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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抽出了毛泽东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那句指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张春桥摇摇头，说：“这句话不能作为主席的遗嘱来对待。因为主席讲的这句话在主席生前已经发表，而且家喻户晓了。我们应该选一句或几句距离主席逝世很近，而且是主席没有公开过的指示来作为嘱咐。这样的话，能够有效地概括了毛主席的思想和意图。”
江青曾经提出了华国锋所讲的毛泽东于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晚给他所写的“照过去的方针办”的指示，说：“这句话是毛主席的手迹，可以作为最后的绝笔来对待。”
张春桥说：“这是主席最后的手迹，但不是绝笔。绝笔是主席对最后一次文件的签字。再说，‘照过去方针办’，是主席针对华国锋同志汇报的具体内容讲的，有一定的局限性。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晚上，毛主席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华国锋同志汇报了国内的形势。他说，国内的形势总的来说，是好的，但是有几个省的形势不大好。毛主席针对着他所说的这几个不大好的省市情况写了两句话：‘慢慢来，不要焦（着）急’；‘照过去方针办’。这就说明了让他解决这几个省市的问题时。还是依照我们过去的方针行事。这不能说明了全部的问题。再说。如果把详细经过讲出来，也不能说这就是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呀。这和主席的逝世还有近半年的时间呢。”
这样一说，江青也认为张春桥讲的很有道理。她想了想说：“毛主席在今年七月间曾经跟我谈话的时候，说过‘要注意国内的问题’，并且还说：‘按既定的方针办’。主席讲的时候，国锋和你们都在场。今年七月下旬，在京的政治局委员接见参加全国计划会议的代表时，华国锋亲自把毛主席的这些指示作了传达，我看就把毛主席的这个指示作为他的临终嘱咐是完全可以的。这就是要我们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这样，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在张春桥亲自审定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里，就这样指出：“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这就是要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各项政策办，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要坚持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坚持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
这样一件非常明显的事情，怎么能说我们是伪造毛泽东的指示呢？张春桥想起来，依然愤愤然地走来走去，真想和华国锋、叶剑英这些人来个大辩论。可惜，现在自己是根本没有发言的机会，只得任凭这些人造谣撞骗了！
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幕幕看来平常、实际上充满杀机的场面，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啊！可惜自己提醒过江青，江青却熟视无睹，认为他们根本不敢把自己怎么样，掉以轻心，最后来了个陷身囹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该怎么办呢？
张春桥记得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上午，他和江青通电话的时候，他还提醒她：“我重新看了一下赫鲁晓夫搞掉马林科夫等人的材料，非常触目惊心。我感到现在我们中央的局势和苏联那时的情景有许多非常相似之处。我最担心的就是他们的突然袭击，我觉得你也应该有所防范，华国锋这个人的变化反差太大。你应该看到这一点。”
江青不紧不慢地说：“我看也不必草木皆兵。华国锋没有多大的胆子，他如果造反，老娘一声臭骂就得叫他放下屠刀。他才来中央几天呢？刚刚担任了中央最高领导权的职务不久。他难道还不满足吗？我是考虑下一步的中央全会上，我们如何把绝大多数的同志发动起来，通过我们需要决议……”
“他能让你等到开中央全会的时候吗？”
“他不是已经同意了吗？我们要坚持这一点。政治局常委会上应该二比一。别忘了叶剑英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毛主席早就让他请了病假了，也就是说无论中央和军委的工作都不需要他来参与，应该让陈锡联同志取代他的职务嘛。这可是主席决定的。”
“可事实上他已经公开活动了，是以副主席的身份出席中央的许多会议的。”
“我已经让华国锋阻止他的活动。今后的中央会议可以不通知他参加。否则就是背叛毛主席的指示。我倒要看一看他华国锋到底有多大的胆子！”
现在她可是真正看到了。华国锋这个本来并没有多大能量的人物，就是因为一朝有了权力。所以就在一个夜晚变得强大起来。他把毛泽东的整个部署和力量翻了个底朝天，而且这一切居然还是在毛泽东的旗号下进行的。可是经受过文化大革命考验和锻炼的中国的革命造反派们却看不到一点动静，这确实是令张春桥所奇怪的。原来估计得好好的事情．几乎连半点实现的可能都没有了。往事，像潮水般地涌了上来……
