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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温哥华郊区，我们参观了国立畜牧研究中心、温室种植园、农场、农产品加工企业和温莎区大载重量飞机制造厂。随后又前往多伦多，去加拿大最大的畜牧和粮食产区艾伯特省，参观了卡尔加里近郊的几个大型畜牧场，那里长年在草场上露天饲养肉用牲畜。
见识了农场主与土地打交道的情况之后，我一直试图弄清，那根促使获得如此高效益的发条究竟隐藏在什么地方。
我们还访问了艾伯特一家规模相当大的农场。经营用地超过两千公顷。奶牛的出奶量每只约 4700公斤。拥有各式各样的技术设备。遮阳篷下备有检修装置。谷仓是铝质的。还有两幢楼房、多辆汽车。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位相当富裕的农场主。于是双方交谈了起来。
“您这里干活的人有多少？”我问道。
“固定工两三个，到了大忙季节我再雇一些。”
我们东走西走，所有的一切全看了个遍。该是离去的时候了。已经到了门口，我最后提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不久前一年刚刚结束，你已经知道了支出是多少，收入是多少。请问：总计结果如何？”
主人看看部长，仿佛在询问：要不要告诉他呀？韦兰却笑着说：
“你就实说吧。”
“如果说实话，”场主回答道，“那么，没有津贴和贷款，我就没法过日子。”
我提出他如何休假的问题，使他十分惊奇：什么休假不休假呀？农场主都有节日，举行各种比赛——有骑马比赛，骑牛比赛。我们抽出一两天时间，全家出动——这就是全部的休假了。农场没人可以托靠呀。真个是“自觉自愿的自我奴役。”当时我想，我国的集体农庄庄员、机械操作手之中，未必有多少人会对诸如此类的情况表示认同。
那你就试着去寻找解决的办法吧，争取能使人安心地回到土地上，同时又能保留大规模集体经济给他提供的那些优越性。
“怎么会这样呢？”我问韦兰。“既然庄稼收成这么好，产奶量这么高，怎么突然又提到津贴？”
“米哈伊尔①，”部长回答道，“现代化水平的农业部门无论在什么地方，离开了国家的支持都无法生存。我们发放给农民的贷款支出高达数百亿美元。而美国则要花几千个亿。对啦，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借助于出口粮食来尽量弥补这笔开支。”
这就是说，既要有业主的积极性，也要有国家的扶持。
回到莫斯科后，6月8日我应邀去社会科学学院，向各地区的代表作了题为《我国发展农工综合体所面临的迫切问题》的演讲。完整地写出讲稿已经没有时间，我走上讲台时手中只有一份提纲。但加拿大之行引发的思考问题的冲动是如此强烈，使得我作这次演讲时灵感迸发。我讲到对于增加生产和合理利用资源的经济刺激有所削弱。讲到缺乏有效的经济机制和管理的相互隔绝、本位主义性质。讲到农业和工业部门之间的不等价交换，国家必须扶持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个人副业。最后，还讲到“没有稳定的高度发达的农业部门，便不会有稳定的国家经济。”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安德罗波夫（7）
我在这次演讲中几乎只字未提加拿大，不想刺激听众。而且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两国在历史、经济条件、农业生产本身的特点等方面的差别实在太大。7月初我去库尔斯克，再一次确信了这点；我此行是为了授予该市一级卫国战争勋章，以纪念著名的库尔斯克弧形地带战役40周年。
我乘车或者步行，造访这片曾经发生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战事的旧战场，当时双方在这里以密集的部队对垒，共汇聚了数百万兵力，数以千计的坦克、飞机和大炮。
我也去了库尔斯克弧形地带最弯曲的地段，1943年我的父亲曾在那里的一块阵地上进行战斗。当时德国人以为俄罗斯士兵钻进了“口袋”，所以他们大撒传单号召对方投降当俘虏。但最终是我方获胜，并从此扭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
驱车遍访战地，我仿佛重新感知了那次伟大胜利的价值。这一带连个小村小镇都没有，随处兀立的都是简朴的方尖碑，上面记载着千百个战死者或失踪者的名单。眼前闪过整个整个家庭或各种年龄同姓者的名单，仿佛凶恶的命运之神决心将人类彻底灭绝。当此之时，尤其令人感到惊心动魄。这块支离破碎的土地，将多少儿女献上了祖国的祭坛啊！难道它不应当享有另一样的、更加幸福的命运吗？！
孙女儿的降生
我的工作不仅仅使我本人全神贯注，而且还兼及全家。对于我的探索以及随之而来的一波三折，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和孩子们并未袖手旁观。他们眼见着事事都是那般艰辛，多少的阻力需要克服，于是便想方设法支持我，帮助我，保持“我们城堡里”的安宁、和谐和相互理解。
