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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杜诺夫的解职给中央委员会机关、给所有州委第一书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都知道他受到总书记本人的庇护，是个“不倒翁”，却突然……安德罗波夫的威信眼看着不断飙升。
如果认真看待安德罗波夫的这些措施，那么显而易见，这些措施都是一次性的，更多地带有示威的性质。当时停滞的空气已经相当浑浊，以致这些行动也像微微开启的小气窗一样，令人产生清风徐来的幻觉。可惜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积累的矛盾实在太深，仅靠这类零散的措施是无法解决的。
因为总书记不能表现出主动性，其他政治局委员也最好别出头，以免反衬出总书记的能力有限。例如对他来说到全国各地视察已是力不从心。那就是说，即使出于工作需要，其他人去各地出差也要斟酌再三。
勃列日涅夫的亲信经常要完成另外一项任务：模仿总书记十分活跃的创作活动和组织活动。而因为他无法产生新的思想，已不能写字，不能发表讲话，于是代理人、助手、顾问就以他的名义讲话。他们不断巧妙地编造报告和便函，发出信件和电报。每一次这样的（自然是“ 历史性的”）讲话肯定要引起极其广泛的反响。中央的每一个部杜撰着这样的“反响”，那都显示了全民和全球的“反应”。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在老广场（15）
顺便提一句，由于通晓这一权力作用机制，有时也可作出正确的决定。勃列日涅夫的亲信主意明显不够，如果他们收到以总书记名义对某个重大问题的提法和解决办法提出建议的“备忘录”，这样的机会是要当即抓住的。
如上所述，疾病缠身的总书记治下的“稳定”很对新的领导成员的心思，他们实际上可以在自己的地区和部门不受监督地进行治理。勃列日涅夫身边的亲信、部分中央工作人员也对这样的稳定感兴趣，因为他们的万事顺遂也与此紧紧相连。人人都知道总书记一变干部也要大换班，因此大家都尽心尽力。
这样一来权力和管理的一切线索都转到了官僚机构手中，这就产生了致命的后果。不仅使仅存的一点党内民主名存实亡，而且为官员的倾轧大开方便之门，这种倾轧往往在作出政治决定、尤其是在干部任命时起了关键的作用。
这个时期被认为是总书记的意见或者立场的东西，往往已经不是他在独立进行分析和对各种评价作了对比之后得出的个人观点。这只不过是目前能够对他施加决定性影响的某个小集团的立场。
在勃列日涅夫担任总书记的后期，政治局已经处于不可思议的状态。为了不让勃列日涅夫受累，有的会只开上15～20分钟。也就是说准备的时间比开会的时间还长。契尔年科事先就讲好了，只要提出某个问题，马上就有人插话：“全明白了！”与会者刚刚跨进门槛，就得向后转了，人们还以为问题都已经过政治局的审议。
如果提交讨论的确系国家生活的重大问题，那么希望全都寄托在政府对问题的仔细研究上。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极少进行实质性的谈话。用的是另外一句口头禅：“同志们做了工作，交换过意见，专家也参与了，有意见吗？”还能有什么意见呢！谁敢于“插嘴”、提出问题，就会遭到契尔年科的白眼。
即使勃列日涅夫自我感觉稍好一点，他也很难密切注意讨论的进程并进行总结。因此在提出重大问题时，他通常都是第一个讲话，照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念。此后再进行讨论就有些不大礼貌，于是又纷纷插话：“同意列昂尼德·伊里奇的意见……应当采取……”有时勃列日涅夫自己补充说，草案中有哪些东西遗漏了，哪个地方应更加突出。大家异口同声、高高兴兴地表示同意，讨论到此结束。
只有批准年度计划和预算的政治局会议算是例外：时间较长，讨论热烈。因为这里事关所有照看某部门或某地区者的利益。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也是先由总书记讲话。他念起稿子来颠三倒四，然后开始讨论。
发言总是千篇一律。谢尔比茨基讲顿巴斯的主要基地必须进行改造，“否则这个地区的冶金业和矿井不仅会使共和国的能源工业、而且会使全苏的能源工业处于下风”。库纳耶夫担心垦荒地的状况、埃基巴斯图兹能源枢纽的发展，要求增加拨款。格里申说话总是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他也要求多给首都拨款。拉希多夫的话题也是老一套：中亚地区的片面发展，就业和增加就业机会问题，当然还有灌溉。
尽管这些问题全都重要而且复杂，却没有辩论，没有交换意见，没有出现争论。更不必说从未有过将计划和预算收起来再拿回去返工的情况。说老实话，这一切都有点像是亵渎或者自我欺骗。
最后，为了对关于某些问题的决定进行仔细研究，成立了二十多个常设的或临时的委员会，由它们来起草结论，政治局只是批准一下。这里有中国委员会、波兰委员会、阿富汗委员会，其他内政外交问题的委员会。它们全都必定在中央委员会开会，从未在其他地方开过会，这样契尔年科可以监视它们的活动。实际上这些委员会已开始取代政治局和书记处。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局会议愈来愈没有成效。
