上他和邓拓的关系还处理得不错。直到彭真亲自过问一些事情时，他才狠狠地把邓拓告了一状。
一九四三年初，张春桥通过康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批评刘少奇一九四二年十月十日赴延安途中在北方局党校所作的《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问题》的报告。认为里面有许多观点和毛泽东同志的论述格格不入。刘少奇在报告里声称蒋介石是“革命的旗帜”，“抗日建国的领导者”，“国民党是一面具有大作用的旗帜”，“有很大的力量，甚至可以说世界上任何一个党有它这样大的权力，它掌握有广大的政权，拥有几百万武装，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通俗的、合法的组织形式，最好的现成的形式。”张春桥认为，刘少奇的这些观点最容易在广大的党员和干部中造成这个党是统一战线的领导者的影响，不利于发挥我党的主动性。他引用了刘少奇在报告中的几段原话：“我以为中国革命能在国民党三民主义这面旗帜下进行。至少是民主革命这一段，要比用奇特的旗帜顺利得多”，“如果说是实行三民主义，人家都不怕，说是实现中共的最低纲领，人家都要有些害怕。其实这两者的内容基本上都是相同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说是实现三民主义，而硬要另搞一套呢？”“在我们队伍里，也有少数同志有了几个枪杆子．就以为不得了了，可以取得天下了，张牙舞爪地把国民党都不放在眼里，这迟早要出事的。”张春桥一一地批驳了刘少奇的这些观点，说：“刘少奇同志的这些说法完全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东西，在华北的影响很大，我认为有着从根本上纠正的必要，使全党的认识统一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和策略上来。”
抗战胜利后，张春桥随同《晋察冀日报》来到张家口，在一间简陋的平房里审稿、写社论。虽然后来战争的炮火越打越烈，但是张春桥毕竟没有到前线去，没有指挥过一次大的战争。根据需要，这位年轻的笔秆子从这里来到石家庄，担任了《石门日报》的社长。这里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机时刻，他到了中共最老资格的革命家柯庆施的手下。
张春桥早就听说过柯庆施的传奇般的经历：一九二零年，十八岁的柯庆施就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二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然后到苏联学习，亲眼见到了列宁，并且和列宁谈了话。所以，他对这位刚刚上任的石家庄市市长的老布尔什维克充满了神情和尊重。
《石门日报》改名为《石家庄日报》后，张春桥和柯庆施的关系更加密切了。他们通过几次长谈，许多观点产生了共鸣。特别是他们对中共最高层看法的一致，使连接他们之间关系的纽带更紧了。
“毛泽东将是建国后的最高统帅，在全党没有任何人能和毛主席相比，他的智慧和能力，他的思想和理论都将是空前绝后的。不看到这一点就将要犯绝大的错误。”
柯庆施认真地听着张春桥的分析，不住地点头，连声称是。
张春桥继续说：“建国以后中国何去何从，我认为毛主席就是认定了一条，走苏联的道路，而决不会是走英美的方向。刘少奇十二月十四日对石家庄工作的指示起码是右的。他以资产阶级代表的身份，宣扬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利益一致，说什么‘为了发展私人企业，就得保证它有相当的利润，否则，不仅害了资本家，害了公家，也害了工人、贫农，使大家同归于尽，毫无好处。’这些观点和毛主席的指示并不一致。现在形势发展很快，我们的工作还是多请示毛主席为好。因为这涉及到前途的大事。”
“好好，你说得很有道理。”柯庆施说，“其实我对刘少奇最了解不过了，他在抗战前就是一个老右倾，没有什么大的本事，就是会遇到危险时往后退。他在组织路线上也有问题，用的就是彭真、薄一波这些人。他们在抗战前都有一定的问题，起码是写了自首书出狱的。在所有的字眼里，我最恨的就是‘叛徒’二字。他偏偏在组织路线上就是依靠小圈子的人，我看将来都是站不住脚的……”
两人不谋而合了。就在不久，张春桥成了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兼《石家庄日报》社社长。那时，整个形势发展得相当快，没有几个月，上海解放。三十年代就在上海待过多年的张春桥重新杀回故地，担任了华东地区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一九五一年初秋，他又成了上海《解放日报》的社长兼总编，成了独守神州东南方向的一个喉舌……
一九五五年，五十三岁的柯庆施以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的身份来到上海，立刻会见了张春桥。这下，故友重逢，说不尽的万语千言，他们商定就以上海为基地，真正大张旗鼓地要干一番事业了……
还在主持《解放日报》的工作时，张春桥就发现了一个文笔犀利、思维敏捷的小笔杆，经常给报社投稿。他约见了他，这才知道他就是曾经于三十年代大名鼎鼎的作家姚篷子的儿子姚文元。姚文元于一九三一年出生于上海，十七岁的时候，他在上海沪新中学高中理科二年级甲班读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他担任了上海卢湾区团委宣传部干事。和张春桥接触上以后，他的文章经常见报，成了上海小有名气的评论家。
