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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吴伟业公开将其中举归功于张溥，而复社又即将看到其成员入翰林供职。④这样，复社经过两年努力，将要在翰林院占据重要位置，由此便可对大臣进行评议。此事之后果不难预见。崇祯皇帝一旦充分认识了这场政治运动的含义，就会更加坚信自己对党争的疑虑完全正确。在前朝，品评人物是东林党人干预朝政的主要武器。如今，“小东林”显然也想采取同样策略。因此，在崇祯皇 帝看来，最重要的莫过于保住对内阁大臣任免权的控制。①
崇祯皇帝自入承大统始，便十分注意大学士的任用。②登基后，他又创造了会推之法，规定凡阁臣因革职或致仕出缺，皆由廷臣推举其候选之人。当时，他最宠幸的大臣是温体仁和周延儒。③然而，令他吃惊的是，在朝臣奏上的候选人名单中，竟无周延儒，列于首位的却是钱谦益。这显然是多数大臣协商的结果。④
钱谦益（1582—1664）是当时最有才气的文学批评家和最杰出的诗人之一。⑤他出身于常熟的一个儒学世家，17岁时通过童试，1606年乡试中举，名列第三，1610年又通过了会试。但他未及就任翰林院编修，便回故里为父守丧去了。由于他性好奢华，又长于鉴赏，此后10年间，长江下游一批最有才气的青年诗人和画家，便逐渐聚拢到他的周围。此外，他同南京许多知名画家也颇有交往；还作为诗人参加了对16世纪的“七子”的抨击。⑥
1620年，钱谦益终于回朝作官，授浙江学政。但第二年，一起在其他情况下可能只被看作恶作剧的事件，使他陷入了窘境。一名举子在其试卷中对每段文字的末尾做了巧妙处理，使之从上下文看来全无恶意，但若将各段末尾一字连读，便是一首骂人的打油诗。其内容涉及主管科举的礼部，并间接涉及到批准科举制度的皇上，因而犯下了不敬之罪。此诗被识破后，该考生试图贿赂考官，遮掩过去，但他们还是向钱谦益报告了这一诽谤朝廷的事件。钱谦益便立即转奏礼部。由于钱谦益在这一事件中全无过错，因而只受到轻微处罚，并于不久后被调去编修实录。①
1625年，钱谦益执掌起居注和国子监时，魏忠贤集团开始对同情东林党或与之有交往的士人进行大清洗。钱谦益因被劾参加了东林党运动而辞职。及至1628年东林党人恢复权力之时，钱谦益的文学背景、曾供职翰林院的资历、与江南社会的联系以及同以往的党争几乎全无干系等条件，使他成了内阁首辅的颇为理想的人选。因此，当1628年底首辅刘鸿训被革职后，钱谦益——此时已被召回朝任礼部侍郎兼国子监祭酒——便被东林党人推举出来，以同温体仁和周延儒竞争。②
温体仁立即寻找借口，以否定钱谦益的候选资格。他上疏崇祯皇帝，攻讦钱谦益1621年为考官时曾接受贿赂，并强调入选阁臣者应绝对清白。然而更大的威胁，还是温体仁对钱谦益参与党争的指控。③温体仁指出，钱谦益1621年的表现，是一种常见的不负责 任的投机行为，其中包括以结党营私来谋取首辅之职。①
三天后，崇祯皇帝召集群臣至文华殿议事。其议题事先未向任何人透露。皇上令钱谦益与温体仁当堂对质，群臣大惊。钱谦益在辩难中态度强硬，因为他已设法让崇祯皇帝对温体仁的党派活动产生了怀疑。但是，当群臣——包括一位吏科给事中——纷纷斥责温体仁为诬陷贤臣之小人，而为钱谦益辩护之时，崇祯皇帝却从中看到了钱谦益结党的证据。换言之，正是朝臣普遍支持钱谦益这一事实，使崇祯帝感到温体仁对钱谦益结党营私的指控显然更为可信。于是，他突然转向钱谦益，厉声斥责他煽动党争，令锦衣卫当场将其拿下，投入大狱。②和冯铨一样，钱谦益也被判处徒刑，赎为民，当月获释，返回江南。③此事被当时的人们视为崇祯皇帝独断专行的突出事例，而对温体仁来说，这却是一大胜利。他终于保住了自己的地位，五年后又荣升内阁首辅。④
③ 虽然所有现存的成员名册上都有陈子龙的大名，但他自己从未提到过曾出席1629年的复社年会。不过他确实在南京参加了1630年的年会。艾维四：《陈子龙》，第49页，及其《复社》，第338页。
④ 于是，功名利禄促使成千上万的生员要求拜复社领袖为师。“是时，复社声名达于穷乡，争趋张溥、周钟之门”。《张履祥传》，引自潘光旦：《嘉兴的望族》，第97页。
⑤ 利玛窦在1615年首次刊行的日记中写道：“在中国人看来，南京比世上所有城市都更美丽、更宏伟，几乎没有任何城市能在这方面胜过南京，或与之相当。那里确实有许多宫殿、庙宇、城楼、桥梁，并且决不亚于欧洲的尖似建筑。在某些方面，它还胜过我们欧洲的城市。当地气候温暖，土地肥沃。人们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各阶层的人们聚居一起，熙熙攘攘，有平民百姓，也有达官贵人。”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268—269页。
① 有关贡院的描述，见宫崎市定：《科举——中华帝国的考试地狱》，第41页。
② 宫崎市定：《科举》，第57—58页。
③ 孔尚任：《桃花扇》，第63页。南京城内秦淮河畔这块专供人们寻欢作乐的去处，一到夜晚便生气盎然，雕梁画栋，丝障珠帘，花灯游艇，星星点点，人们饮酒狂欢，通宵达旦。彼得森：《苦果》，第26页；莫特：《南京的变化》，第151页。
