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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虽未寄出，玻尔却未放弃此事，仍以他一贯严谨审慎的作风反复考虑斟酌，仍在一次次试图重写，这一写就写了五年之久，直到他逝世的1962年。可临到未了，他所写的信仍然一封也不曾寄出！
对于这次提前十年的“解密”，人们期盼过度了，因为，玻尔文件并未超出已往争论意见无论正反两方面的限度，并未提供独得之秘的确凿证据，若想据此对那次会面的争论做一个终结性的结论，仍是不可能。
仅从魏茨泽克的评价即可明白这一点，魏茨泽克是海森伯当年访问哥本哈根的同行者，他在这些文件公布的第二天即对记者说：“玻尔在记忆上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
四
有一种偏袒海森伯的意见认为，从过去的材料和这次公布的文件来看，玻尔没有将海森伯的公开表态与私下朋友间的谈话区别开来。海森伯作为文化大使，在公开场合必得站在官方立场上，而在与玻尔私下会面时，则有着不同的个人态度。海森伯出于对玻尔的尊重和友谊，希望在这非常时期能够帮助玻尔。他劝玻尔放弃抵制德国的态度，乃至指出德国的战胜前景等等，只是为了说服玻尔“合作”，以免受到德方的迫害。这可以看成是海森伯“劝降”，也可以看成海森伯出于好心的私下劝告。
这话对也不对。
说对，因为玻尔确实把海森伯与他两人的私下会面，也当成了公开场合。他不曾考虑海森伯与他个人的友情，不曾顾及海森伯远地跑来与他会面可能有的善意。所以，这次谈话，海森伯并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想，当魏茨泽克问其结果如何时，海森伯气恼地答道：全弄拧了。
说不对，因为玻尔不是不能而是根本不想区分。显然，玻尔认为，战争期间无私谊，两国处于敌对的战争状态，个人之间的友谊无论如何只是第二位的。海森伯的好意他能理解，但他在这种时候不能领受，领受就须合作，合作就无异于投降了。
不过，对海森伯当年的立场和态度，玻尔其实是不太计较的，即使在当时当地计较，战后也就事过境迁了。在这一点上，玻尔甚至可以说原谅了海森伯。据说战后有一年，魏茨泽克在美国遇见玻尔，当他问起那次会面情况时，玻尔说，随它去吧！我知道，在战争期间，人人都是为了自己的祖国。
这次会面令玻尔真正感到意外而且震惊的，不是海森伯的立场和态度，而是原子弹！是海森伯参与原子弹的研制，以及其背后所代表的德国关于核武器的立场和态度！如此关头，玻尔完全不可能再讲私谊了。
这，才是这次会面中最重要的。
五
所有关于这次会面众说纷纭的问题焦点，不在玻尔，而在海森伯，在海森伯与玻尔谈及原子弹的用意究竟何在？
《哥本哈根》剧中，安排了三次海森伯到玻尔家叩门的场景。
按照《哥本哈根》中译者戈革先生的说法，剧作者“在创作此剧以前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作了许多的准备。仅就有关材料的阅读范围之广而言，他显然大大地超过了一般的科学史专家（而非玻尔专家）。作者的写作态度也是十分认真的。由于下了很大的功夫，他写的虽然是‘剧本’，但却无愧于‘学术’两字……作者在剧中安排了三次海森伯到玻尔家叫门的场面。也就是说，他对海森伯来访的意向，提出了三种可能的解释。在角色的交谈中，他巧妙地运用了三人的传记材料和一些流传的掌故，简直有点韩退之所倡导的‘无一字无来历’的味道！”
所谓“无一字无来历”，基于剧作者阅读之广和研究之深，几乎使剧中的人物对话都能找到出处。尤其巧妙的是，剧中虚拟的海森伯三次叩门，形象地提供了对海森伯意图的三种可能的解释。剧本虽被推崇为“学术”的，但终究还是剧本，不是论述，免不了需要许多铺垫和过渡。而且，剧中的三种解释要比科学史家的实际争论温和含蓄得多，不能包含或穷尽所有的议论，特别是关于海森伯此行用意的最好和最坏的推断。因此，这里我们只能撇开剧本，而从有关争论中自行概括出三种可能的解释。
六
第一种，也是最坏的一种，海森伯此行担当着类似间谍和说客的角色。作为间谍，他想通过玻尔，打探英美国家原子弹研制情况，从玻尔处得到一切可用的情报。作为说客，他想说动玻尔往德国，帮助他一起研制原子弹。
第二种，海森伯与玻尔会面，不是想刺探情报，而是想以玻尔作为中介，作为斡旋者传话给英美科学家，停止原子弹研制。海森伯是德国原子武器研制的组织者，当时德国的研究遇到了种种困难，已难有进展，与英美相比，德国未必能走在前面。出于现实考虑，海森伯想通过玻尔向英美科学家传话，共同停止原子弹的研制。
