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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日本侵略的加剧，景云的家庭从北平迁到武汉，住在离我教书的学校很近的一个地方。景云当然也想从上海到汉口来工作。父亲没有让我知道，他正在与景云签一份合同，上面写明结婚后，决不与他的母亲住一起。景云也从来没有告诉过我。直到有一天，我偶尔打开父亲书桌的抽屉，才发现了这份合同，以及景云拒绝签名的回信。景云在回信中承诺，他们全家会以敬和爱来欢迎我，这样一个合同是不必要的，而且会给他的家庭与我的家庭带来伤害，特别会伤害他母亲的自尊。他父亲死后，母亲更需要儿子的照顾和爱护。
母亲知道这件事以后，说景云是个孝子，孝是做人的根本，孝子是不可能在社会上成为坏人的。母亲认为我选择景云是对的。当景云正与我父亲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收到了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研究院的入学通知书，9月就要开学。那时是8月，我立刻决定，不结婚了。等景云从美国拿了博士学位以后再考虑。我们的婚姻需要考验，这正是一个考验的机会。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二部分毕业了
我的第一个工作，是受聘于晏阳初平民教育学会。这个平民教育学会在河北省定县。我的工作就是去收集民间歌谣，去除其中的迷信的和封建的部分，加入新的进步的思想，再教农民去演唱。这正是我想要做的事情。可是工资仅够 口。假如不是因为欠着一大笔圣公会的四年大学学费贷款，我就不会牺牲了平民教育会这个工作，去接受汉口一个教会女子中学教员的职位。我在这个女子中学中只教了一年，校长就不愿再延续我们之间的合同，他说我在传邪教。在一个礼拜五的《圣经》班上，我对我的学生们说，没有真正的天堂与地狱，天堂地狱就在我们的心里，做了好事，心里快活，你就上了天堂；干了邪恶的事，你心里终归会不快乐的，那你就是在地狱里。当时政府规定，毕业班的学生都要会考。我是初中三班的班主任，我领着学生到汉口第一女子中学去参加会考。在这个学校的门口安排学生依序进入考场的时候，我偶然发现该校的校长就是1926年我在汉口第二女子中学读书时的校长。他见到我非常高兴，握住我的手说：“你曾经是一个好学生，但是被‘学联’开除了。我曾代表学校去教育局，请求为你恢复学籍，但局长说，虽然国共合作，但教育却是在共产党的管理之下，‘学联’的权力比教育局大，即使教育局也得听‘学联’的话，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办法了。我相信你，一定是一个好教师。请你到我们公立中学来教书好吗？”正好我很快就会被解雇，所以很高兴地接受了他的邀请。到了第一女子中学，我的工资也翻了一番。但我很反感这个学校的一套正统思想。像当时所有的公立学校一样，这里也把蒋介石奉若神明，奉为至高无上的领袖，就像希特勒在德国一样，无论何时何地，言语中一出现蒋介石的名字，就得站起来立正，反对者就要关进监狱。
当时做军法官的父亲，一再写信警告我：必须从俗。我是燕京的毕业生，燕京给我的教育是思想自由，个性也要争取自由发展。我忍受不了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校长也警告我“要小心”。当时女教师们都穿蓝布旗袍，不带任何装饰品。而我却戴着珍珠耳环，穿着大红绸旗袍，到教室上课。十多年以后，我在上海任“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总干事时，一个女职员曾经是第一女子中学的学生，她笑眯眯地对我说：“你还记得我是你的学生吗？我曾经准备带领全班同学把你轰出课堂，你当时打扮得太漂亮了，不合乎我们对一个教员的要求。校长告诉我们要郑重行事，给你一段时间，看看你究竟是一个好老师还是坏老师，再做决定。没想到两个星期以后，我们大家都发狂地爱上了你，拥护你。”她讲完后，我们两个人都大笑起来。
我当时除了在汉口第一女子中学教书以外，还兼任汉口广播电台儿童节目的主持人。我在里面讲儿童故事，唱儿童歌谣，有些歌谣是我自编的。有时是与儿童的父母谈话，主要谈如何了解儿童；教育儿童，做儿童的好朋友。我常常收到一些听众来信，表示赞赏与鼓励。有一次我在广播里说：“小朋友们，请你竖起耳朵听我的故事。”以后几天，我收到许多孩子们的来信，说：“刘姐姐，你上个礼拜教育我们不要骂人，但你今天自己骂人，骂我们是兔子，只有兔子才能竖起耳朵。”没想到一时疏忽，就被他们抓住了辫子，这些小朋友太可爱了。