而这正是可以制止国家生活中许多消极过程并且开始社会的改革的时期。唉！时间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由于科技革命成就的作用，生产、交通、日常生活等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们从根本上改变着社会生活。结果是，其他国家通过痛苦的探索逐渐走上适应时代挑战的道路，而我国的体制看似有科学的理论、有计划的系统的途径和科学管理方法作依靠，却排斥新的思潮，凌驾于普遍的文明潮流之上。
勃列日涅夫之死
勃列日涅夫去世出人意料。这也许听起来有些奇怪，通过电视，全国都了解他的身体状况，我们亲眼观察着总书记的整个治疗情况。但是这个过程拖得实在太长，已经习以为常，没有人想到会很快终结。
1982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周年那天，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总司令和国防委员会主席的勃列日涅夫出席了阅兵式。然后是庆祝酒会，他致祝酒辞。总之，一切如常。
11月10日，我正在接见斯洛伐克代表团。交谈甚欢，这时书记处突然派人给我送来一张便条，内容是：“安德罗波夫要马上见您。他知道您正在接见代表团，不过他让您向客人表示歉意，宣布休息，并马上去见他。”
我走进安德罗波夫办公室时，他表面上显得相当平静。同时却掩饰着内心的极度紧张。他以平静的声音对我说，维多里亚·彼得罗夫娜（勃列日涅夫之妻）要求立即向他通报勃列日涅夫的死讯，并且说正在扎列奇耶别墅等他。此外她不想见任何人。安德罗波夫已经去过，与恰佐夫、卫队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交谈。是在救护队到达之前几小时去世的。
我们相对无言。然后我说：
“也好，老广场的重要时刻来到了。必须作出决定，我认为此事与您本人有关。”
看来安德罗波夫此时正心事重重，没有答话。我们的关系使我可以不必拐弯抹角，而是与他推心置腹，我问道：
“你们是否在‘小范围里'碰过头了？”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在老广场（16）
他点了点头。不错，他们碰过头，一致同意推举安德罗波夫。他提到了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吉洪诺夫。未提契尔年科，因此我无法说此人是否参加了这次谈话。
“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说，“您都不能回避。我会全力支持您当选。”
当天举行了政治局会议。成立了以安德罗波夫为首的治丧委员会。通过了与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举行葬礼有关的决定。决定紧急召开苏共中央非常全会，并根据吉洪诺夫的提议，同意安德罗波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候选人。契尔年科将在全会上代表政治局就此问题发言。
坦白地说，勃列日涅夫的去世尽管来得很突然，我们却没有人因此感到震惊或失去自制力。社会各界也并不认为这是沉重的损失，尽管宣传机关十分卖力，而且也许正好适得其反。那些日子我们每个人当然都在以某种方式思考未来，思考国家处于怎样的境地、我们可能有什么样的前景。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当时大部分人都期待着锐意改革，改弦更张。
关于所谓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年是个停滞时期，这方面的言论和文章都已不少。我认为这个评价需要具体化和深化。何况近来原教旨保守势力正试图为勃列日涅夫主义恢复名誉。目的昭然若揭：试图证明改革毫无必要，将当前社会危机的主要罪责推到改革倡导者的身上。
在政治方面，勃列日涅夫主义不是别的，它对于赫鲁晓夫改革当时国内极权模式的尝试是一种保守的反动。严格地说来，这种反动在赫鲁晓夫本人当政时已经开始了，并且导致了他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的行为出尔反尔，自相矛盾。赫鲁晓夫在屈从于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压力的同时，并不想完全放弃改革的阵地。如上所述，即使在他后期进行的杂乱无章的改革中，也可猜出他是力图削弱党和国家官僚的无上权力。这样的领导人为党和国家官僚所不容，他被赶下了台。
勃列日涅夫对党和国家精英、军工综合体的情绪了如指掌，他依靠他们并利用他们的无限支持，实质上推行一条强硬的新斯大林主义路线。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民主的话讲了不少，还大轰大嗡地通过了新的宪法。与此同时却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斗争：一些人关进监狱，一些人送进疯人院，还有一些人逐出国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