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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收到佩图霍夫亲笔题赠的两本书和一封信，他在信中说：“今天，我怀着极其满意的心情想到，当时没有阻挡您的生活道路是做对了。”但这都是后话了，而当时与佩图霍夫谈话之后毕竟心里还是很不痛快。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初试锋芒（2）
在共青团
在经历了战争和恢复的严峻时期之后的50年代，共青团内还保留着年轻人的朝气、活跃的同志关系精神。共青团的全部工作都是靠热情来完成，即使最简单的事情也不易办成。
我开始了在边疆区区团委的工作，我努力做到尽快熟悉工作，弄清我的新职责，跑跑各地的团组织。我开始定期深入斯塔夫罗波尔的各区。路程远的地方需坐火车或者搭乘顺路的汽车，在区里就多是步行。第一次发工资（发到手840卢布）就得去买一双充革布长筒靴，在我们这个泥泞不堪的地方穿别的鞋根本不行。
当时出差，伙食问题更难解决。成天在路上走，精疲力尽，饥肠辘辘，可是找不到地方吃饭，什么小吃店、咖啡馆、食堂、小卖部，统统没有。哪位同事或者村民可怜你，让你到他家去款待一番，来上一杯奶、一块面包就很不错。要是到哪个当地领导家中去做客，那就算得上一件大事了。
过夜也是个大问题。除非是区中心，大部分村镇都没有旅馆或者客店。这时共青团的朋友帮了大忙：要么把你安排到哪个“玛尼亚大婶”家，要么接回自己家去住。
每次下去都会认识愈来愈多的人，都会有一些新的发现。了解人，在生活的自然状态下了解生活，对我说来这是最主要的。
最初下去时，有一次我来到边疆区东南部沃伦措沃－亚历山德罗夫区的苦干沟村。成天都在修配厂、牧场和生产队度过，情况触目惊心，贫困破败到了极点。晚上久久坐在集体农庄管委会，设法弄清那没完没了的问题。许多事情如今已想不起来，毕竟过去了这么多年。但下面这个情景印象很深。有一天我和团组织书记决定到最远的畜牧场去，看一看在那里工作的青年。我们在无法通行的泥泞中艰难跋涉。在某一刻，我们好不容易走完一段上坡路后，来到一个小山冈，停下脚步。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图画确实离奇。村庄坐落在下面的山谷之中，绵延近20公里，苦干沟河从它的两侧流过。极目所见，是凌乱不堪的低矮土屋，炊烟缭绕，黑色篱笆曲曲弯弯…… 在这些简陋的土屋里，有着自己的生活。然而小街（如果可以这样称呼它们的话）上阒无一人。仿佛瘟疫横扫了村庄，仿佛这些土屋小天地之间并无任何接触和联系。只有狗吠声此起彼伏。于是我想到，难怪年轻人都纷纷逃离这个被上帝遗忘的村庄。他们是在逃离被遗忘的处境，逃离恐惧不安的感觉，他们是害怕在这里被活活埋掉。
我站在小山冈上想道：这叫什么，难道可以这样生活吗？
出差中耳闻目睹，感慨良多。想对亲人倾诉，于是我几乎每天晚上，只要是独自一人，就给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往斯塔夫罗波尔写信。通常都得过上一个星期甚至十天半月，往往我都已经到家了信才收到。然而这样的通信却可造成经常交往的错觉。
原来，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将这些35年前的许多信件都保存起来了。在《我希望……》一书中她公布了其中的某些片断。例如有这么一段：“……我曾经有多少次来到普里沃里诺耶，那里却在进行着关于20卢布的谈话：上哪儿去弄这笔钱，而且父亲一年到头都在干活。我真是一肚子怨气。我忍不住（说实话）要落泪。其他人又如何呢？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我们的父母和千千万万像他们这样的人理应过更好的日子。”
人们理应过更好的日子，这就是我愈来愈关切的问题。
而生活在照常进行。出差一次接一次，有时是青年的事情，有时又是区党委的任务。我经常当众讲话，话题也五花八门。
大家聚在一起，聚精会神地听我讲，问题主要不在我的口才。当时农村大多没有通电通广播，电视更是闻所未闻，报纸要晚好多天，书籍很少。因此只要一宣布“中央”来了个讲课人，大家就到俱乐部来了。很高兴能有个交往的机会，舒舒服服地在长凳上坐下，后排的人悄悄嗑着葵花籽，准备坐在那里听下去，哪怕听到天亮也行。
不过共青团工作中的“教育活动”愈来愈被赫鲁晓夫发起的一个接一个的经济运动给挤掉了。我很快就开始明白，党团机关的工作也自有其阴险之处。它提出现成的“游戏规则”，将你塞进某种死框框。这里，在共青团机关，也有很大的从真正的社会工作变成当官做老爷的危险，我当初从检察院出来就是想避开这个东西。
