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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间你研读荷马，夜里就仔细思量，
由此而作成判断，由此而求得箴言，
请你去追踪缪斯直到她们的渊源。
四是学习法国人，亚里士多德给希腊人制定了规则，贺拉斯给罗马人制定了规则，布瓦洛给当代制定了规则。
但批评的学问在法国最隆盛：
一个生来守法的民族服从规律；
布瓦洛仍然凭借贺拉斯的权威在统治着
然而勇敢的不列颠人却藐视外国法律，
不甘被征服而自居于化外。
不过即使是蒲伯也和法国理性主义者不同，这就情与理的不可偏废。《论人》中说：
情本属自私，但如出于正途，
亦可隶属理性名下，而受理性照顾。
情而有理性之助，即可追求高尚的目标，
提高自己的身分，取得美德的称号。
尽管仍然是以理为主导，但情也可成为“美德”，这是法国古典主义不愿说出的。
英国的新古典主义发展到约翰生（Samuel Johnson，1709─1784年）呈现出一种矛盾和现象，一方面他的武断程度不下于蒲伯，他的名言是：假如蒲伯不算是一个诗人，那么，到什么地方去寻找诗？另一方面，他又受到另一些影响而难以接受蒲伯的教条主义。
约翰生重复了新古典主义的基本观点，如诗的职责是描写永远不变的自然与情欲，诗人必须摆脱时代和民族的偏见，追求普遍的、超越一切的永久不变的真理；如诗人的任务不是考察个别事物而是考察类型，要注意普遍的特点和大体的形貌，要突出那些对有心人和粗心人都同样明显的特征等等。
莎士比亚是每个英国批评不能忽视的存在。约翰生为《莎士比亚戏剧集》所写的序言（1765），就是根据新古典主义的规则来批评莎士比亚的。他认为莎士比亚的成就在于能够给具有普遍性的事物以正确的表现，莎剧的一个人物通常代表一个类型。而他不满的，是莎士比亚为了给读者以快感而牺牲道德教育，没有给善恶以公平合理的分布，常常写得有失体统和不合式。德莱顿曾以莎士比亚来矫正法国规则，而约翰生却以法国规则来范围莎士比亚。
但约翰生并不完全对法国人亦步亦趋，他对时间、地点的整一作了彻底毁灭性批评，他的批评武器也是常识。如新古典主义者说第一幕的地点在亚历山大，第二幕就不能说成是罗马。约翰生反驳说，舞台不过是舞台，观众本来在第一幕时就没有认为它真的是在亚历山大。既然没有观众相信舞台上的一切是真实，第二幕把它成是罗马又有什么不可？时间的整一也没有更合理的基础，时间服从于幻想，想象几年和几个小时都不费力气，我们很容易把实际行动的时间加以压缩，观众并不要求摹仿实际行动的戏剧一点不作变化。
约翰生是最后一个新古典主义者，他摧毁时间、地点整一的武器是常识，却也是美学的：这就是戏剧摹仿自然，但并不就是自然，它的虚拟性使它可以有充分的自由。后来的浪漫派也是从这个缺口摧毁了新古典主义的堡垒。英国新古典主义的理智是在拜伦如火的热情中融化的。
四 维柯：主流之外的发现
蒲伯有一句诗：
自然与自然的法则隐藏在黑夜里；
上帝说：牛顿诞生吧！于是，一切光明。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沐浴地光明之中。笛卡尔、布瓦洛为时代立法，但众声喧哗，除培尔（1647─1706）代表怀疑论思潮外，他还有两个对手。明显的是他同时代的同胞帕斯卡尔（1623─1662年），他也是一伟大的数学家和思想家，但他关心的不是构造一种系统的认识论或现实的合理模式，他仅仅希望揭示人类理性不可避免的弱点以及信仰的必然性。在《思想录》中，他描述了人类的绝望、动摇和卑劣性的各种形态。而人类的力量和尊严似乎更在于人至少能认识到自己的不完善性。这种把握自己的不完善性的力量，正是人的伟大之处。帕斯卡尔的思想具有一种特殊的生动性和张力，不但在理性时代引人注目，后来还深刻影响了浪漫主义和存在主义。可惜的是，他没有沉思美学问题，而他的思想本来很容易通向美学。
笛卡尔的另一个潜在对手是意大利的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年）。他是一位法学家、语言学家、历史学家，终其一生，维柯一直默默无闻的囿于自己的书房中，直到失望地离开尘世。他的《新科学》（1725、1730）直到19世纪才受到世人关注，被誉为近代社会科学的创始人。
作为18世纪思想主流之外的人物，维柯关注的不是高度文明之的人类理性，“我曾不得不从我们现代文明人的经过精炼的自然本性下降到远古那些野人的粗野本性”。返回原始，他发现了另一种思维方式──“诗性智慧”，人类智慧的原初形式是诗性而不是后来产生的那种理智。原始民族的历史都起源于神话故事，最初的哲人都是些神学诗人，他们凭凡俗智慧所感觉到的东西，后来才由哲学家们凭玄奥智慧所理解。神学诗人是人类的感官，哲学家们才是人类的理智。维柯赞成亚里士多德的话：凡是没有先进入感官的东西就不能进入理智。《新科学》的第二卷“诗性智慧”、第三卷“发现真正的荷马”就主要研究这种诗性智慧。
