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缭谌曛埃揖椭乐挥杏�235和238中的慢中子能够引起分裂……如果在我的行为中有任何东西可被理解为震惊的话，那不是因为这样的报告，那对我不是新闻，而是因为我明白了，德国正积极参与首先发明原子武器的竞赛。
……
这就是玻尔写给海森伯的第一封、也是早有传闻的那封信。不过，在这封信中玻尔并没有明确指出，海森伯当年未怀有“第三种意图”。只是在以后的信中玻尔才愈来愈明确和直率地指出海森伯当年并没有“第三种意图”。玻尔写于逝世那一年的最后一封信中说：
然而，我特别想到的就是在研究所我办公室里的谈话，谈话中，因为你提起的话题，我在脑中仔细准备了自己要说的每一个字。谈话一开始，你就声称，你确信如果战争延续得太长，它将由原子武器来决定，这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那时，我完全不知道已在英国和美国开始进行的准备。在我没有答话且可能显得怀疑时，你告诉我，我必须理解，在最近几年你几乎独自沉浸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肯定事情将会如此。另一方面，你那里没任何暗示表明，德国物理学家正作出努力以避免原子科学的如此应用。
玻尔的记忆和判断就是：“你那里没任何暗示表明，德国物理学家正作出努力以避免原子科学的如此应用”，即海森伯及其他德国科学家并不具有“第三种意图”。这样，玻尔就对容克《比一千个太阳还亮》一书做出了根本否定。
这，是否就是铁证呢？
玻尔的人格无庸怀疑，可记忆呢？还有那在战时特殊背景之下的理解呢？魏茨泽克的两次指证，不像是全无缘由的。
海森伯曾抱怨玻尔没有追随他谈话的意思。两人原本关系密切，可互相说完对方的后半句话，海森伯赶来哥本哈根与玻尔交谈，大概以为只要稍微暗示一下，玻尔就能理解它的意义。可他没想到的是，环境已变，两国的敌对状态已使旧日的容易沟通变得完全不可能了。
毫无疑问，《哥本哈根》对海森伯是抱以深切同情的，因此给海森伯可能的意图提供了广阔的舞台。针对一部分人的反感，作者辩护道：我看不出我的海森伯为什么不应该有表达一个真实的海森伯的自由，对那些更加深刻的感受会一直秘而不宣。他为什么不应该有我们拥有的那些互相矛盾的忠诚和彼此交混的动机及感情呢？他为什么不应该像我们大家那样试图审时度势和危急从权呢？他为什么不应该害怕他的国家的战败，害怕它被核武器所摧毁呢？他为什么不应该因为它的沦为废墟、因为它的公民的被屠杀而痛心呢？
可能，对于海森伯，以往仅基于政治正确的单线理解是过于狭隘了，即便以上所做的三种意图分类也过于简单，按剧作者的推论，甚至所谓间谍的指控也不是那么不可想象和难以容忍的。关于是否存在一种同盟国的核计划，海森伯当然想请玻尔给予“某种暗示、某种线索”，他当然想知道同盟国会不会向他的国家扔原子弹，并以此作为自己应该干什么、怎么干的前提。如果他不这么想、这么做，倒是难以想象的。而这和他自己宣称的此行目的，即讨论德国科学家集体有没有理由为核武器而工作完全并不矛盾。这应该予以太多的指责吗？须知，海森伯将德国正在从事的工作性质暗示给了玻尔，他还在冒被自己同胞指控为间谍的危险呢。
八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玻尔能做到的，海森伯为何就一定不可能呢？
玻尔在原子武器问题上是有远见的，但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远见的。
早在战前玻尔就理解原子能的军事利用有其现实可能，也知道存在许多技术上的困难，完全无法预知什么时候成功。当玻尔逃出丹麦到瑞典后，他并不急于前往英国，只让儿子奥格·玻尔尽快赶去，因为奥格“知道英国人必须在第一瞬间就知道的一切东西”，那就是德国已开始研制原子弹。因为传递的只是一个消息，所以玻尔派儿子去即可。直到玻尔抵达英国，他才明白自己陷在丹麦的孤陋寡闻，美国此时已建成巨型反应堆，英美早已开始合作原子弹研制，事实上，在美国的原子弹制造已在顺利进行之中。
如果没有玻尔的原子结构理论，制造原子弹就是不可能的，但没有玻尔参与，第一颗原子弹肯定也能如期制成，但玻尔还是加入了“曼哈顿计划”。玻尔在英国稍事停留后就去了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参加了制造第一第二颗原子弹工作，并帮助解决了某些疑难，如在日本长崎爆炸的第二颗原子弹的引爆问题。