这个青年政治组织其实并无任何独立性可言，实际上充当苏共的“分包人”。此外，共青团任何级别的任何采取独立行动的尝试，不仅不受欢迎，而且被当成危险的事情。党组织把直接领导经济的职能揽在自己身上，自己成了经济机关不算，希望共青团也照此办理。一切都通过经济成就来评价。经济上有成就，那么党组织和共青团都干得不错。要是没有成就，那么政治工作就一钱不值。
最令人感到吃惊的是，探索活跃的、人道的工作方式的做法，往往（说得轻点是）得不到各级党委的理解。我去苦干沟和当地农庄（由于命运的作弄居然冠上列宁的名字）后留下的印象，上面已经讲到。在那里呆了几天，意见听了一大堆，都是冲着经济崩溃和暗淡无望的生活。然而最让青年人感到压抑的，则是那种完全与世隔绝的感觉。得想想办法。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初试锋芒（3）
我决定就此与专家们一谈，专家基本上也都是年轻人。一致同意年轻人需要交往的意见。决定成立几个政治教育和其他方面的小组，正所谓“凿开一道通向世界的窗户”。举行了最初的几次活动。参加者不仅有年轻人，也有上年纪的人。大家表示希望定期活动。坚冰打破了。出差结束后，我到区党委去找第一书记德米特里耶夫。我向他讲了我在苦干沟的所见所闻和所做的工作，将全部意见和盘托出，便回到了斯塔夫罗波尔。
没过一两天，边疆区党委把我叫去：你在那儿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特别的，”我说，“不过印象很糟糕。”
“据区委书记讲，边疆区团委来了一个叫戈尔巴乔夫的人，他没有整顿秩序，加强纪律，没有宣传先进的生产经验，却成立了一些‘示范性的小组’”。
我一时目瞪口呆，过后才明白过来。德米特里耶夫是这样推断的：戈尔巴乔夫到了边疆区党委，肯定会讲村里的生活情况，讲对人不关心。于是老谋深算的德米特里耶夫决定来一个“ 先下手为强”。至于苦干沟农民的贫穷和不幸，自然是只字不提。
同德米特里耶夫的第二次冲突，也具有这种性质。那是后来我担任边疆区团委书记时的事情。开始了又一次扩区的运动，他借此机会尽量把自己手下的红人都安插到重要岗位上。下面怨声载道，我只得马上出发了。我同共青团员见面，安慰他们，后来又到德米特里耶夫那里，我斩钉截铁地对他说，改组并不是打垮现有的社会机构和任命“合适的人”的借口。我回到斯塔夫罗波尔，又把我请到边疆区党委去。原来德米特里耶夫已经来过电话了，他说，这个戈尔巴乔夫来了，你们得看着他点儿，他显然在帮倒忙。
同我的共青团同事相处也不是一帆风顺。我的大学学历无疑使我具有一定的优势，在就一般的问题发生争议时，我按照大学生习惯马上卷了进去，并提出也许对方意料不及的什么论据，表明他们的观点站不住脚。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追求真理，带着辩论的激情。
可有一次边疆区团委开会时，有人却公开责备我“滥用”大学的教育程度，然后在较小的范围内对我说：
“米沙①，你知道吗，我们喜欢你，尊重你，为你的知识，也为你的人品，可是机关里许多同志一旦在争论中显得像个无知的人甚至傻瓜的时候，就感到很委屈。他们只念过夜校的十年级，这难道是他们的过错吗？”
我认真地对待这个意见。而主要是帮助其中许多人到大学继续深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1956年春天到了。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在大会秘密会议上的报告成了全国某种政治上和心理上的震动。
我在边疆区党委看到了中央的通报信，信中几乎逐字逐句地将那篇报告叙述了一遍。我赞成赫鲁晓夫的大无畏行动。我并未隐瞒自己的观点，当众表明了立场。但我发现机关中对于报告的反应相当混乱，甚至可以说是张皇失措。
这种感情是可以理解的。几十年来，整个党的工作、我国社会的整个体制都是建立在斯大林的威信之上的。一切都靠这个来说明和辩解。可如今“基础”垮掉了。每个机关工作人员所遵循的铁的纪律精神要求服从中央的新方针，但是远非每个人都能领会和理解这个方针。许多人不露声色，静观事情的进一步发展，等待下一步的指示。
问题出现了：共青团该作何种反应？大家达成了一致意见：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应当参加向青年宣讲二十大精神的工作。我们的行动计划已得到边疆区党委的批准。我被派到新亚历山大区。我在那里遇到的情况可说是比较典型的。我下车伊始，便去拜访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 Н。И。韦列坚尼科夫，他在了解我的任务后，深表同情。据我的理解，他认为我简直就是在充当“炮灰”。不管怎么说，他自己是手足无措，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实话对你说吧， ”他说，“老百姓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