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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这种拿老百姓当借口是什么意思，那往往就是机关工作人员的情绪。于是我决定必须亲自去体察人们的情绪。我在区里呆了两个星期，每天会见共青团员，与共产党员谈话，印象是复杂的。“个人崇拜”的话题在我的有些谈话对象那里，尤其在青年和知识分子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接触过斯大林大清洗的人们中间，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另外一些人根本不肯相信报告中列举的事实，绝对接受不了对斯大林的活动和作用的评价。还有一些人（这种人还不少）并不怀疑事实的真实性，他们老提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要“家丑外扬”？为什么要公开谈论这件事情，把人们的思想搞乱？
我对许多普通人头脑里形成的那种对于大清洗的解释也大感吃惊。据说斯大林在30年代清洗的，是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他们遭到了报应。这样的说法居然出现在一个曾经历腥风血雨的30年代大清洗的边疆区！
在“上层”，有人是出于直觉，有人是完全自觉地，反正大家当下就明白了，批判斯大林，就是批判体制本身，就是对体制的存在构成威胁，因而也威胁到当权者的平静安宁。最初贯彻二十大决议的会议上，各级领导听到人们提出的“你们当时都到哪里去了？”之类的问题，这一点就更明显了。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初试锋芒（4）
时任苏联驻匈牙利大使的安德罗波夫后来讲到，二十大刚刚结束，当时的匈牙利领导人拉科西就突然邀请他去打猎。两人单独在一起时，拉科西用俄语说道（他显然指望谈话内容会传达到莫斯科）：“这么干不行。没有必要仓促行事。你们在代表大会上干的事情，那是一场灾难。我还不知道它在贵国和我国会怎么表现出来呢。”
初到区里我就明白，需要的不是大会讲话，而是推心置腹的友好交谈。我将此次出差的观察和建议都向边疆区党委作了汇报，引起人们的兴趣。似乎一切都还过得去，但是我没有觉得满意。我自己的问题反而更多了，其中许多都没有答案。我明白了，主要原因之一是赫鲁晓夫的报告。报告没有分析，没有“推论”，甚至可以说带有个性鲜明、激烈揭露的性质。没有论证，而是刺激人们的神经。将许多极其复杂的政治过程、社会经济过程、社会心理过程的原因统统归结为“领袖”本人不良的个人品质。本来应当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可是，唉 ……
二十大之后不久就开始出现的“回潮”迹象，使混乱和不满情绪有增无减。听说中央就赫鲁晓夫报告所发的通报信已经收回。《真理报》转载了中国《人民日报》《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文章中说，斯大林“体现了人民的意志，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杰出战士”。
最后，6月30日中央做出《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定》，决定指出斯大林的功绩和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诚”，还说任何“崇拜”也无法改变“我国社会制度的本质”。
无论如何，二十大给社会一个极大的推动，它为重新评价内外政策、分析历史事实奠定了基础。然而这个过程反反复复，旧势力不甘心就此让步。
责任更重了
1956年8月，我在边疆区团委干满了一周年。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出差中度过的。这段时间我与斯塔夫罗波尔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至少我了解他们的问题。尽管如此，关于我可能选为斯塔夫罗波尔市团委第一书记的谈话仍然使我这个新市民感到十分意外。不过对我的提名在选举中得到支持，我便在9月份走马上任。
从何入手？我考虑了很久。问题很多，中学毕业生以至大学毕业生的工作不好找。生活没安排好、并非出于本意的无所事事以及由此引起的消极东西，斯塔夫罗波尔全都存在。另一方面，二十大以后，社会上，特别是青年人中间，人心动荡，期望值在提高。显而易见，工作的内容和形式必须改变。
我从创立城市辩论俱乐部入手。后来，到60年代，许多城市都出现了类似的俱乐部和“口头杂志”，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千篇一律的思想工作方式。可当我与师范学院教研室主任拉里翁 ·阿尼西莫维奇·鲁坚科着手在斯塔夫罗波尔创建这样的俱乐部时，那还是闻所未闻的新事物呢。