诗性智慧就是创造性想象，它是一切思维的基础。人最初只有感受而无知觉，接着用一种惊恐不安的心灵去知觉，最后才用清晰的理智去思索。原始民族只凭基于感觉的想象来认识世界，他们没有推理能力，却浑身充满强烈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力，诗就是他们生而具有的一种功能，他们的一切宗教、神话、语文和政法度等都有想象虚构的性质都是诗性的，都具有诗的性质。在世界的儿童期，人类按照他的本性都是崇高的诗人，人性即诗性。此后文明进化，人们学会了抽象思维，神话就被忘却，想象受制于逻辑，诗也就失去了原有的想象、激情、感觉和丰富内容。维柯不是狭义上的美学和批评家，但他对原始思维的追索，对诗性智慧的分析，完全可以视为审美和艺术的理解。
诗性思维有两个特点：
1、诗性思维的方式：以已度物的隐喻。原始人没有明确的物我之分，每逢落到无知里，他就把自己看成衡量一切的尺度。在一切语言的大部分涉及无生命的事物的表达方式，都是从人体及其各部分以及从人的感觉和情欲方面借来的隐喻，比如用“首”指“顶”或“初”，用“眼”指透进阳光的“窗孔”，用“心”指“中央”针“眼”，杯“唇”，锯“齿”，麦“须”，海“角”，说天或海“微笑”，风“吹”浪“打”，受重压物体的“呻吟”，维柯在这些语言中发现民人在无知中把自己当作世界的准绳，人把自己转化到事物里去，变成整个世界。
2、诗性思维的成品：想象性的类概念。原始民族不能凭理智形成抽象的类概念，他们只会通过个别具体人物形成想象性的类概念，就是用形象鲜明的突出的个别事物代表同类事物。这种从个别认识一般的方法源自春心的一种特性：每逢人们对远的未知的事物不能形成观念时，他们就根据习见的事物去对它们进行判断。比如，儿童的本性使他们根据最初认识到的人和事物所得到的观念和名称，去了解并称呼一切和这些最初认识到的有些类似或关系的其他人和事物。以年长的男人叫“爸”或“叔”，以年长的女人叫“妈”或“姨”。“爸”“妈”既不是个别的人也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一种既具体、又的概括性的类概念。埃及人把所有发明都归于赫尔弥斯·特里斯麦吉特，就如中国人把木匠称为鲁班一样，原始人以一个人物代表一类人。维柯的结论是原始人不会形成关于事物的通过理解的类概念，就自然夺创造出诗性的人物性格，把它作为一种范型或理想的肖像，以后遇到和它相似的一切个别事物，都把它们统摄到想象性的类概念中去。他用这种见解来解释为古典主义所爱举的荷马史诗中的类型，阿喀琉斯代表勇猛，幽里赛斯代表英雄的智慧，这两个人物是全民族创造出来的。
这两个特点都把握到审美和艺术的主要特性。就以已度物而言，审美虽然是对一个对象的欣赏，但欣赏的却不是纯客体的对象，主体总在其中体验了、寄托了主体的情感、期待和愿望，审美活动是主客体的同一。这一点，19世纪末的德国“移情论”美学作了具体的分析；就想象性类概念而言，艺术作品刻划的是一个个具体人物，但他们又具有普遍的意义，古典主义的类型、现实主义的“典型”，都是指文艺中具有普遍性、概括性的个别人物。
把诗为归结为想象，把原始民族的一切产品都看作是具有诗性的东西，所以维柯所说的“诗”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型态、一种思维方式，其特征是和文化的高级形态、与抽象思维对立。这一对立有多种表述：
“诗”与“哲学”：诗的语句是由对情欲和情绪的感觉来形成的，这与通过思索和推理所造成的哲学语句大不相同。哲学的语句愈是上升到一般，就愈接近真理，诗的语句愈掌握个别，就愈确实。哲学把心从感官中拖出来，诗却把心沉浸在感官中。
“想象力”和“推理力”：推理越差，想象越强。
“感官”和“理智”：诗人是人类的感官，哲学家是人类的理智。
“儿童”和“成（老）年人”等等来表述。人类最初作为儿童创立了艺术世界，哲学家们过了很久才出现，作为民族的老年人建立了科学世界，使人类达到完成。
维柯反复强调这一对立，认为一个人不能同时既是诗人又是哲学家，诗的原始性与人类童年时代共存亡，随着理性思维的逐渐发展以至成熟，人类就将告别诗的时代。维柯以此来理解文化发展的前景，怀有一种深刻的美学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