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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茨一声不吭地离家入伍,被派到苏联作战。在部队里他从不与家里人通信,他想在战场上用自己的血来抵偿父亲出卖土地所造成的过失。他勇敢作战,以求一死。但是死神偏不喜欢他,他求死不得,反而得了十二枚奖章。
纳粹德国战败后,弗朗茨从苏联只身逃回德国,一路上满目疮痍,断壁残垣,这又一次给他很大的刺激。到家之后,他从不出门,也很少说,整天借酒浇愁。一年之后,家里出了件乱子。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住宿在他家的一个美国军官企图强奸弗朗茨的妹妹莱妮,弗朗茨跑过来援助莱妮,与美国人博斗,莱妮用酒瓶砸破了美国人的脑袋。这下闯了祸。弗朗茨把一切责任都承担下来。美国人要追究这件事。老造船主又出面与美国人霍浦金斯将军交涉,最后将军决定给造船主一点面子,同意以弗朗茨离开德国为条件来结束这场官司。实际上弗朗茨并没有离开德国,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关便是十三年。
现在老头子快要死了,他非常想见见大儿子。约翰娜也想见识见识这位神秘的长兄。
原来,弗朗茨的头脑中,还一直铭刻着他刚从苏联逃回德国时所见的凋敝景象,他认为德国吃了政伏,战胜者想把战争的责任归咎于整个德国民族。他们正在使整个德国灭种绝代。他想象中的德国是;城市被夷,满街荒草,工厂被洗劫,机器砸碎了,失业率直线上升,肺病流行,出生率下降,在杜塞尔多夫。有七百孤儿正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挣扎。他因为不忍目睹这种惨状才把自己关在这房间里。十三年过去了,他认为德国变得越来越糟,再过二十年或五十年,最后一个德国人也会死绝。他以被告的证人和辩护者自居,他要保留自己的这张嘴,通过录音让后世的人们听到自己的声音,了解历史的真象。十三年来,他一直在一个别人看不见的法庭上为自己、为德国辩护。
约翰娜终于敲开了弗朗次的房门,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希望他走出家门,重新开始生活,并告诉他父亲快要死了。弗朗茨告诉约翰娜:他是一个被指控犯了谋杀罪的人,正是他的死亡登记才使摆脱了官方的追捕。现在约翰娜要他复活,无异建议他自杀。他再次向约翰娜回忆起那可怕的战时遭遇:他和其他五百名德国士兵在斯摩棱斯克被苏军围困,除他之外,无人生还。他还承认他曾虐杀过苏联俘虏。
弗朗茨看了莱妮给他的报纸之后,他终于发现:德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繁荣,他爸爸的造船厂也更加兴旺发达。幻境已不复存在。他决定与父亲见面。
父子在隔绝了十三年之后重新见面。父亲告诉儿子,他曾经希望弗朗茨在他身后继承他的事业,给了他一切特权,可惜这些都没有用处,儿子注定是无所作为的,是要犯罪的。于是老头子顺便告诉儿子,斯摩棱斯克五百士兵中还有两个被苏军释放而生还,他们1956年曾找过盖拉赫,说弗朗茨是刽子手,想问老头子要一笔钱来作为他们保持沉默的代价,盖拉赫这才决定找人去阿根廷弄一份弗朗茨的死亡证明书。并且把二儿子从汉堡叫回来准备接自己的班。这一切都应由他做父亲的来承担责任,盖拉赫承认自己是唯一的罪人,他向儿子表示道歉。弗朗次听后,马上表示,这正是他迟迟没有自尽而等待着从父亲口中听到的。他同意一切责任都在父亲,但是斯摩棱斯克的屠杀除外,他应独立承担责任。现在他可以和父亲一同去死了。于是弗朗茨和他的老子一同乘车出走;用车祸来掩盖两人的同归于尽。
剧本塑造了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弗朗茨对法西斯战争负有罪责,但他不敢正视这种罪责,力图逃避它,摆脱它,他为自己辩护,为德国辩护,但他始终不能摆脱心灵的困境,因而遭到精神上的折磨。萨特主张正视存在,勇敢选择,因为存在是不可逃避的。
在剧本中,萨特还通过弗朗茨的口说出了存在主义原则:残酷的敌人总是在暗中等待着人,这个残酷的敌人就是“没有毛皮的恶兽,即人”。他人就是地狱,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人注定永远孤独。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集体,甚至连两个人都没有。永远只有一个。“一人,还是一个,永远是一个:多大的误会。”弗朗茨这样说。
剧本一方面揭露了法西斯及其帮凶的凶残,另一方面通过重温战争的历史教训,启发人们抵抗当时的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正象萨特所解释的那样,“在一个正在向暴力社会演变的历史阶段,谁都逃脱不了折磨别人的危险……没有一个观众会按表面现象理解我所展示的德国。没有一个观众会认为我真的想讲一个前德国兵在1959年的情况。在这个德国的背后,所有的人都看到了阿尔及利亚。”