① 1630年赶考时，陈子龙寄住在南京的一座寺庙之中。关于这段生活，见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上，第12页。
② 1622—1624年间，白莲教也曾试图在江南的太湖一带煽动起义。滨岛敦俊：《明代江南的农村社会》，第14页。
③ 在此期间，万寿祺还成了家，1625年便得了一个女儿。
④ 罗振玉《万年少先生年谱》对这段历史作了精彩叙述。万寿祺（字年少）在其《隰西草堂集》中（第三卷第27—30页）留下一部未完成的自传。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O0—801页有一篇万寿祺的小传；米歇尔·彼拉佐利等《万寿祺之画卷》也对万寿祺的一生做了很好的概括性研究。不过，万寿祺在徐州地方志（刘痒《徐州府志》）中无传，在其原籍南昌的地方志（魏元旷《南昌县志》）中也无传。
① 艾维四：《复社》，第341页。
② 宋如林：《松江府志》，第976页（第四十五卷）。
③ 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30页；吴伟业：《吴诗集览》，第17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02页，及其《嘉定忠臣》，第34页；吴山嘉：《复社姓氏传略》第二卷，第15页。南京乡试的主考官是姜曰广。他曾作为东林党人被魏忠贤革职。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43页。
④ “这里的人们比我们西方人更喜欢乘船旅行，他们的船也比我们的更华丽、更宽敞。例如，一个地方官的游艇常常大得足以容纳全家人口，并能生活得像在家里一样自由自在。这些船都是官家修造的，配有厨房、卧室、起居室，并且装饰的富丽堂皇，看上去更像一个富翁的宅第，而不像一只船。有时，他们在自己的游艇中摆上豪华的宴席，在湖泊或江河中尽情巡游。这些游艇通常都用各种颜色的极为光亮的油漆（葡萄牙人称为Ciara）作最后的加工。这种装饰所带来的视觉快感，就如同各种香气混在一起所带来的嗅觉感受一样。”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80页。
⑤ 彼拉佐利等：《万寿祺之画卷》，第155页；罗振王：《万年少先生年谱》，第4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一卷，第5页；第三卷，第28页。
⑥ 明朝末年，赴北京参加会试和殿试的费用，包括送礼，平均大约需要银600两。宫崎市定：《科举》，第118页；詹姆斯·彼得·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98页。
⑦ “张公为诸生，以天下为己任，追念东林先贤，慨然欲复之。”侯方域：《回忆堂诗集》第五卷，第7页。“小东林”一词所反映的不只是复社的规模，也包括复社成员的社会地位。东林党人都是朝中高官和名士，复社成员则多是地位较低的乡绅、秀才和生员。宫崎市定：《张溥及其时代》，第334页。
① 邓尔麟：《科举政治》。
② 陆世仪：《复社纪略》，第65—67页；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22页；吴伟业：《吴诗集览》，第17页；艾维四：《复社》，第341页；邓尔麟：《科举政治》。宋太祖（960—976年在位）创设殿试之制，原是为了对定期举行的会试进行检查，防止考官与考生之间形成师徒关系。但到明朝末年，这种制度也成了排斥异己、拔擢亲党的一条途径。当时的考生一般都是先写出考卷中纯属套语的前14行——这是可以事先准备的——然后便表明自己渴望得到考官的宠爱和庇护。考官能很容易地记住那份答卷属于哪个考生，从而在评卷时有意给他较高的评价。宫崎市定：《科举》，第74—75、93—94页。
③ 因为周延儒是吴伟业父亲的好友，周延儒的政敌便上疏皇上劾其作弊。周延儒将吴伟业的试卷送皇上御览，从而驳回了这项弹劾。但此事仍使其他考生受到了损害。例如，陈子龙就没能及第。当时周延儒上疏皇上，要求令所有考官对未及第的考卷进行复审，以防漏选人才。陈子龙的试卷得到倪元璐等考官的高度评价。但周延儒害怕其政敌抓住更多口实，终于将陈子龙拉了下来。艾维四：《陈子龙》，第52—55页。应当注意的是，在1631年周延儒任殿试主考官时，349名进士中至少有62人是复社成员，约占总数的18％。而1634年温体仁任主考官时，302名进士中只有22人是复社成员，占总数的7％。同上书，第71页。
④ 谢国桢：《党社运动》，第164页。翰林院为会试及六个重要省份的乡试派任主考官。负责监督考官的礼部尚书和侍郎都是由翰林院出身。两吏部尚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