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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一些人关进监狱，一些人送进疯人院，还有一些人逐出国境。
同样信誓旦旦地说必须搞“节约经济”、市场集约化，加速科技进步，扩大企业自主权。然而，就连最一般的羞羞答答的1965年“柯西金改革”也受到拚命的抵制，并中途夭折。关于科技进步的全会年复一年地拖延，始终未能召开。经济沿着粗放式、高消耗的道路愈走愈远，濒于破产的边缘。
在争取缓和国际形势的强大宣传运动的掩饰下，甚至在耗费巨资达到同美国的战略均势之后，军备竞赛仍在加紧进行。毫不犹豫地扼杀了“布拉格之春”。我国武装力量在二战之后首次卷入明知必败无疑的阿富汗军事冒险之中。
然而，决定着对我国政治史上的勃列日涅夫主义的评价的主要之点，则是勃列日涅夫领导班子在时代的挑战面前束手无策。他们盲目地固守旧教条旧观念，对于科学技术中以及人们、国家和地区、整个国际社会的活动和生活条件中标志着新文明诞生的深刻变化的来临，竟然视而不见。对国内的变革设下重重障碍，整个国家走进了死胡同，注定要长期落后下去并且陷入深刻的社会危机。
勃列日涅夫的去世提出一个问题：是否一切都将原封不动，我国社会是否将继续走向衰落，还是将出现深刻的变化、首先是政治领导人的更新。因为我国是整个世界结构基础之一，不仅我国公民、而且国际社会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在回首当年的印象时，应当说当年的主要人物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将勃列日涅夫变成又一位 “经典作家”，最伟大的“权威”，借助于这个可以保住他过去的亲信，并且马上给新的领导人套上死框框。另一种倾向是在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评价上保持克制，以便为激进改革哪怕创造一点机会。
同此前的情况一样，这些倾向并未在当众的辩论或者公开的搏斗中表现出来，只有经验老到者方可从蛛丝马迹中洞悉一切。
葬礼本身，契尔年科手下机关所搞的豪华盛大的仪式，可说均已“达到极点”。契尔年科11 月12日在全会上的讲话也与此相协调。他不遗余力地宣读他的助手写的那些诸如“列宁事业最彻底的继承人”、具有一切天赋和美德的杰出理论家之类充满热情的话语。
干部方面的多年一贯制，已成议论话题的领导人老龄化都说成是勃列日涅夫的伟大成就，是他缔造了如此英明的、高度权威和团结一致的领导集体。至于所谓安德罗波夫恰恰最好地掌握了勃列日涅夫的领导作风和勃列日涅夫对干部的爱护态度的说法，那么安德罗波夫认为这样的恭维话并不怎么体面。至于说什么坚信安德罗波夫将会加强勃列日涅夫的集体领导制，其含义再明白不过，等于是说：我们一起来当家作主吧。
社会感觉到国家不仅需要变革，而且已经处在变革的前夜。在这样的背景下，上述的溢美之词显然是搞得过头了。当时我在安德罗波夫的身边，我看见他意识到了与“勃列日涅夫时代 ”的许多特点划清界限已是势在必行、必不可免。因此他所担心的是人们对他的“头三把火 ”能否接受。
安德罗波夫在当选为总书记的11月12日全会上的讲话相当克制。其中并无公开的挑战，就勃列日涅夫去世讲了一些恰如其分的话，仅此而已。在这番讲话后，契尔年科彻底灰心丧气了，不过应当说，就人道的角度而言，安德罗波夫对他还是十分宽容的。
根据此前很久作出的决定，11月15日要再次举行中央全会，审议来年的国家计划和预算。安德罗波夫明白，这时他就必须突破既定日程的框框，哪怕为自己将来的方针划上“着重号” 也好。一致商定全会推迟一个星期举行。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安德罗波夫（1）
新任总书记在行动
那是一段极其紧张的日子。安德罗波夫与大家频频通话和会面。当务之急是决定如何对待已为勃列日涅夫拟好的那篇报告。当然，它只能作为新任总书记思想意图的出发点加以利用。但使他惴惴不安的是，这会不会显得自命不凡：人家会说，瞧，没过一个星期，他就马上变得无所不知了。
我表示了意见：
“一周之内您要制定出一套完整的纲领当然办不到。只须着重强调不可或缺的内容，恰当地选出首要的问题，要让大家都很清楚哪些决定符合您的思路并可能实现。这是完全可以办到的。”
全会于11月22日举行。安德罗波夫的讲话大获成功。它既具备那个时代的各种刻板公式和套话，也包含着一些新的提法。安德罗波夫谈到了经济中的严重缺陷，指出了一连两个五年计划未获完成的事实，论述了完善经济机制、管理和计划的必要性，也涉及了企业自主权、激励劳动生产率和主动进取精神等问题。对那个年代而言，所有这一切都正好令人耳目一新，因而博得了阵阵掌声。当安德罗波夫提出应当努力从严要求、加强纪律性和对所通过的决议的监督检查的问题时，掌声更为响亮。当时普遍存在的纪律涣散现象已经令人生厌了。
