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邝荣禄很稳重地走了过来，把那只蛤蟆重新钉在板上，一点也不慌张。我们两人从此就认识了。从那以后，他参加了我们那十二个人的团体，我们就成了好朋友。大四那年，司徒雷登校长发起了一个向国内大募捐的运动，给我们学校筹集办学费用。荣禄和我是同一个募捐小组的正副组长。当时，张学良部队里的军官们因为东三省被日本占领，都住在北平。他们都有钱，经过燕京的军事教练介绍，我到那些军官们那里向他们募捐。他们中很多人很喜欢我。有一天天晚了，我被留在其中一位军官的家中过夜。当第二天早上从城里回到学校的时候，我发现邝荣禄正在校门口等着我。他听我说被留在军官家过夜的时候，脸都吓白了。他说：“你真是太天真了，这些人不是好东西，他要是害了你，你怎么办？”我说：“他有姨太太和小孩，他怎么敢？”他说：“这种家庭，姨太太为了要取悦丈夫，经常帮丈夫做坏事。你以后再不能这样天真了！”从此以后，他总是陪着我一道去募捐。
1935年夏天，我们举行了毕业典礼。邝荣禄那天来到我的宿舍门口，在我的纪念册上写下了他的留言：“人们说，男女之间没有真正的友谊，只有爱情。这句话并非事实，以我们四年的友谊可以证之，我们之间的友谊是纯真的。”
1938年我在美国宣传抗日时去纽约州的衣色佳（Ithica）城康乃尔大学演讲，邝荣禄代表中国留学生到火车站来欢迎我；我们匆匆见了一面。1939年在美国旅行演讲的抗日宣传工作完毕以后，我和向景云于元旦下午在威斯康辛州麦地生城（Madison Wisconsin）举行婚礼，邝荣禄那时在康乃尔大学宿舍里；为我们婚后的幸福明烛长跪祈祷，令我终身感激。我认为；这是我最美、最好的新婚礼物。
2001年，我和邝荣禄都八十九岁了，双方都陷入了失偶的孤单和悲痛之中。只有这七十年的友谊能相互慰藉，感情快速地加深了。有人劝我们结合成一个新家。他每天天蒙蒙亮的时候，就从广州打长途电话到昆明，每月长途电话费都超过千元。他说，我们都十分寂寞，我们是七十年的知交，应该可以成为最理想的老年伴侣。我说：“但是，当有朝一日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与我们昔日的配偶重逢九泉，你自己说过你们夫妇一生中不曾有一次争吵，永远是和睦的，可是你又再次结婚，你何以面对她？我和我的丈夫虽然吵过闹过，但是永远是相爱的，他日黄泉相见，他问我从前那些海誓山盟如何都忘记了，我将何以面对？所以我俩七十年友谊的纯真只能继续，不能改变性质。”他长叹一声说，你的意见是对的，景云的确配得上你的忠贞。我们的好友、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说过，他曾报请中央批准他聘请景云到农业部来负责国土经济学这方面的工作，中央认为向景云不肯与右派老婆划清界线而不批准。我说景云从没告诉我这件事，只是说上级因为他思想赶不上时代不能胜任校长而免职，他至死也没有说出真正原因，他一定是怕我知道了会受不了。他真是一个体贴的好丈夫！邝说，他也不愿干扰我与景云的深厚情感，只应成全我们完美的爱情。因此，我们之间的相知相敬相爱的感情只能是友谊，我们的关系只能是朋友。这样，我们生者死者四个都能心安理得，死者含笑九泉，生者感受着夕阳的温暖、兰花的清香和异常的美。
那时，景云是最经常来看望我的男生，他的拜访阻碍了其他五个男生对我的拜访。其中有一名叫周金华的男生，是医学预科的学生。他是全校成绩最好的学生，也最恨景云。有一天下午，他跑到清华去，一脚踢开景云的房门，很生气地问：“你就是向景云吗？”向景云从午睡中惊醒，本能地回答他说：“我是。”周金华用愤怒的眼光看着他，说：“我就是燕京的周金华。”说完以后，就摔门而去。景云认为此人太不礼貌，追出来，准备与他理论，发觉他已经骑上自行车远去了。黄昏时，景云照例来找我，对我谈起了这件事。我想起，大约因为周金华来我这里多次都吃了闭门羹，才把肚子里的火都发在了景云身上了，就大笑特笑了一番。
若干年后的1941年，我从美国回到重庆时忽然发现，周金华就站在我的房门口。我很惊讶。因为我们一别已经七年了，今日重逢，都非常高兴。他当时已经是重庆一家有名的医院里的主任医生了。又过了半个世纪，1996年我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参加最后一次的燕大旅美同学会的聚会时，听说他已经成了一位驰名中国的医生，但不久就去世了。
1932年夏天，我在燕京读完大一。景云差不多天天下午都来找我。我们在未名湖畔散步，也在山顶草亭的石阶上坐着聊天，看着星光闪耀。那时他告诉我，他将来一定会做农业改良方面的工作。中国90％的人是农民，假如土地政策好，农民就会富起来，那么农业就可以支援工业。我说，我要把我的时间用在收集乡村农民的歌谣上，将歌谣中的封建迷信改革为革命的思想，用歌谣来使乡村人民的思想现代化。我们当时的思想，多么天真啊！
