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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历史博物馆、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南京大学明清研究室合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374页。还有一篇名士文震孟题写的碑文，后有98位苏州士大夫的署名。同上书，第376—377页。
④ 《明史》（国防研究院），第3435页；傅衣凌：《明代江南》，第93—94页；艾维四：《明代文社的变化》，第15—20页；袁清：《城市暴动》，第293—296页。贺凯的《苏州》对这一著名事件作了精彩的概述。
① 艾维四：《复社》，第340页。
② 应社究竟何时改称复社，尚不能确定。查慎行《人海记》载：“（杨彝）初与同志数人为应社。其后二张名骤盛，交益广，乃改名为复社”。朱倓：《明季南应社考》，第543页。“复社”一名暗合《易经》复卦之意。复卦包含着这样一种观念：一事物之衰败就是另一事物重新兴起的转折点，于是旧事物被抛弃了，新事物又繁盛起来。见艾维四：《陈子龙》，第41页。明朝末年，对儒家经典中“复”之概念的这种拟古主义的理解非常流行。在研究陈洪绶描绘17世纪初葡萄社在北京一个寺庙集会之情形的一幅画时，艺术史学家高居翰指出，画家有意使人们联想起1000多年前白莲社的一次集会。其意图并不是要说明葡萄社是白莲社的再现，而仅仅是因为若将葡萄社的集会描绘成一次当代的史无前例的事件，便会降低其价值，而这种双重形象的画面和拟古主义的手法，则可使之带有肃穆、悠久的古典色彩。”高居翰：《演讲稿》，哈佛大学，1979年，第18页。当然，慧远（336—416）的白莲社，和1622年在山东发动起义的白莲教不是一码事。艾维四：《复社》，第334页。
① 这篇誓约有多种英译，艾维四《明代文社》第18页的译文是其中之一。
② 谢国桢：《党社运动》，第163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02页，及其《嘉定忠臣》，第33页；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342页。
③ 艾维四强调其更集中化的方面（《明代文社》），谢国桢则将其说成是原有文社的联盟（《党社运动》，第161—162页）。邓尔麟指出，嘉定的复社组织由那些和望族有着非正式关系的当地生员组成，更像文人社团，而不像联盟。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38页，及其《嘉定忠臣》，第30页。
④ 宫崎市定：《明代苏松》，第25页。该社名称取自《易经·大传》（“系辞下”——译者）：“子曰：知几，其神乎。”此处之“几”意为对尚处于萌芽状态之事物的认识和干预。
① 谢国桢：《党社运动》，第187—190页。他们常在彭宾的书斋中聚会。清军南下后，几社创始人中只有彭宾活了下来，并十分恰当地改号为“大寂子”。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第一卷，第12—13页。
② 徐孚远编过几部八股文集，1642年乡试中举，但次年会试未能登第。浙江乡帅许都，就是由他介绍给在绍兴任职的陈子龙的。许都因造反被陈子龙捕杀后，徐孚远还写信责备过陈子龙。后徐孚远在国子监供职，是郑成功的老师。清军南下，他参加了鲁王的南明政府，1651年随福王流亡金门岛，后于出使云南途中在安南被监禁了一段时间。1663年金门陷落后，他逃入广东山区过起了隐居生活，从此便消声匿迹了。宋如林：《松江府志》，第1253页（第五十五卷）；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上，第12页；艾维四：《陈子龙》，第59—60页。关于徐阶，见《明代人名辞典》，第575—576页。
③ 云闲是彭宾书斋之号，1629年几社在此成立。谢国桢：《党社运动》，第188—189页；李雯、陈子龙、宋征舆：《云闲三子新诗合稿》，“序”第1页；“传”第2页。
④ 艾维四：《复社》，第347页。可能因为李雯后来曾为多尔衮效力，地方志（赵先甲撰《华亭县志》）中没有他的传。关于他和陈子龙的友谊，见侯方域：《壮悔堂集·四忆堂诗集》第五卷，第10页。李雯和陈子龙一道投身科举，但陈子龙通过了1630年的乡试，成为举人，李雯则既未列入《华亭县志》之贡生名册，也未列入《上海县志》（应宝时撰《上海县志》第1087页）之举人名单。宋征舆后亦降清，1647年中进士。李雯等：《云闲三子新诗合稿·传》，第2页。
