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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了！我永远不会忘记这罗曼蒂克的一夜。
在我们女生宿舍第四院，有一位许爷爷和一位李奶奶很出名，他们是这个宿舍里多年的工友，都有慈祥的善解人意的心。周末，景云与我总爱在学校南门旁一条情人小径上漫步，直到夜晚。许爷爷每天下午6点下工回家，下工前他总是事先把景云的自行车停在一排常青树的后面，以免被盗。李奶奶则在下工前，把我的饭菜留在小厨房的灶上保温。我真感谢这两位可爱的老人对我们的照顾。我深深地体会到，在燕京的生活，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我们燕京还有一位最出名的老工友，学生们叫他季爷爷。他的背脊直挺，一脸仁慈的表情。他管理着燕大两座同样的姐妹楼，一个是单身女教师宿舍，一个是男女生会客厅和女部主任办公室。他成天都在那座会客厅的楼里。会客室靠门这边的墙是玻璃的，所以，会客室里面沙发的靠背都很高，坐在不同沙发里的人，是彼此看不见的。季爷爷成天坐在玻璃墙外，直看前方远处，绝对目不斜视。似乎他要使会客室里的男女生们放心地自由交谈。所以我们都敬爱他，说他是个圣人。
我四年级的时候，景云从清华毕业后去上海工作。我成天忙着写毕业论文《十四行诗研究》。康克瑞（Carkrin）教授辅导我有关欧洲的那一部分。十四行诗传入中国以后的情况，她一无所知。闻一多教授是这方面的专家，又是清华的教授，还是第一个用中文写十四行诗的诗人。我就很冒昧地打了一个电话给他，请他辅导我帮助我，写论文的最后一章“十四行诗传入中国”。他非常谦虚地答应了，尽管此前我们并不相识。第二天，我骑着自行车到清华去拜访他。走到大门口时，见到一个中年男子，双手还捧着一大摞书籍，直到下颌，穿一身洗得已成灰色的蓝布长袍，脚穿一双手工做的中国式黑布鞋，看起来像一位旧式商店里的账房先生。我经过了他的身旁，径直地向闻一多的办公室走去。闻一多的秘书告诉我，闻教授已经回家了，我马上跳上自行车去闻先生的家。刚进门，就见到一位湖北口音的男子迎了出来，握着我的手说：“我就是闻一多。”我这时才发觉，他就是我刚才在校门口擦肩而过、把他误认作是“商店里的账房先生”的那个人，原来他就是闻一多教授。一位伟大的诗人、知名的教授，竟然如此朴素，如此随和。我对他的敬慕之情油然而生。他对我辅导得很好，使我眼中重新展开了一个新的天地。后来，他又把我介绍给了另外两位写十四行诗的诗人，都是当时清华的研究生。遗憾的是，姓名我现在已经忘记了。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二部分难忘的燕京岁月（七）
大学四年级时，我在一个英国文学班上，遇见了萧乾。他在比较文学的课上，是一名最出色的学生。他经常与我们的系主任谢迪克（Shedick）教授辩论，非常有趣，使这个课的学习气氛异常活跃。那时，他在文学界刚刚有了一点小小的名气。
每天晚上图书馆关门时，他就邀我一起去司徒雷登住宅旁“临湖轩”的后山上。月光下的未名湖展现在我们眼前。他就像个孩子似的，对着湖水大声地呼喊，叫得夜晚的天空都为之颤抖。他告诉我，他的童年在劳动与忧郁的压力下很不自由。他现在想用这种狂野的行动，来补偿他幼年失去的自由。他说：“我不能在任何时间和地方这样叫喊，人们会以为我是疯子。只有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才这样，你是同情人与了解人的。”我俩在山上捉迷藏，像两个孩子一样。我们玩够了以后，他就送我回宿舍。他离开我的时候，总是沿着宿舍的外墙，一路走一路吹着口哨，一直走向六楼男生宿舍。好像他在向全世界宣布，自己是最快乐的人。不久，从我们的谈话中我就感觉到，我们的感情有些超出友谊的味道。于是我找了个机会告诉他，我已经与景云订婚了。但是，我与萧乾都热爱文学，所以我们之间的友谊延续到他生命的尽头——八十九岁。我今年九十三岁，清理书房的抽屉时发现萧乾给我的最后一封信，说他和夫人共同翻译《尤里西斯》，嘱咐我也应该留点什么有益于人的东西在世间。