就在玻尔亲身参与之际，他希望英美尽快制成原子弹、打败法西斯的单纯想法逐渐发生了变化，他想到了更深层的问题，想到原子弹一旦制成以后的控制以及对世界和人类安全的后果。为此，他开始了自己个人的另一方向的努力。他先走上层路线，给英国大臣写信，给丘吉尔写信，又去拜见了罗斯福，提出了“开放世界”的设想，他建议英美将研制原子弹之事通知苏联。他认为，盟国之间应该互相信任，这样，战后世界各国才能共同走向和平合作。不过，玻尔仍然认为，战胜法西斯是当务之急，研制原子弹是必要的。其时，爱因斯坦曾寄给玻尔一封有关战后世界军备竞赛问题的呼吁书，要求自由世界一切科学家联合起来，向政治领袖施加压力，实现世界军事力量的国际化。玻尔接信后立即去见爱因斯坦，向他说明此举在战时的不宜。
可玻尔的努力遭到了冷遇，政治家不仅不理睬他的建议，反而怀疑他的用心。丘吉尔大发牢骚，指责下属怎会让玻尔混到这件事里来。由于苏联曾邀请玻尔访问和玻尔与苏联科学家的联系，丘吉尔甚至认为应该拘捕玻尔，至少要予以警告。一度流传的玻尔为苏联间谍的谣言，就是由此而来。在第一颗原子弹试爆前玻尔就离开了美国，当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时，他表示了深深的遗憾，他说：“可怕的是，这是完全不必要的。”
战后，玻尔仍继续为建设“开放世界”而呼吁，为和平利用原子能而努力。 1957年，他被授予福特基金会“原子为了和平”奖，美国总统出席了授奖仪式，这对当年他身受的冷遇和怀疑多少算是一点弥补。
同样际遇以后在“原子弹之父”奥根海默身上又重演了一次。
奥根海默，洛斯阿拉莫斯实验所第一任所长，第一颗原子弹主要研制者和组织者，据说美国在日本投了原子弹后，奥根海默深为遗憾，可他的遗憾与玻尔不同，他不是遗憾原子弹所造成的灾难，而是遗憾德国比日本早投降了几个月。但很快，奥根海默的态度就发生了转变，他开始为美苏两国的核军备竞赛而担忧，他坚决反对美国首先研制氢弹，大力呼吁原子能的国际控制与和平利用。为此，麦卡锡主义盛行期间，奥根海默受到了安全审查，并被剥夺了安全特许权，酿成了轰动一时的“奥根海默事件”。
这样的境界，玻尔参与其事后能够达到，奥根海默经过曲折也终于达到，为何海森伯就一定不能达到呢？
令人颇感讽刺的是，1949年海森伯去美国访问，许多物理学家，包括那些参与洛斯阿拉莫斯计划的物理学家拒绝出席招待会，他们不愿与海森伯握手，亲自制成原子弹的手，不愿去握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没制成原子弹的手。
九
对我们今天而言，海森伯的真实意图究竟如何，其实已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哥本哈根》提供了海森伯三次叩门的可能选择，更重要的是，玻尔已经具有而海森伯可能具有的“第三种意图”在今天已成为一切善良正直的人的共同崇奉的信念。因为，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仍未离我们远去。
在战后迅速形成的冷战格局中，在美苏两大国核竞赛、核讹诈翻云覆雨的争斗中，核战争的毁灭性后果始终如利剑悬在人类的头顶。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世界两极化格局突然终结，当基于意识形态分立而可能导致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渐趋消失，尤其是在国际关系逐渐以经济问题为主导而走向一体化，世界似已迈向欢快的新世纪时，核战争的阴影并未在蓝天白云下消散。
问题的实质并未改变多少，甚至更趋复杂。当世界处于两极化，拥有核武器的力量是明显的，维持均衡也是简单的。可今日世界，核武器已遍布全球，其对峙和平衡远不是意识形态分野所能明显区划的，既有政治原因、经济原因、种族原因，还纠缠着领土、资源、历史，霸权和报复，欺负和抗争……核威胁离我们不是更远，而是更近了。
历史经验给人以智慧。《哥本哈根》可作为我们的起点。哥本哈根会面给人最重要的启示就是，愚蠢而又危险的，就是以国家利益为名义的狭隘民族主义，就是专制政府最擅于挑动和煽起的愚民蒙昧主义。在国家利益和整个人类的命运和前途之间，在政客的空洞叫嚣和千百万生命之间，何去何从，一目了然。对一切善良正直的人而言，这里不存在什么两难，不存在吊诡的民族利益和国际社会的冲突，在其他问题诸如领土、贸易或大而化之的文化问题上，可能有，但在核武器问题上，绝没有。
爱因斯坦曾愤慨道：“在人生的丰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由命令而产生的勇敢行为，毫无意义的暴行，以及在爱国主义名义下一切可恶的胡闹，所有这些都使我深恶痛绝，在我看来，战争是多么卑鄙、下流！我宁愿被千刀万剐，也不愿参与这种可憎的勾当。”如果说，千百年来人类的无数战争有若干可冠以正义之名，在核武时代很难再有正义战争的可能。因为核战争的结局就是千百万生命的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