一九六二年，张春桥经过了一系列的文化领域里的斗争后，担任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宣传部部长，同时还兼任着柯庆施的政治秘书。他很大的程度上是在为柯庆施从事中央最高层的斗争服务，充当参谋。他从柯庆施的言行和来往的信件中竭力要准确地掌握毛泽东的意图。这时江青不断地来往于上海和苏州、杭州之问，来往都是柯庆施亲自派人接送，处处显示着神秘色彩。其实，张春桥完全了解江青在三十年代的许多情况，但是并不了解她在中央的地位和作用。有一次他和柯庆施闲谈时，提到了江青，脱口而出：“江青可是一个了不起的电影明星，我看过她主演的电影，演技是非常成功的。”
“你认识她吗？”柯庆施说道，“她现在可是很重要的人物，是毛主席的政治秘书，专门给主席负责调查、了解基层的情况，特别是文化上的动态，在主席那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次主席开玩笑地对我说：‘江青是我的顾问，我对文艺领域的情况都是她在给我出谋划策。她可是一个文艺通，当年在你现在的这个管辖地搞地下工作，是支持鲁迅的，把上海文艺界的情况全都吃透了。你这里可是要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者领导文艺和文化工作，这里曾是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大染缸，没有坚强的党性和坚定的立场，是建立不起我们的文化队伍来的，’你可不能小看她的作用。”
张春桥记下了柯庆施的这番忠告。从此，对她的到来就更加留意了。
一次，江青在和柯庆施谈话时，张春桥在场，江青随口问道：“你对最近文艺领域里的情况有什么看法？”
“很不满意。”张春桥似乎是在随便发表意见，“就说六二年文艺界的活动吧，没有几个真正能贯彻主席的方针和政策的，他们的土规定和土框框太多了，动不动就是文艺界特殊，实际上是要取消党的领导。三月三日至廿六日，周扬在广州举行了全国话剧歌剧创作的座谈会，陶铸同志也出席了这个会议，可见规格是不低的。有人在会上说什么反右倾使作家‘受了精神的虐待’，‘心情不舒畅”，‘强笑为欢”，要求给作家‘创作自由’。田汉在开幕词中号召大家‘出气’‘要好好地倒倒苦水’。你想想，这样下去，我们的文艺战线能出好作品吗？”
江青的眼睛一下子亮了，问道：“你看过周扬他们搞的那些书吗？什么《文艺队伍的团结、锻炼和提高》、《战斗的、胜利的二十年》、《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关于创造人物的几个问题》等等，这些东西你看出什么问题来了吗？”不等张春桥答话，她就接着说，“今年五月廿三日周扬这些人打着纪念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二十年的旗号，发表什么《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文章，提出了‘为全体人民服务’的口号，连主席经常讲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都不要了，还叫什么纪念主席的《讲话》呢？现在呀，怪东西可多呢。都是生着法儿要和毛主席唱对台戏。刘少奇有个估计你知道吗？他说今年的国民经济还没有开始好转，在五月十一日的指示里说：‘目前经济形势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总的讲，没有大好形势。’我真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张春桥说：“文艺这块阵地和其他的领域都是一样的。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要去占领。占领和反占领的斗争，将会是很尖竦亩氛！？
“讲得好，”江青拍着手说，“你的这个观点和我们的毛主席是一样的。他呀……”
江青激动了，临告别的时候，第一次主动伸过手去，和他摇晃了几下。
张春桥在这个难忘的一九六二年里，注意到了国内发生的这些情况：
五月，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亲自传达邓小平关于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的指示，并说：“县以下基本上采取一揽子解决问题的办法，先把几个标兵一树，错的风一吹，基本上都错了，留个尾巴干什么？”同时，中宣部搞了一个《高等学校文科教材选编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说：“提出以毛泽东思想统帅教材本身就是对编写工作乱贴标签，是庸俗化和简单化的表现。”
张春桥把这两个材料用弯笔勾划后批给柯庆施阅读，说：“可否针锋相对？”
六月廿四日。新华社发布消息：“蒋匪帮在美帝国主义唆使和支持下从年初就准备要反攻大陆，已经派出了好几股部队在福建沿海一带登陆。全国人民必须做好准备，彻底消灭一切来犯敌人……”张春桥在这个消息，附了一段话转给柯庆施，这段话是：“我已经看到了一些材料，国内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其他的反革命分子，一定会和蒋匪帮里应外合地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在这个时候我想到了江青来沪时的提醒，要强调一下我们这里的阶级斗争了，防止敌人的变天和复辟，不然就会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