看着老友最后的笔迹和关心的叮嘱，我心里万分难过。想起他抗战初期在汉口领我去拜会他的恩师沈从文，他希望我也学习写作。他说，沈从文很愿意帮助年轻人学习写作，他会帮你修改文字的。沈从文一见，就非常喜欢我，谈话中也鼓励我学习写短篇的东西给他看，并且挥写了一个古诗十九首的横幅送给我，我很宝贵地保存在我的箱子里。那时，我正要出国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大会，本来以为三个月就可以回国，没料到一去就是三年。武汉沦陷后，我放在市一女中宿舍的东西早已无影无踪，沈从文写给我的古诗十九首横幅也不知去向。
1934年双十节，我和萧乾都是四年级毕业班的学生了。那天晚上，校园里举行了一个提灯游行庆祝会，他邀请我与他一道提灯。景云有几个清华的朋友，都是留校的研究生，其中也包括后来中国最出名的钢铁专家孙德和。由于景云已去上海工作，他们怕我寂寞，为了陪我欢度节日，来到燕大。我就邀请他们与我一起参加提灯会。他们看到我与萧乾在一起，就产生了怀疑，都为景云吃醋。小报告马上打到上海，要景云阻止我与萧乾的来往。我是一直到我与景云结婚多年以后，景云偶然提起这件事情，我才知道的。我惊奇地问景云：“怎么我从来没有收到过你这样的一封信？”他说：“我们相爱、相知、相信，用得着写这样一封信吗？”
1992年，萧乾夫妇借和一群文学艺术家从北京来昆明出差之便，专门到我昆明的家中看望我与景云。当时景云正卧病医院，萧乾一进病房，景云就与萧乾亲密地拥抱起来。我立刻明白了，这是景云在向文洁若（萧乾的妻子）说，你应该相信你的丈夫，和我相信我的妻子一样，他们的友谊是纯真的。我确实明白了，景云是一个考虑得最周到、最可爱的丈夫。
1941年，我从美国回来路过香港时，发现景云的行李中有一大包信件，是芝加哥大学一名美国女生寄给他的。他既然如此保存着，就说明这些信件对他十分珍贵。我很能理解这种爱。人是很复杂的，尤其是知识分子。我们的精神生活是有多种需求的，这些需求不是从一个人身上就可以满足的。但是，只有一个人能给他最衷心的支持。我很高兴他可以从另一个人身上，发现他需要的东西。我也理解，这些东西肯定不能代替我给他的爱。所以，我把那些信件整理好、包好，依旧放回他的箱子。他很欣赏我对他的理解。
1992年，萧乾离开昆明返回北京的前夕，又一次来到我的寓所。他不知道这是我们一生中最后一次见面。他站在阳台上，望着满天繁星，转过脸来对着我，露出孩子般顽皮的微笑，悄悄地说：“我现在能再大叫大喊一声吗？”
1999年4月，噩耗从北京传到我所在的美国马里兰州——萧乾逝世了。我非常悲痛。一颗文学之星，陨落了。
当时在国内，他被认为是三位硕果仅存的现代作家之一，另两位是冰心和巴金。他曾经二十年不能写作，但他对我说，这是好运气，因为那时候要说也得说假话，默默无言比被迫说假话要好得多，说假话会造成心灵的创伤。他的夫人文洁若从日文翻译过二十几本文学作品。她比萧乾年轻十八岁，她与萧乾结婚时，曾遭到全家的反对。举行婚礼那天，新娘只从娘家拿了一包衣服，乘坐三轮车，新郎骑着自行车跟随在新娘的车后，走过北京的街头。我觉得，这是最美的、最浪漫的一次婚礼。
上面写的，是我在燕京最爱的一些人。
在燕京的生活中，我还有一件难忘的事。那是在我大四的时候。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要独自跑到宿舍门前的人行道上，静静地去听下水道流水淙淙作响。那是一曲多么美妙的音乐啊！在寂静和安详的夜晚，我一个人独自享受这音乐。我抬头邀请星星和白云与我做伴，我们一同微笑着。温柔的风拂过我的头发，我低下头来，以便更清晰地听这音乐。当我对它说“晚安”的时候，心中充满了感谢。我爱它，我相信，它也爱我，这是多么的幸福。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二部分难忘的燕京岁月（八）
我有一辆破自行车，是大一的时候，我买的一辆便宜的二手货。平时它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