第一次辩论的题目似乎相当地无害，叫做：“谈谈兴趣”。然而我们在补充问题中对其所作的解读，却涉及了青年生活中最尖锐的问题。我们邀请所有愿意参加辩论的人都到教师之家来。反应是说来就来。警惕性高的好心人马上给省委书记打电话：“在市中心……一种掩饰 ……明显的挑衅！”
第一次辩论顺利进行。争论激烈，大家争得脸红脖子粗。后来是第二次，第三次。会场挤得水泄不通，过道里、台阶上都坐满了人。衣帽间没有地方了，人们就把大衣放在手上。只好再找一个大点的会场。它便是民警俱乐部！
我主持俱乐部的每一次会，而其中的一次终身难忘。是关于文化的争论。涉及了问题的方方面面。一个年轻小伙子十分激动地谈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文化。他说，文化首先是人本身以及他的千百年的全部历史，我们却仅仅将其归结为一种形式——意识形态。向我们头脑里灌输的东西，歪曲了文化的概念本身。
鲁坚科和我都投入进攻——“捍卫社会主义”。我们说，正是社会主义继承和接受了人类精神遗产的全部财富，只有它为千百万人开辟了通向文化的道路。还引用了大量其他的论据，我们确实相信这些论据。我们的“意识形态对手”不太擅长公开辩论，于是我们大获全胜。
然而当时我考虑得最多的，是我们如此珍视的辩论俱乐部可能遭到关闭。
对于我市善于思考的年轻人来说，我们的俱乐部成了最喜爱的聚会之地。人们开始在大学生和工厂的集体中组织这样的辩论。所讨论问题的范围扩大了。然而这一切大多涉及生活的精神范畴，我很清楚，相当大一部分青年与其说渴望争论，倒不如说渴望具体的实际行动。于是继俱乐部之后我们又创建了共青团侦缉队。我不知道它是否属于全国的第一批，反正在此之前我从未听说过类似的组织。
这个主意的产生，不仅是因为我们正在探索发挥青年人充沛精力的方式。如上所述，斯塔夫罗波尔有一部分青年人仍处于“无人认领”状态，他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有益的事情。无所事事肯定会滋生酗酒、流氓、偷盗等恶习。民警试图通过自己通常的办法加以遏制，但收效甚微。于是城市里出现了机动的侦缉队，纪律严明，勇敢坚决，在自愿的基础上由本市的青年组成。通过市苏维埃执委会，我们在每周的三天（星期三、星期六、星期天）让企业和机关抽出值勤的车辆。只要哪里有人“捣乱”，侦缉队马上赶到现场，效果惊人。共青团侦缉队赢得了很高的威信，从30人增加到了130人，我们已经不得不通过严格挑选在中学高年级和大学生中接收志愿者了。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初试锋芒（5）
对于那些相信只要依靠“强力方式”就可解决任何问题的人们说来，这似乎是最好的例证。但事隔不久我们便确信，再把希望寄托在这种方式上面是愚蠢而且危险的。首先，流氓和强盗开始在市里打着我们的旗号进行活动。其次，我们的年轻人尝到了“强力方式”的甜头，搞起了拘留和打嘴巴，显然违反了最起码的法制，这样的事情愈来愈多。只得加强对于共青团侦缉队的监督，给每个分队配备一名有经验的民警。而将主要的精力放在安置工作和青年人业余时间的安排上面。
既然早已宣布我国的失业现象已经彻底消灭而且一去不复返了，任何可以居中为青年提供帮助的国家系统就不复存在。因此市委就将“职业介绍所”的职能担当起来。市里的所有工作岗位都登记在册。成天与工厂的厂长争吵个没完。我仔细注意的重点，已不是有多少人参加共青团侦缉队，而是有多少男女青年安排了工作。
表面上共青团没有任何权利，不过我利用了我的市委常委这一身份。这使我可以卓有成效地在常委会、全会和劳动集体的会议上捍卫青年的利益。我们从20年代“穿蓝工作服的人”或 “轻骑兵”的节目单中借用了《讽刺之窗》。在市区街道上展出图片，将弄脏的工厂和街道，贼头贼脑的售货员以及酩酊大醉、宽衣解带、寻花问柳的官员公诸于众。橱窗前人头攒动，图片很起作用。总之，我们找到了迫使人们尊重共青团委员会、尊重青年利益的办法。
伊 琳 娜
个人生活也在起变化。1957年1月5日，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满25周岁，1月6日，女儿伊琳娜降生。我们为此高兴异常，因为这是两人的心愿，但我们也曾十分担心。问题在于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大学期间曾患过严重的关节病，医生禁止她生孩子。如今我们的生活大大复杂化了。仍然住在喀山大街。商店、市场都离得很远，在市中心。和以前一样，要到外面的水龙头去打水，厕所在院子里，煤和木柴也在那儿。
当时的产假是55天。靠我一个人的工资已经不行。得去上班。开始找保姆。好不容易找了个临时的。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多不易啊！为了给孩子喂奶，白天得跑回家来，把奶水留下回头再喂。婴儿食品根本没有，都是尽自己所能挖空心思。什么都缺，真是过穷日子啊。伊琳娜刚满两岁，就送去日托。
同事们见我们这么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