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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内有两个亭子在山头上。一个雕梁画栋，还悬挂着一口巨大的铜钟。它二十四小时每隔一刻钟都敲击一次，每小时则按照它的实际时数敲击。燕大的生活，就被这个钟声引导着。另外一个亭子的建筑风格与这个亭子相反。它的顶是茅草做的，它的四根柱子和四周之间的木头条凳，都是原始天然的。围着这个亭子的石阶，也是用很毛糙的毛石建的。我与景云时常坐在石阶上看天上的星星。站在亭子里还能看到校园美丽的风景：南边是湖光塔影，北边是垂柳依依，西边有一艘石船。在月圆的晚上，人们在石船边徘徊。冬季，湖面就成了一个很好的溜冰场所。很可惜，燕大没有游泳池，我们只好到清华去游泳。我们在他们那里游泳时，也依然大喊大叫，完全忘记了自己是客人。这是我们燕大的传统，快乐、自由而放纵。而清华的人都是很稳重的。校园的东门与西门各有一个饭店。东门靠近清华，有一个饭店叫“长三”，它的菜谱是根据喜好它的学生们的名字取的，例如，“张国荣鸡”、“刘云志排骨”等等，所以我们觉得它更亲切。西门那边是一个茅草盖的夫妻老婆店，地道的北方口味，而且价格非常便宜，没有店名，学生就给它取了一个“普罗饭店”的名字。当时，燕大是共产主义学生的大本营，他们爱这个茅草棚饭店如同自己家里的厨房。这两个风味完全不同的饭店，学生们对它们都一样喜欢。毕业很久以后，工作、工资收入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也到过很多地方，进过很多饭店，我们对这两个饭店依然时时地思念。
我主修英国文学，副修乡村社会学。我非常幸运，两位伟大的作家冰心与郑振铎，是我的老师。冰心讲中西文学比较时拿起英文书不需要念，看着句子就立刻能译成很美的白话文。郑振铎教中国近代文学史，一开口句句都是很美的白话文，他那江浙口音说的国语现在还言犹在耳。他说，“‘五四’的名声惊破了一般浪漫者的迷梦……”还有一位很好的老师，姓徐，教我们唐宋诗词，教得非常好，即使我生了病也不愿旷课。他在讲课的时候，非常投入，似乎忘记了自身的存在。我们感觉他与那些诗人们已经合而为一了，似乎那些诗就是他写的。有一次我病倒在校医院，教我英国历史的一位教授来探视我。她是一位英籍的老姑娘。她坚决要知道我失眠的原因，她疑心我是失恋了。她一贯对我很感兴趣，时常邀请我到她家吃饭。她独自一人住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古寺中，随身只有一个老厨师照料她的生活。她也把我当成她家的一员。那一天，她不离开我，要我说出失眠的原因。我不好意思地告诉她，是因为读书开夜车，喝多了咖啡，才睡不着的。这时，萧乾（我的同班同学，后来成了名作家）带了一大包水果前来看望我。他是我们班上很出色的一名学生。上诗词课的时间已经快要到了，但是这历史老师偏偏不肯走，非要听我的“恋爱”故事。为了急于脱身，我就借着萧乾即兴地编了一个故事，说我与萧乾恋爱了，但是我的父母不赞成，因为他的父亲是个老蒙古，职业是北京老城门的看守者，彼此太门不当户不对了。这个编出来的故事冤枉了萧乾，但是帮助了我立即脱身，没有耽误这一堂诗词课。我把这个虚构的故事说完以后，历史老师满意地走了。我马上从医院病床前飞跑去上我心爱的诗词课。虽然迟到了五分钟，但总比缺课好。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二部分难忘的燕京岁月（四）
我毕业论文的题目是：《十四行诗研究》。十四行诗是二十世纪才来到中国的。现代名诗人闻一多，是第一个采用这种诗体的诗人。他当时是清华大学的教授，我很幸运地得到了他的辅导。他当时是我们学生的具有抗日和民主思想的领路之一。我很崇拜闻一多，也很想把自己锻炼成一个对国对民有用的人。所以我每天不论天气多冷，6时一定起床，想把自己锻炼成一个能吃苦耐劳的人，也能以写作救中国的人。我发表第一首诗时才十二岁，高中三年级我的英文老师就教我写英文诗。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在一次英文诗写作的比赛会上，我和一位男生同时获得了比赛的第一名。但是，我们英国文学系只准备了一份第一名的奖品，那就是《莎士比亚全集》。我的英语教授波林顿（Borantin）女士赶快跑到她自己的房间里去，拿出一个很美的玉石手镯送给我。那是很特殊的好玉石，名叫丝瓜藤。五十年过去了，我现在已经九十多岁了，在写作上并无任何成就，我对自己当时的过分期望，感到可笑。