自然，并非一切都局限于我操心的事情。全家人也须为其他的种种日常琐事操心，感受着每桩每件事情所带来的欢乐与痛苦。
最令人高兴的，是1980年我们第一个孙女儿克谢尼娅的出生。她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和伊琳娜①一样生于元月，日期是21号。新的生活开始了。有位诗人说得对：“随后便有孙辈降临，一切又将周而复始。”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继续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有人邀请她去她曾经收集过博士论文材料的斯塔夫罗波尔村村寨寨进行新一轮调查，这个想法很诱人，但我们在莫斯科需要操心的事情太多，想法无法实现。
我们很难从莫斯科脱身，于是便苦劝我的母亲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父母来我们家小住。起初他们倒还乐意常来，但年岁不饶人，他们出行日益困难了。又老是病病歪歪的。我们尽力协助治疗，支援药品、现金、衣服、食品等力所能及的一切。从孙女儿到父母亲，需要操心的事一大串。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兄弟叶夫根尼的健康日益全面恶化：他改不掉贪杯好饮的老毛病。他拒不接受我们挽救他的种种意见，事到如今则为时已晚。这是一个颇具才华的人，文学院刚毕业数年之内便写出了一些中短篇小说和青年少年读物。叶夫根尼是我们恒久的难以平息的隐痛。
伊琳娜和阿纳托利成绩优秀，即将从医学院毕业。女儿决心继续读研究生，并着手进行大城市（譬如莫斯科）中死亡原因的调查。结果发现这方面的资料全部保密。因此学位论文也不能公开。首都当局有的是保密的理由。但伊琳娜仍然与莫斯科统计和保健机构成功合作，因为他们对这一研究的结果同样很感兴趣。学位论文十分顺利地通过答辩，不久她便获得了医学副博士学位证书，开始在母校的教研室执教，随后她又决定完全改做研究工作。
阿纳托利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一家由B。C。萨韦利耶夫院士领导的外科科研实习医院，这所医院系以首都第一市立医院为基础。工作初期非常困难，但他逐渐熟悉了业务，在教研室研究的范围内展开了科研工作。他继续在医院工作的同时，还通过了副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如今他已经是一名富有经验的外科医生，副教授。
总之，我们一家人逐渐与首都的生活融为一体。朋友圈子不断扩大，我们越来越感到自己是莫斯科人了，尽管同时还保持着同乡亲们的联系。
1955级法律系毕业生终于聚到了一起。我又能见见所有的老朋友了。聚会中的一切对我都很重要：同学们现今的模样如何，在哪里定居，从事什么工作。毕竟都是好样的：10人当上了博士，将近40人是副博士。其余的人也并未意志消沉，全都找到了自己的事业。令人悲伤的是，许多同学已经不在人世，系因为疾病、事故……甚至自杀。
一般而言，总是有喜也有忧——生活就是如此。我常常想起一位东方哲人的格言：“人生在世，生老病死”。
我们总是在庄稼收获后外出度假，就像在斯塔夫罗波尔时一样。年年都去皮聪达。在格鲁吉亚和阿布哈兹，我们结交了许多朋友。我利用这种机会更好地了解了这些地区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我们在一起聊天，每次聊的话题都很广泛，时间都很长。通常是在晚上：同谢瓦尔德纳泽夫妇在皮聪达和第比利斯，在恰夫恰瓦泽昔日的庄园里；同阿布哈兹和卡赫季亚的居民聊，则是在他们的家里。
送别安德罗波夫
1983年夏，美好的期望面临威胁：安德罗波夫的健康状况突然间急剧恶化。病况与肾脏功能受损有关。此事一段时间里知情人并不多。然而病情急转直下。这在他的总体自我感觉和外貌上都反映了出来：脸色苍白得极不正常，嗓音嘶哑。以前他在办公室里接待来人时，总是出门迎接、招呼。如今已不从桌旁起身，只是伸出一只手来，行动愈来愈吃力了。
他不得不接受痛苦的血液透析治疗，开始时每周一次，接着一周两次，后来更加频繁。治疗时将身子连接到一台净化血液的专门设备上。他的病况已无法隐瞒，因为在治疗的间歇一些特殊的仪器还留在他的胳膊上，人人都能看见，这些东西就绑在比手腕稍高的地方。
于是机关里有人放出不吉利的话来：“命在旦夕”。一些人纷纷重新活跃起来，对他们而言，安德罗波夫的病简直成了天赐良机。他们始而在背地里窃窃私语，继而索性不再掩饰自己的满心欢喜。他们期待着东山再起。在筹备1983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期间，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安德罗波夫（8）
召开讨论意识形态问题的中央全会的主张是安德罗波夫提出的。整个社会的政治、思想和道德状况使他不安，因此他希望中央全会能够转变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