第三种，最好的一种，海森伯与玻尔谈原子武器问题，是出于科学家良知和对核武器发展后果的远见。他到哥本哈根与玻尔会面，是想让玻尔传话以唤起英美科学家的警惕。海森伯此行不是作为德国政府代表，也不单作为德国科学家代表，而是作为整个科学家共同体的代表向英美科学家表达自己的良好愿望。鉴于原子弹可能对人类生命财产造成的巨大危害，为了避免出现这一史无前例的灾难，海森伯建议双方科学家不要在此项目上努力，为表示德国一方的诚意，他们首先从自己做起，停止或延缓原子武器的研制。
哪一种最可能是海森伯的真实意图呢？
如果是第一种，海森伯就是个十足小人，不但自取其辱，而且玷污了他和玻尔之间的友谊，利用两人谊兼师友的感情来刺探最为机密的情报。假如玻尔真的了解英美研制的情况，假如玻尔不慎将情况和盘托出，海森伯也就使玻尔成为间接帮凶，将损害玻尔的一世英名。不过万幸，这种推断最没有根据，相信此说的人也最少。至于说客，那更是荒唐，即便海森伯真有此想，德国当局也决不会接受；试想，德国怎会将最机密的研究交与一个他们正排斥的半犹太人呢？
第二种，这种意图如果说好过第一种，也好得有限。因为海森伯试图通过玻尔向英美科学家传话共同停止原子弹研制，只是出于其政治现实主义，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德国原子武器研究已陷入一筹莫展之地，海森伯才想通过玻尔向英美科学家呼吁共同停止研制。这一意图与海森伯在战时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致的，尽管并没有直接证据，相信此说的人却不少。更由于德国原子弹的研制确实弄错了方向，战后英美科学家发表了不少诸如“德国为何没有研制出原子弹？”之类的文章，有的更以嘲笑的口吻指斥海森伯的无能。这就从一个方面坐实了这一推断。
第三种是对海森伯意图最好的推断，在战后最初几年还少有人理会，但随着时间推移，随着核武器日益成为世人的威胁而逐渐为人相信，更得到道德上的推崇，以容克《比一千个太阳还亮》的出版为标志。容克以海森伯的战时表现为依据，说明以海森伯为首的德国科学家出于良知、出于科学道德、出于对人类负责的态度，在战争中没有尽力去完成军方所要求的研制任务，不仅不努力，而且有意拖延和阻止原子弹的研制，这说明和证明了德国科学家在原子武器问题上有着更高的伦理准则。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海森伯不仅根本就不应该受到指责，还应该大加赞扬和推崇。海森伯不仅仅是一个爱国者，而且他超越了狭隘的爱国立场而持有更高的原则，持有广阔得多的人道主义和人类共同体至上的立场。他不仅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更是一个具有博大胸怀和深刻远见的科学家。他预见到原子弹可能造成的空前惨剧，为了免于无辜的人的惨死，他呼吁双方科学家来共同阻止原子弹项目的研制，取消或至少延缓。海森伯在德国已经这么做了，他现在亲临哥本哈根，想通过玻尔传话，呼吁英美科学家也放弃研制，共同达成一个停止原子弹研制的协议。如果科学家无法制止战争，那就让战争双方还是使用他们的常规武器进行较量吧！
七
可惜，由于海森伯的战时态度和立场，更主要由于德国确实没能领先于英美研制出原子弹，直到今天，对海森伯的第三种意图仍然少有人相信。当年站在政治正确立场上的英美科学家似乎更愿意这么看，他们不相信海森伯会具有更高的道德原则和卓越远见。
对此，具有关键性影响的是当事人之一的玻尔。玻尔不相信海森伯当年怀有“第三种意图”。玻尔不是根据间接材料，而是依据自己与海森伯的谈话而做出判断。当看到《比一千个太阳还亮》对海森伯的赞扬，当看到此书摘录的海森伯信中的自赞，玻尔立刻给海森伯写信，尽管这些信最终没有寄出，但玻尔不同意海森伯的态度是明确无误的。
我读了最近在丹麦出版的容克的《比一千个太阳还亮》，我想我有义务告诉你，我极其惊异地看到，在你给作者的信中——丹麦版中有此信的摘录，你的记忆是如何欺骗了你。
我个人记得我们谈话的每一个字……我也很清楚地记得在研究所我的房间里我们的谈话，在某种意义上，你所用含糊语言表达的只能给我一个确实印象，在你的领导下，在德国一切已安排妥当开始发展原子武器，你还说没必要谈论细节，因为你完全熟悉这些并已花了两年时间，或多或少在独立的状况下为此而做准备。……
我的沉默和严肃，正如你在信中所写，被看作对你制造原子弹是可能的消息的震惊表示，这是十分离奇的误解，这一定是由于你自己心中的极度紧张所致。早在三年之前，我就知道只有铀235和238中的慢中子能够引起分裂……如果在我的行为中有任何东西可被理解为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