有时候，我们骑自行车到圆明园遗址去游玩。道路是用一个一个方形的石块铺成的小路，石块与石块之间，长满翠绿的小草，组成了艺术的图案。这条小路引导着我们一直走到圆明园宫殿的门口，那些残垣断壁不失其曾经辉煌壮丽的美，伫留在那里任人凭吊。
圆明园宫殿里面的珍宝，全部都被英法联军抢掠一空，而且纵火焚烧。这让我更深地感到帝国主义的凶残和封建王朝的腐败，我为中国文化的被摧残和人民劳动成果的被践踏万分悲愤。资本主义侵略我们，我更加向往共产主义会带来的国际民主和世界和平。而且那个时候，苏联率先废除了不平等条约，这对中国人民是很友好的行动。景云的谈话引导我走进了世界，看到了下层人民和他们的痛苦。他使我懂得了许多道理。想起了我们那十二个学友的游乐嬉笑，成天也不知高兴什么。人是多么不同啊！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二部分难忘的燕京岁月（六）
大二的暑假开始了，景云说，他要与好友黄开禄（后来成为美国一所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到西山去旅行一个礼拜。在他离开我的一周中，我竟然非常想念他。我就问自己：“你掉进了爱河里去了吗？不可以，不可以，永远不可以！我要自由，我要创造一个事业，不受家庭的牵累。”一个礼拜以后；景云回来了。他又开始了他的老习惯，每到黄昏就来例行地拜访我，我觉得一切都好了，没事了。我们也经常打网球，但我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网球手，每次都在树荫下躲太阳，靠景云把球击到树荫下来将就我。但当我击回球时，那球会飞到什么天边地角，就只有天知道。有时我们骑着自行车到远郊去旅游，我随即警告自己：“绝对不能卷入爱的旋涡中去。”景云也从来不提一个爱字。我们都相信，在共产主义制度中，人民都能享受到自由和民主，没有人剥削人，所有的孩子都能免费受教育，所有的人都能得到免费医药救治，再没有军阀割据，由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治理。我告诉景云说，我虽然热衷于有一个理想的政府，但是我不能参加任何一个政治组织，因为我太简单，太直爽，心地太善良，我总是想到别人是好人，容易相信人，我不宜于做政治工作。我只能参加例如儿童福利，或者是晏阳初的农村社会工作，或者是农业复兴一类的工作。而景云则想献身于农业经济改革，使90％的人民过上温饱生活。
1933年暑假，我们那十二个人的团体星散了，有的回家了，郑乃涛去了南京，预备转到金陵大学。我有时也上清华去看景云。我们在“工字厅”前面的小树林里漫步。“工字厅”是清华的行政楼，它是中国古典艺术风格的建筑。中间是花园，四边有美丽的栏杆和花窗。我们在大树下，通过树叶的空隙，看月亮和星星。景云乘机对我表白了他的爱。他说，两年前在我家中时，就爱上我了，他的日记可以证明。如果我们结了婚，我们可以共同在农业社会这个范围内工作，事业与婚姻可以融为一体。我们彼此应允永远相爱，并且邀请老树作证。我们自认为会是一对很好的终身伴侣。这时，我忽然意识到，已经是晚上10点了，我应该回到燕大女生宿舍了。我们匆匆地走到西门，那是离燕大最近的一个门。但是，大门已经锁上了（这是大学的规矩，晚10时上锁）。我们又赶快冲向前门去碰运气，可是前门也上锁了。我们怎么办？景云说，校园里人人都认识他，包括打更的与校警，他们每晚12时都要检查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假如发现我们两个人深夜在一起，我们的名誉就要扫地了。我就建议：“我们躲到一个很秘密的地方去。”当时景云说：“那样被发现了，更糟糕，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还不如在一个正大光明的地方被发现的好。”
这样，我们就回到大礼堂门外的石阶上，坐在那里，看月亮和星星。后来，我们想换一个景致，就来到大礼堂右边的旗台上。台子是圆形的，用大理石铺砌了三层，我们坐在它的第二层，背靠它的第三层，底下是冰凉的大理石。幸亏，我们是静静的一句话也没有说，忽然听见我二哥在旗台的后面，正在责骂我的弟弟们。原来我这两个弟弟当时都在北平的中学里读书，暑假来到清华，在我二哥的辅导下补习功课，这时他们俩正在二哥身旁。当时我二哥的话，就好像骂的是我和景云两个人。他说：“你们两个人怎么做出这种事情来？不想想你们是出身什么家庭？你们简直是疯了！”弟弟们都没敢吱声，但我和景云却吓得要命，赶快轻轻地站起来，偷偷走开了。我们又回到小树林，停在老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