尽管张春桥和姚文元地位悬殊，但是以文会友，他们还是建立了友情，经常为写作的事情而彻夜长谈。
一九五五年，张春桥从内部得到了消息，要开始批判胡风的观点，来头很大。他立即就想到了姚文元。他说：“现在是你向权威宣战的时候，通过对胡风的批判，你要杀出一个新的名声来！”他亲自给姚文元出题目，拉提纲，使姚文元一口气连写了四篇文章，全部都是发表在《解放日报》上，一下子使他果然成为批判胡风的英雄而名声大震。
紧接着，反右斗争开始。姚文元在张春桥的指点下，政治敏感性大大提高，一篇批判《文汇报》的小稿子《录以备考》，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这篇文章以《文汇报》在报道毛泽东的消息时以最小的篇幅和不起眼的位置的处理和《人民日报》作了鲜明的对照，显示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毛泽东亲自指示《人民日报》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发表，并配发了《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的社论。这时，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有了用武之地，几十篇文章，篇篇都是杀气腾腾的批判和痛驳。所不同的是：姚文元署名是真名实姓，而张春桥则是笔名或化名。
柯庆施高兴地说：“毛主席要我们特别注意培养无产阶级的红秀才，我看准了，这个红秀才就是我们的张春桥同志。他在政治斗争中总是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站在了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是坚定的革命左派。这样的左派，在我们党内是太少了而不是多了。”
在柯庆施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后，张春桥则成为中共上海市委政策调查室主任。一九五八年他的一篇题为《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的文章，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他指示《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并亲自为报纸写了编者按：
“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期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
这是张春桥和毛泽东联系的开始。和平年代，文人和秀才们容易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力量，特别是在中国那个非常特殊的岁月里，既重文又重武的毛泽东需要像张春桥这样的笔杆子。所以，他便准备脱颖而出了。
第七章 我过高地估计了江青的作用
政治上，完全地把“宝”押在一个人身上，往往带有一定的冒险，聪明的政治家善于化险为夷，就在于他在关键时刻留下了一手或者是“狡兔三窟”。单纯的孤注一掷，如果没有其他的因素在里面，肯定是要导致失败的。这是张春桥在狱中反省时得出的结论。不过，他并不对过去的选择而懊悔。他只是说：“如果一定要我说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我过高地估计了江青的能力和作用。再嘛。就是……”
张春桥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总结什么经验教训．他觉得现在还远远地不是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从邓小平站出来后．他就觉得自己和江青这些人的问题一定会有重大转化。尽管这种变化是逐渐的，缓慢的，但是一定是明显的。现在看来，自己的这种分析也灵验了。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在批判自己的时候，那句所谓的伪造的毛泽东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的指示不多讨论了。看来华国锋等人也已经觉察到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玩弄的骗局太露骨了，已经是破绽百出了。
本来“按既定方针办”和“照过去的方针办”并没有多大的区别，都要按照毛泽东制定的方针行事，其含义和用心都是一样的。但是，华国锋为了把自己和毛泽东的继承者们统统打下去，故意玩弄了一个政治游戏，在某些枝节问题上作起文章来了。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逝世。九月十二日左右，许多省市和大军区的领导人纷纷打电话给江青、张春桥、华国锋等人。询问毛泽东在临终的时候有什么指示或嘱咐。如果要按实际情况说，显然还不到时候。张春桥对江青建议：“我们还是选择一句或几句能够关联全局的话，作为毛主席的政治遗嘱或临终嘱咐，也作为鼓舞和指示我们继续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的动力。”
江青抽出了毛泽东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那句指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