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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模式在美学上就是（优）美与崇高。在第二篇《论崇高》中，席勒说，在（优）美的事物那里，我们感到自由，是因为理性冲动和感性冲动相和谐；在崇高的事物那里，我们感自由，是因为感性对理性的立法毫无影响，理性主导着感性。
两种模式在历史上就是“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席勒认为诗人或者是自然，或者寻求自然。前者使他成为素朴的诗人，后者使他成为感伤的诗人。在素朴的状态中，人作为一个和谐的统一体发生作用，全部天性都表现在外在生活中，所以诗人的作用就是尽可能完美地摹仿现实；而在文明状态中，天性的和谐只是一个观念，诗人就必然把现实提高到理想。这就是说，古代人生活在自然和谐的状态中，表现为素朴的诗，近代人生活在分裂的环境中，精神理想超过了自然感性。
两种模式各有不同的美育功能。席勒认为，没有美，我们的自然规定与理性规定之间的斗争就会始终不断，为了满足我们的精神使命，我们就会忽略我们的人性，就会离开感性世界；没有崇高，美就会使我们忘记我们的尊严，失去性格的刚强。所以仅仅享受和谐的美可能使人庸庸碌碌，无所作为；而单纯的崇高又会压抑我们的感性生命的需要。美与崇高各有功能与局限，应当相互配合，共同作用于人性，才能成就完整的人性。与此相应，素朴的诗的与感伤的诗也各有优势。在描写的具体性、形式的素朴性上面，古代诗人胜过近代诗人；但在表现内容的丰富上，在描写感性的无限性上，近代诗人胜过古代诗人。素朴的诗人容易陷入乏味庸俗之中；感伤诗人可能流于感受和表现上的夸张。所以单独地看，素朴的性格和感伤的性格，都不能完全包括美的人性。
席勒的真正理想就是美与崇高的结合。《美育书简》第二十四封信中认为人的特点在于把最高级的东西与最低级的东西统一在自己的在天性中，如果说他的尊严有赖于严格地区分两者，那么他的幸福就有赖于巧妙地扬弃这种区分。既然文明的目的是使人的尊严和幸福和谐一起来，因而文明就必须使这两项原则在最紧密的结合中保持各自的最高纯洁性。《论崇高》中他认为只有当美与崇高相结合，两种感受能力得到同等的培养，我们才是完美无缺的公民。《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中也说明有一种更高的观念可以把素朴和感伤两种诗人所描写的对象包括起来，在这个阶段，防止素朴的性格走向松驰，防止感伤的性格走向夸张。
但理想只是理想，席勒本人也知道同时侍奉两个主人是办不到的，即使义务和需要不发生矛盾（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自然的必然也不会同人缔约。两种模式之所以不能结合，因为它们不是同一层次的问题。道德理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但人并不只是道德理性的存在。《美育书简》就责问：人怎么可能就注定得为了某种目的而忽略自己？自然怎么可能为了它的目的就得夺走理性来了它的目的所给我们规定的完善呢？所以培养分殊的力，就必须牺牲这些力的完整性，这肯定是错误的。这就是说，人本身就是目的，生活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并不在于为了道德理想而牺牲一切。席勒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没有把线索理清楚。
2005…7…8 9：57：00
buteramj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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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 楼
三 回答卢梭：美育的意义
所以，席勒的真正贡献，还是在于他超越康德教条的束缚，恢复人的感性欲望的地位，并把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终的、最高的理想。就席勒思想的实际内容来看，《美育书简》的大部分篇幅都是以“统一论”模式为主题的；就席勒在美学史上的地位来，他的重要也不在于对康德的阐释和发挥，而在于他对康德的批评和纠正。