⑤ 陈子龙在松江领导了反对贪官朱国盛的斗争。朱国盛是明室贵族，也是魏忠贤的党徒。他在松江因以重礼诱奸富家少女而声名狼藉。陈子龙投书弹劾朱国盛，将其丑行公之于众，因而遭到朱国盛一伙的报复。《明史》，第3313页；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诗集》，第1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02—103页。陈子龙之父亦为人耿直，与东林党领袖邹元标十分要好，在监修万历和泰昌皇帝的陵墓期间，曾阻止宦官贪污工程资金。他死于1626年。就在这一年，陈子龙通过了县试，成为生员。艾维四：《陈子龙》，第16—26页。
① 陈子龙得到南社创建人周钟的支持。张溥和夏允彝试图调解他们之间的分歧，但1628年艾南英又公开谴责周钟和陈子龙。邓尔麟：《达官贵人》，第96—97页。
② 邓尔麟：《达官贵人》，第97—100页，及其《嘉定忠臣》，第169—170页；艾维四：《复社》，第348页。
科举生涯
陈子龙等几社成员之被吸引到复社中来，除了与张溥等复社领袖有共同的基本政治观点以外，还因为由此可获得更多的乡试、会试中举的机会。③关于诗文风格体裁的争论，毕竟不全是个人爱好问题。假如周钟、张溥等提倡的古文能成为考官喜爱的文体，擅长古文的复社成员在1630年的南京乡试中就会有更多的成功机会。④于是，复社的这届年会被安排在这个可爱的南方城市，且正值应试生员云集之时。⑤
这些考生从南直隶各地一起涌入南京后，便开始体验一种矛盾的生活。一方面，乡试（每三年一次，阴历八月初九开考）之前的准备已经使人精疲力尽；赶考期间，又要在秦淮河北岸潮湿发霉、拥挤不堪的贡院中挨过两天三夜，这更是一种折磨了。①蒲松龄曾多次乡试落榜，后以尖刻笔触描述了入闱秀才之“七似”。
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场也，神情惝恍，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意想，则顷刻而楼阁俱成；作一失意想，则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絷之猱。忽然而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从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尝谓”之文进我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如此情况，当局者痛哭欲死；而自旁观者视之，其可笑孰甚焉。②
另一方面，在南京应试期间，他们又过着独居生活，无论结婚与否，都离开了自己的家庭，享受着两次备考之间短暂的悠闲轻松的气氛。剧作家孔尚任抓住了考生生活这一自相矛盾的特点，在《桃花扇》陈贞惠的一段唱词中写道：
贡院秦淮近，赛青衿，剩金零粉。③
剧中描写的夜生活，有观剧、宴乐和郊游。在这些场合，松江或苏州学者常可遇到淮安或徐州等地的友人。陈子龙可能就是在这种场合，结识了著名徐州画家和诗人万寿祺。①
万寿祺的曾祖父以行医为业，祖、父皆官至御史。当其父万崇德先后在云南、京城任职，后又奉命提督辽饷之时，这个早熟的孩子在家中受到几位私塾先生的良好教育。据说，他15岁（14周岁）便能诵20余万言，五年后，即1621年，入庠为诸生。不久，其父托疾去位，出为山东按察副使。其实，这是万崇德在魏忠贤日益专权的形势下，有意率家人离开朝廷。然而山东也不安全。1622年，山东西南爆发了大规模的白莲教起义。1623年，万寿祺避难江苏淮安，与密友黄家瑞共舍。②万寿祺遵从父命，拜著名学者、浙江王紫芝为师，精研经史，同时在诗、画方面亦名声日盛。③1628年，万寿祺以恩贡应廷试，遂为新即位的崇祯皇帝所知，又与张溥等少年名士会饮于天坛。在1630年南京乡试前，陈子龙对万寿祺之大名或许早有所闻，而这次乡试则可能为他们提供了直接见面的机会。④
陈子龙及其复社同仁，在1630年的乡试中获得了巨大成 功。①松江生员只有彭宾和陈子龙中举。②但30名应试的复社成员全部中举了——因为魏忠贤同党已经失宠，考官偏向复社。其中名列榜首的是苏州暴动的领袖杨廷枢，其次是执意要拜张溥为师的太仓青年吴伟业，及张溥本人。③为庆贺胜利，吴伟业、杨廷枢、陈子龙，与同榜中举的万寿祺一起，于秦淮舟中设宴会饮。④应邀前往者还有张溥、沈寿民、黄宗羲、彭宾，和其他一些乐于同这群才华横溢、充满自信、前途无量的举人们交往的文人学士。未来似乎真的要属于他们了。⑤
第二年，即1631年，北京举行会试，举人们纷纷北上。⑥张溥借此机会，又一路为复社招兵买马。朝中大臣们开始窃窃私语：一场“小东林”运动正在形成。⑦会试发榜，中进士者共347人，其中 62人——近1/5——为复社成员。①张溥的弟子吴伟业，在会试中名列榜首，其后又在周延儒任主考之殿试中获第二名。②复社的成功过于触目了，以至一些本应中举的复社举人，例如陈子龙，竟因周延儒害怕其政敌告诘他偏袒复社，而名落孙山。③
眼下，吴伟业公开将其中举归功于张溥，而复社又即将看到其成员入翰林供职。④这样，复社经过两年努力，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