当然，许多极其重要的问题在讲话中仅仅是一带而过，但即便如此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讲话的草拟过程中大家都同意，需要以一种截然不同的观念来领导经济。但究竟是什么样的观念，对这个问题当时我们尚无答案。于是安德罗波夫亲自动手在原文中加上了一句话，说他并没有包治生活百病的现成药方。这仿佛是在敦请全党全社会来共同寻求亟须的解决办法。
安德罗波夫向我们宣称，要是在他的讲话稿中闭口不提情况特别糟糕的那几个部领导人的责任，到时候他便不去出席全会。因此文稿中写入了几段话，对年复一年不能保障国民经济需要的运输工作、冶金和建筑业状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为时不久，这几个部的领导人——帕夫洛夫斯基、卡扎涅茨和诺维科夫，干脆被解除了职务。
讲话中的对外政策部分，安德罗波夫主要是会同阿尔巴托夫、鲍文和亚历山德罗夫等人敲定的。在讲话的大部分文字均已定稿之时，他才将这部分交给我。
在提到西方传媒关于勃列日涅夫逝世后我国的对外政策将会朝坏处变的担心时，安德罗波夫进行了尖刻的嘲讽，指出曾几何时这些人不遗余力地抨击的恰恰是这一政策。应当说，此前许多年安德罗波夫一直参与了对外政策方针的制定工作，热衷于“缓和”，如今则更直截了当地宣布，这并非人类历史的偶然事件，而是仍需面对的一条必由之路。因为列宁早已指出，没有武器的世界乃是社会主义的理想，思想意识的纷争不应当演化为国家、民族之间的冲突。
在阐述苏联关于裁军谈判的立场时，安德波罗夫说，他认为应当做的事情并非像我们的西方对手常常所做的那样念念不忘现有的分歧。对我们而言，谈判是一种手段，它可以使不同的国家通力合作，共同谋求互惠互利的结果。话题也涉及了必须控制军备竞赛，冻结军火库存，但这绝非单方面可行之事。他还陈述了有关改善对华关系的意见，说为此必须克服“偏见的惰性”。
他讲话中的这些话都博得了阵阵掌声。
在最初的数日和数周里，所有的人都在密切注视着总书记究竟会采取些什么实际的步骤。安德罗波夫决定在这次全会上从人事变动着手。
早在夏天，勃列日涅夫休假之时，我就曾经草拟了一个有关经济政策的报告。我建议在政治局设立研究经济政策问题的专门委员会。在递交克里姆林宫之前，我将报告送请安德罗波夫过目。他作了些修改，说他将会支持我的建议。此后我又同契尔年科以及勃列日涅夫的助手们作过交谈。他们取走了我的报告，却从此再无下文。不久我就风闻一种传言，说有人从我的建议中再次发现了通过专门委员会控制政府的戈尔巴乔夫倾向。
诸如此类的臆测和猜疑。简直足以令人神经失常。谁都不愿为事业着想，更确切地说，在任何事情背后人们首先窥见的似乎总是一己之私。但是必须寻求解决的办法，于是我将报告草案改为总书记的语气。这样变动之后，人家才将它转呈给了勃列日涅夫。他从克里姆林宫给我打来电话说：
“你的报告在我这里。整个写得不错，但结尾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又搞什么委员会。我对这类东西简直无法忍受，纯属无稽之谈。鬼知道已经有了多少个委员会了，你还要来这一套。这样吧，我提个建议：咱们在党中央设立一个经济部，你考虑看让谁干合适。要让一个明白人来主持，他就专管这事好啦。至于这类新鲜玩意儿的效果是否更好，我从来就不抱多大的希望。”
如今在我和安德罗波夫讨论起这个部的领导人选之时，我始终坚持一定要起用一个真正的新人。最后选中了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时任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在我的印象中，此人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专家治国论，颇具前瞻目光，对新思想反应敏锐。在1982年11月 22日的全会上，雷日科夫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书记。
雷日科夫与安德罗波夫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对安德罗波夫敬若神明，每次与之晤谈都会激动不已。雷日科夫调入中央委员会之后，我和他的合作关系亲密不渝。恰好安德罗波夫也十分关注这种状况，他一直希望他身边的人员不仅应当是志同道合者，而且是一批有着亲密无间的伙伴关系的人。
就在此时，安德罗波夫决定对党中央意识形态机构作一些调整变动。就其实质而言，这次调整的全部活动都是为了配合一个问题的解决：消除对勃列日涅夫个人及其作风、政策的颂扬。自1976年以来，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