清华和燕京在校风上是各不相同的，前者是非常严肃和典型的中国味，后者是非常自由浪漫西化的。一个清华的男生，不会去与一个女生约会，除非他对她很感兴趣或在追求她。他如果对那位姑娘作一次拜访，必须西装革履像一个绅士。燕京的男生却常常约女生们一块玩，出去爬山游泳，并不一定是在求爱。即使他想和某一个女生恋爱，他也穿得很随便。我当时只跟那些用心读书、吃苦耐劳、抱有爱国救国之心、忠诚于友谊的男女同学们做朋友。我认为，这样的人对我将来的事业才会有所帮助。大一时，我们有十二个男生女生，总在一起玩。下课以后，晚饭以前，我们这十二个人在一起吃西瓜，唱歌跳舞，说说笑笑，大叫大喊，快乐无比。当大家发现向景云穿着整齐来找我的时候，就会说：“那个银行家又来了，我们快跑吧！”这些人就从女生宿舍旁边的花园里抱个大西瓜，到其他建筑物后面躲着，谁都不愿景云把我从他们中间拉走。我们这十二个人中，有一个女生同三个男生，后来都成了我终身的好友。这个女生名叫陈路得，是一个孤儿，从她还是婴儿的时候，就被圣希理达的舍监、寡妇陈老师认领为养女。陈路得在读中学的时候，成绩就非常好，每门功课都在85分以上，得到学校悬榜的荣誉。她进入燕大后主修的是护士学预科，后来毕业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的高级护士学系。老年以后，她成为天津医科大学的名誉校长，创办了高等护理学系，并且荣获国际南丁格尔奖。
另一位男生叫郑乃涛，十一岁丧父，家里有九个孩子。他妈妈靠给人洗衣服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并把这些孩子养大。他从小学就享受奖学金，一直到大学。他用心读书，坚持锻炼身体，肌肉很发达。他说，一定要有强健的体魄，才能吃苦耐劳，将来救中国。他疾恶如仇，敢说敢做。我很羡慕他，也开始锻炼。原来我冬天怕冷不敢早起，晚上不能离开温暖的宿舍上图书馆去读书。我就对自己说：“乃涛办得到，我怎么不行？”就立刻拿着书往图书馆跑去。郑乃涛到大三的时候，转学到南京金陵大学。我知道他是要专修植物病理，而金陵大学的农学院在这方面是最强的。他在金大毕业以后，学校留他教书，并允诺两年以后，送他出国读博士学位，再返回金大教书。
1935年燕大毕业后，我去上海见景云，路过南京时去金大找到郑乃涛。他成天都在实验室工作。当天晚上他陪我去游中山陵。我们坐在一辆马车上，郊外的月光照在他的脸上，一路上他唱了许多当年我们在大一的时候唱的那些歌。当他唱到“我要永远永远地爱你”的时候，热泪盈眶。我感觉到了他多年来深藏在心中的爱。我不敢说话。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也怀着强烈的倾慕和作为一个朋友的深深的爱。我不敢坦白我自己的感受，因为这是在情人与朋友的爱的边缘上。我害怕引领他走向一个更深的不可能的爱，那只会使他陷入更大的痛苦。这么多年来我对他的倾慕实在是大于我对向景云的。他是真正得到了我的敬慕和我的深藏的爱。后来我从上海返回又经过南京时，他上船来为我送行。汽笛叫了，他还不肯离开，直到轮船已离岸了，他才冒险从轮船跳到趸船上，我提到了喉咙的心才落了地。回到武昌家里不久，我从他一位朋友的来信中得知，他已经自杀了。原来，他被骗加入了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当他发觉自己受骗以后，已经无法脱身，他想参加共产党的志愿已被蓝衣社发觉，并决定暗杀他。他就用自己研究的治病的植物毒针给自己注射，自杀身亡。一直到我九十岁，这十二个人中另一位叫邝荣禄的好朋友（畜牧兽医专家），在广州医院临终前告诉我：“郑乃涛曾经告诉过我，说他爱你，但是他认为向景云与你已经相爱了，他不愿插足，但是又不忍眼睁睁地看着你们相爱，所以他才以择校为借口，到南京金大去了。”其实乃涛离开燕大转到金大的时候，我与向景云的关系，还不过是停留在他是我哥哥的朋友，同时是我家的客人的阶段。而且那个时候，我还向他宣布了我要实行独身主义，所以他从来没对我提一个爱字。他知道，如果提了，我俩之间的关系，就会同与燕大其他几个男生一样，马上断绝来往。郑乃涛错误估计了我与景云之间的关系。
还有一个好男生叫江汉章，是在女生中最受欢迎的一个男生。但是，他却不与任何女生谈恋爱。他曾教过我唱许多英文歌、游泳、滑冰、骑自行车郊游。他总是很照顾女孩子们。他在大三的时候转到了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院。他说他要献身于上帝，以热爱人们来显示上帝的爱。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二部分难忘的燕京岁月（五）
最后一个就是邝荣禄。他身材高大，最英俊，对朋友真诚。我记得有一天下午，我们都坐在生物实验室的桌子前。每个学生面前，都有一个四肢被钉在板上的蛤蟆，那一堂课是为我们学生学习蛤蟆的神经系统准备的。忽然间，我面前的那只蛤蟆，挣脱了钉子，跳了起来，我吓得大叫，整个生物楼都听到了我的叫声。邝荣禄很稳重地走了过来，把那只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