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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从朱子洲那里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便忙着准备办理出国手续。冷静下来的蒋碧薇却度日如年，备受煎熬。一方面自己是已订婚之人，以当时习俗，悔婚不可能；另一方面如要私奔，不但是一件丢丑的事，而且会令父母难以立世。在这种进退两难中，蒋碧薇是需要天大的勇气来做出选择和决定的。蒋碧薇在自述中写到：
1917年5月13日，我接到了徐先生的秘密通知，他知道我从来没有单独出过门，在信上指点得特别详细。他要我当晚天黑以后，悄悄地离开家，雇一辆黄包车，到爱多亚路长发栈去找他。他并且叮咛我，雇车要找留辫子的车夫，因为那种人比较老实可靠。
由徐先生和朱子洲先生密商定计，到了我离家出走的那一天，朱子洲先生故意来邀请父亲、母亲和二姑出去吃晚饭，饭后再去听戏。他们一走，家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当时大概是傍晚六点多钟，我看看天色将晚，暮霭已沉，便竭力使自己镇静，把早先预备好的一封信放在母亲摆针线的抽屉里面。我知道母亲每夜一定要打开这个抽屉，她不会看不到我的留书。我那封信故意写得含含混混，大意是说我深感人生乏味，颇有去自杀的意味。信放好了，我就两手空空地离开了家门。邻家已经亮起了灯火，弄堂里还有小孩子在笑闹游戏，我心慌意乱地匆匆迈着步子，走到巷口，按照徐先生的嘱咐，叫了一部黄包车。把地址告诉了车夫，他拉起来就跑，就这样，我离别了鞠养我18年的父母，开始走向艰苦人生的旅途。
到了客栈，徐先生已经等候得很着急了，一见到我如约而至，不禁大喜过望，但是我们还没有交谈，他又领着我另外换了一家栈房。
那一夜，我戴上了那只刻着“碧薇”两字的水晶戒指，从此我的名字也改成了“碧薇”。
一对痴心相恋的亡命鸳鸯就此开始了他们至为艰辛的伴侣之路。只是白云苍狗，世事变幻，谁也不曾料到，20年后两人会仳离而去，彼此演绎出一部经典的20世纪爱情悲喜剧。
徐悲鸿带着蒋碧薇私奔而去，这可苦了蒋家父母。当夜，两位老人听完了戏回到家中，看到女儿留下的书信，顿时惊骇万分，彷徨与焦急中他们认定女儿不会自杀，一定是同自己的爱徒徐悲鸿有关。接下来的几天，两位老人就差没在偌大的上海翻个底朝天，结果，问遍亲朋好友都不知情。两位老人最后只得商定：女儿与自己的学生私奔，这是很失面子的事，关系到蒋家声誉，必须想个万全之计。只有通知亲朋好友和查家，谎称女儿去了苏州舅父家，忽然得了急病，不治身亡，才有可能保全颜面。
次日，蒋母赶往苏州，与朋友商议，光说死亡还不够，需要买口棺材像模像样装殓一番，以防查家探个究竟。于是，蒋母便匆匆买了口棺材，里面装满了石头，然后抬到一家寺庙里，暂时寄厝。
不过，宜兴、苏州和上海，认识蒋家的人都在私底下偷偷议论，这事太过蹊跷了。这时，关于蒋碧薇与徐悲鸿暗生情愫并已经私奔的事逐渐传开了。蒋家本是宜兴望族，这一下就弄得非常狼狈和尴尬。查家也是苏州世家，虽觉愤懑，但木已成舟，顾及到面子，也未过多声张和追究。
再说徐悲鸿与蒋碧薇登上了“博爱丸”号，一出海，便遇上了恶劣天气。蒋碧薇在自述中写到：
博爱丸徐徐地驶出了黄浦江口，才出海，便碰上了恶劣的天气。从窗口外望，层层叠叠的云霭，堆砌在海天间，风高浪急，波涛冲击着船舷，船身立刻剧烈地颠簸。一阵头昏，只想呕吐，一会儿，徐先生也和我一样地晕起船来。48年前第一次作海上旅行，记忆中只是痛苦的回味和一片渺茫的空白，因为一路上我什么也没有看见，航行时间多半躺在舱里，呕吐得胃中空空如也。风浪小时才能勉强挣扎起来，到餐厅里进食。西餐味道不好，刀叉更不会使用，我怕人家笑话，暗暗注意别人的动作，心摹手追，依样画葫芦。徐先生却不理这一套，他用自家的方法吃大菜。由于晕船，无法欣赏海上风光。船到长崎，身体仍然觉得虚软，脑子里也是昏昏沉沉的。乘火车到达了东京，我们找了一家旅馆暂时住下。
每每我望着这个极其熟悉却又像是非常陌生的男人，我内心喜悦，但也有梦幻似的感觉。我经常在问自己，这一切难道果然是真实的吗？
语言不通，举目无亲，初到东京的时候，处处都感到不便。幸好不久以后，徐先生遇见几位熟朋友，其中有一位是无锡人龚先生，他介绍我们到他所住的“下宿”租一间六席小房。房东是日本人，楼下除了自家住用，把另两间余房分租。
初到日本，人地生疏，语言不通，生活习俗不适应，两人的生活艰辛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几个月后，蒋碧薇的姐夫也到了日本，从他口中，蒋碧薇才知道自己的贸然出走，给家人带来了很多的痛苦。