《圣徒谢奈》与《家庭白痴》
萨特的哲学思想不仅体现在他的小说和戏剧里,也体现在他的传记作品里。萨特的文学传记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通过对人物的分析研究来阐发他的哲学思想。可以说他的文学传记既是文学著作又是哲学著作。《圣徒谢奈》与《家庭白痴》就是这佯的两部传记作品。
《圣徒谢奈》
这是萨特在1952年发表的一部文学传记。早在1944年,萨特的朋友从狱中带来一部小说 《我们的花卉女士》。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名叫让·谢奈的囚犯。谢奈因为偷窃和同性恋而正在狱中服刑。谢奈是个传奇性的人物。他一来到人世就被母亲遗弃,送进了慈善机构。十岁的时候,他因偷了他的抚养人的东西而被赶出家门。从此他开始了流浪生活,学干各种坏事,他扒窃,赌博,扰乱社会治安。但他有很高的文学天赋,自学成才,写下了许多精彩的诗歌和小说。谢奈多次进监狱,但并不沮丧,在狱中坚持阅读和写作。
萨特被这个囚犯的作品深深地打动了,他相信,谢奈是一个可堪造就的天才。
1944年5月谢奈刑满出狱。萨特与加缪、波伏瓦等人在一家咖啡馆里会见了谢奈。他们之间的交往从此开始。谢奈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波伏瓦曾经在她的文章中写道,“他没有任何理由去尊重这个抛弃了他的社会,但是他的眼睛仍就在笑。和他在一起谈话是轻松的。他是好听众,并且很快对问话作出回答。你一点都不会猜想到他是一个自学成长的人,他有那种天生获得一种文化背景的人所共有的那种坦率态度。看到他,你的指斥和偏见便会荡然无存。”
萨特十分同情谢奈的遭遇,1948年,萨特曾给法国总统写信,请求给谢奈减刑。萨特发现,谢奈的身上体现了不少存在主义思想。他陆续写了一些有关谢奈及其作品的评论文章,还为谢奈的《窃贼日记》写了引言。1952年,萨特发表了他的一部近600页的长篇巨著《圣徒谢奈——逢场作戏的角色与殉道者》。
在这部传记中,萨特试图用存在主义精神分析法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把一个作家的个人历史、遭遇、品格及其艺术成果,同他的作品的内容、影响,联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来加以考察。据萨特自己讲,他写作此书的目的在于“说明心理分析法和马克思主义在解释问题时各自的局限性。证明只有自由才能从总体上阐明一个人的所作所为;说明这种自由在与命运搏斗时,起初被一些灾难所压垮,而后又转过来,逐渐地消除他们;说明才能不是天赋的。而是处于绝望境地的人们所创造的。”
萨特认为,谢奈相当完整地实践了他的关于“存在主义个人”的理论;人应该自由地选择他的存在,并承担起这种选择的后果。萨特说。谢奈在偷窃自己的抚养人财物被抓住时。就决定要去做一个贼。在他人眼里,谢奈是一个罪恶的家伙。而谢奈也正是决心要去做那样的人。第一次决定性的选择开始后,他的整个历险活动就展开了、他成了一个贼,一个同性恋者。一个诗人。一个圣徒,一个英雄,一个叛徒等等。别人这样看待他。他也这样接受。并且把自己造成别人认为的那种人。
萨特毫不隐讳地表示他对谢奈的极端主义道德观和美学观的赞同。谢奈曾毫不掩饰地表示他对这个社会的绝望,因此他无视一切道德原则,他搞同性恋,偷窃,做尽人间所痛斥的恶事;他无法无天,向社会和道德挑战;同时他又发表令人信眼的深刻的哲学思想。萨特称赞道:谢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位英雄。因为他总是不顾最不利的环境和条件,努力按照世人对自己的看法造就自已,将自己与自己在世人眼中的形象统一起来。
萨特还进一步研究造成谢奈的那个社会,萨特说,当谢奈犯罪的时候,社会把它当作一个应受谴斥的怪物。然而这种谴斥中却包含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偷窃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存在着私有财产;同性恋之所以出现。因为社会上充满假装正经的人。萨特指出,谢东无疑是一个异化了的人,但他首先是异化了的社会的产物。这里表现出一种恶性循环。
《家庭白痴》
福楼拜是萨特十分喜欢的一个作家,还是在童年的时候,萨特就对福楼拜有着浓厚的兴趣,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萨特读过多遍,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