席勒以为政治领域的一切变革必须建立在性格高尚化的基础上，审美是建立自由王国的必由之路。但是，在美学史上，美感教化可移风易俗固是一个传统，而从柏拉图到卢梭等一流思想家都对审美怀有敌意也并非毫无道理。《美育书简》第十章就是从这个问题开始而提出自己新的思路的。在他看来，柏拉图把诗赶出他的理想国是因为他从未感受过美的好处而对事实视而不见（这当然不符合事实）；而卢梭的批判比较复杂，因为席勒也承认，几乎在每个艺术昌盛、趣味得势的时期，我们都看到人类的沉沦，趣味和自由各自分弛，美的统治建立在英雄美德的沦丧之上。经验表明，国家的繁荣与艺术的兴盛并不是同时发生的，政治的自由与审美修养的高度发达也不是携手并进。问题无疑是存在的，但如何解决？在《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席勒认为卢梭的严肃的性格虽然始终不让他陷入轻浮，但同样也不让他飞到诗的游戏境界，他从未达到过审美的自由，面对文明与人性的矛盾，他宁愿把人性带回到枯燥和单调的原始状态中，却不想通过彻底完成文化的和谐来结束这一斗争；他宁肯完全不让艺术萌生，而不愿等待艺术的完成；他宁肯把目标放低，并降低理想，以便更迅速、更安全地达到目标和理想。所以，解决卢梭所揭发的文明与人性的二律背反就不是否定文明，而是建设合乎人性的理想文明。
不同的目的需要有不同的方法。与卢梭不同，席勒坚持认为经验不是可以判决这一问题的法庭，经验指给我们的只是个别人的个别状态，从来就不是人类，卢梭所指责的美也不是真正的美。在那些起了坏作用的美之外，还有一种美的概念，它的渊源不是经验，而是理性。如果我们从人的各种个体的和可变的现象中发现绝对的和永恒的东西，通过抛弃一切偶然的局限来获得关于人的生存的各种必然条件，把人提高到纯粹概念之上，那么美就表现出是人的一个必要的条件，我们就可以从人的感性与理性兼而有之的天性中推论出来的美的概念。席勒的意思是，人的天性包含感性与理性，但迄今为止总是一方压倒另一方，因此人还不是真正的人，美也不是真正的美。要充分地论证美，必须选择先验的道路，这就是通过对人性的先验分析来获得关于美的“纯理性概念”。
这一点，应当是他研读康德的收获。推论美的“纯理性概念”的过程，也就论述了为什么审美能够促进感性与理性的和谐。
第一、审美活动是各种能力的协调。从纯粹的人的概念出发，席勒在人身上抽象地分辨出两个因素，一是持久不变的“人格”。二是经常变化的“状态”。“人格”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是自我、绝对主体、形式、理性；“状态”指人的现实存在，是现象、内容、感性，这两种因素在绝对存在也即在理想的人那里是同一的，但在有限的存在即具体的人那里则是永远是分离的。所以具体的人就有两种要求、两种冲动，发自“状态”的感性冲动要求变化、实在性，把必然变为现实，使人变成物；发自“人格”的形式冲动要求永恒性、绝对性，使现实服从必然，在状态千变万化的情况下保持人的人格。前者是感性需要，后者是理性规则，表面上看，它们是相互矛盾的，有可能破坏人性的和谐统一。但席勒认为，这并非真相。从理论上讲，感性冲动固然要求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要求扩展到人格及其领域，它并不要求变换原则；形式冲动固然要求一体性和保持恒定，但它并不要求状态也固定不变，并不要求感觉同一，所以它们各有范围而并不相互对立。而之所以出现对立或看起来是对立的，那是由于它们各自违背天性误解自己，越界扰乱了各自的范围。文明的任务，就是监视这两种冲动，确定各自的范围，将感性和理性两种能力协调起来，将无限世界现象都吸收进来而又保持自己最高的独立自主，将存在的最大丰富和形式的最大自由结合在一起。
为了实现文明的目标，就必须克服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的片面性，具体而言，一是培育感觉性，防备人的感性受自由支配；二是培育理性功能，使人在面对感觉的支配时确保人格性。但是，只有在人的生存达到尽善尽美时才能协调好这两种冲动，所以感性与理性的和谐是最根本意义上的人的人性观念。显然，在席勒的理想中，人应当是感性与理性和谐统一、全面发展的。
面对人的感性与理性分裂的现状，席勒提出了一个可以把这两种冲动结合在一起的冲动，使人能够同时既意识到自己的自由，又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既感觉到自己是物质，又认识到自己是精神。如果这种协调能在经验中出现，那就会在人身上唤起一种新的冲动，这就是游戏冲动。他比较说，感性冲动要求被规定，它要感受自己的对象；形式冲动要求自己规定，它要创造自己的对象；游戏冲动则力争这样来感受，就像自己创造一样，力争要这样来创造，就像感官在感受一样。如果说感性冲动从自己的主体中排除了主动性和自由，形式冲动从自己的主体中排除了一切信赖性和被动性，前者是自然的必然性，后者是道德的必然性，那么游戏冲动则把两者结合在一起，既扬弃了一切偶然性，又扬弃了一切必然性，使人自然方面也在道德方面获得自由。比如我们怀着情欲拥抱一个理应鄙视的人，我们痛苦地感到自然的强制；当我们敌视一个我们不得不尊敬的人，我们又会痛苦地感到理性的强制。但游戏冲动可以同时从两方面强制人心，以此来扬弃强制，比如一个人既赢得我们的爱又博得我们的敬，感觉的强迫和理性的强迫就都消失了。
从对象上看，感性冲动的对象就是最广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