艺术情痴—徐悲鸿痴迷艺术
生活窘困，徐悲鸿回国筹措到留学经费，却买了金石书画作品；面对痴迷于艺术的丈夫，蒋碧薇心里渐渐有了一种被冷落的感觉
1919年3月20日，在康有为、哈同花园总管姬觉弥等人的帮助下，徐悲鸿获取了官费留法生的资格，终于一遂心愿，风风光光、名正言顺地带上了妻子蒋碧薇正式赴法勤工俭学。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颠簸，是年5月，徐悲鸿夫妇抵至巴黎。徐悲鸿考进了法国国立最高艺术学校，蒋碧薇则进了一家女子学校学习法文。
徐悲鸿非常珍视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是班上惟一的东方学生，学习非常刻苦。先在素描班画石膏，平时都是自己临摹，每星期三、六才有教授到班上来指导学生。画素描期间没有时间限制，如果教授认为程度够了，就可升入高级一点的模特班画人体。经过了这个阶段，才有资格跟教授学画油画。由于徐悲鸿本就具有深厚的绘画功底，加之天资聪颖，特别勤奋执著，很快他就完成了艺术学校的素描课程，率先升入画室学油画。当时这所学校聘请的教授都是当代的一流名家，画室便以教授之名相命名。徐悲鸿特别崇拜现代派大师佛拉孟极，便投身其门下，转到了他的画室学习。
巴黎高等艺术学院在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学生进校容易毕业难，哪怕你学了几年，如果考试不合格，就不能算是正式生，更不能毕业。那些理论科目如解剖、透视等是很难考试及格的，而徐悲鸿是中国留法学生中惟一通过理论考试的人。这一时期，徐悲鸿的学业、画艺日渐成熟，夫妻间经过磨合，彼此也能够相知、宽容、信任，可以说是夫妇二人相亲相爱的黄金时期。暑假时，两人还遍游欧洲各国，饱览各地旖旎多姿的风光，度过了许多值得回味的美好时光。
徐悲鸿在艺术上大胆采用中西相融的办法，将国画的技巧与西方油画相结合，出了不少作品。这一时期的作品，大多是以蒋碧薇为模特的。
不过，蒋、徐婚变后，几乎众口一词，对蒋碧薇有这样的评价：即在巴黎期间，不爱学习，怕吃苦，热衷于搞沙龙集会，并过分苛求物质上的享受。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徐悲鸿批评蒋碧薇不爱学习，让她买一把小提琴，结果，蒋碧薇将这笔钱买了一件漂亮的风衣。
事实上，徐悲鸿夫妇留学巴黎时，生活甚为清苦，有时到了三餐难以为继的地步。贫贱夫妻百事哀，蒋碧薇身材高挑丰满，皮肤白皙，浑身上下洋溢着东方女性特有的魅力，这在巴黎，无论是中国留学生，还是法国人士，都对蒋碧薇的美貌赞赏有加。爱美之心人皆有知，蒋碧薇亦然。
一次，在巴黎一家时装橱窗前，蒋碧薇对一件风衣流露出喜欢的神情，她忍不住走进去试穿，果然如同度身订做一般，非常合体。然而，徐悲鸿搜遍衣兜连半个法郎都掏不出，两人尴尬一笑，只得作罢。几天后，徐悲鸿的一幅油画被老师出资1000法郎购走，他拿到钱后，冲到那家衣店，毫不犹豫地将风衣买了回去。蒋碧薇穿在身上，感动得热泪盈眶。
面对丈夫的关爱，蒋碧薇从心底里体味到了做妻子的快乐。她见徐悲鸿辛苦奔波，却连一只表都没有，好几次都劝他购置一块，徐悲鸿叹口气道：“买了表我们就吃不上饭了。”于是，蒋碧薇暗下决心，从每天的生活费中抠出一点钱，日积月累，为徐悲鸿买了一块怀表。
夫妇二人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在巴黎携手度过了一段艰苦但却难忘的岁月。
那时，国内正值战乱，城头变幻大王旗，政局不稳。留学生的费用时常供给不上，这给徐悲鸿带来了不少麻烦。一次，他和蒋碧薇又到了断炊的地步，夫妇二人商定，由蒋碧薇出面，到中国驻巴黎的随习领事家中借钱。蒋碧薇出身阀阅世家，自幼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从不曾为生计发过愁。而今，面临借贷的窘境，这可真难为了她。去到领事家，吃饭谈天，盘桓了一个下午，蒋碧薇终于没有说出口。
夜半归来，徐悲鸿问借到钱没有，蒋碧薇只得如实相告。徐悲鸿一听，止不住热泪滚滚而下，他一把搂过妻子，爱怜地自责道：“要不是嫁给我，你也不至于吃这般苦。”蒋碧薇忙柔声劝道：“会有办法的，你没吃饭，胃不好，我去给你弄点热水敷敷。”就这样，两人就此挨过了这个饥饿之夜。第二天起来，已经断了炊，二人只得预备去一朋友家混饭吃，可是身上只剩下一个法郎，一算账，买两张地铁票就要80生丁，剩下20生丁刚好买张报纸，于是只得走路过去。
事也凑巧。就在夫妇二人徒步去友人的路上，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