1937年7月7日早上，我还清了最后一笔学费贷款。贫寒学生大学教育贷款基金会的那个老会计，从他戴的老花眼镜上面笑嘻嘻地看着我说：“刘小姐，你是我们这个基金会十六年来惟一一个还清了债的。恭喜，恭喜！你的责任感使我们能够多帮助一个学生进大学。”他的话使我感到欣慰。很快，这种心情就被墙外的“号外”声破坏了。报童在喊着：“号外，号外，东洋鬼子炮轰卢沟桥！”街上忽然响起了千千万万人的跑步声。我马上跑到大门口，发现到处都乱成一团。人们都在呼喊：“我要一张‘号外’！”战争终于来临了。
我们的毕业照常进行：学生办了一桌酒席，请敬爱的老师吃饭，表示感谢。我很荣幸地同她们的班主任、教数学的王老师也被邀请。当地的居民正在向内地疏散。在筵席上，泪与酒一同向肚子里吞。日本飞机在天上盘旋。酒席在终了以前，已经有好几个女生被父母叫走，向四川逃难。再见的声音，热烈的拥抱，别离的眼泪，已使我们完全没有了胃口。
政府的口号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武昌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王应安是我的朋友，也是我在圣希理达女校的同班同学。她带头号召武汉的青年们，负起战时市民的责任，来救济孤儿，组织难民收容所，帮助伤兵。她提倡富人出钱，年轻人出力，来做这些服务工作。市民们都很热情地响应她的号召，很相信她的领导，富人们也都相信交给她的钱能得到最合理的使用。她在武昌鲶鱼套火车站设立了一个重伤员休息站，又把我们圣希理达女子中学的校舍，改作武汉第一难民收容所。她总是做了一个工作以后，就找一个人来接替她，以便自己去做第二个工作。我听从她的安排，上午在难民收容所工作，下午去重伤员休息站工作。她也组织了一些医生和护士自愿来帮助伤兵，因为他们的医院已经西迁，但他们不愿意随医院走。王应安还号召家庭妇女们，一个人担负一个伤兵一天的伙食。我也找了一些女学生，来为伤兵写家书，为伤兵开晚会。难民们都是从长江下游逃来的，包括各种各类不同职业的人，我把他们组织成不同的小组，或为难民煮饭，或为难民分配捐来的衣物，或为难民打扫卫生。难民中有两位护士，我就请她们管理药品，组成一个诊所。还组织一个小组挖防空壕，一个小组维护防空时的秩序，文化人就教识字班，给儿童上课。另有几个人组成娱乐小组，每天晚上演节目，他们中还有滑稽演员，他们的表演很受欢迎。
难民收容所的经理和会计，是从难民中选出来的。会计很能理财，很会使用捐款，他和经理把所有小组长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委员会。难民工作在这个委员会的领导下，搞得非常有效。
1937年冬天，抗日战争已进行了半年，我遇到了大学同窗好友区储。她去延安路过汉口，来找我，告诉我燕京同学现在有很多人都在延安。他们工资收入虽然少得可怜，但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作，精神都很愉快。我当时已经读了很多八路军帮助农民的故事，他们除了帮助农民种地以外，自己还开垦土地，生产了很多粮食，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他们官兵之间是平等的，有如兄弟之间的感情。虽然延安的生活贫困艰苦，但他们是平等、自由而快乐的，他们很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我听了区储的话以后，很受感动，非常急迫地想到那里去。区储写了一封信给一位燕京的同学，他是延安共产党驻汉口的秘密代表。我现在已经记不起他的姓名了，只记得他高高大大，穿一件中式长袍，住在一条很普通的里弄中。他非常重视区储的这封信，马上就写了一封介绍信给陈铭枢，并且握着我的手说：“这件事要非常秘密，你要特别小心。”我按信封上的地址，马上去见陈铭枢。我早就知道陈铭枢曾经做过福建省主席，并且在那里组成了一个人民政府与蒋介石对抗，后来蒋介石安抚了他。想不到现在他正在秘密地安排大批青年人去延安。我很快地走进陈铭枢的办公室，将介绍信递给了他。他读了介绍信后，没有问任何问题就对我说：“国民党有一个部队的长官秘密地允许我用他的军车送青年人去延安，这是最后的一次了。只允许你带一件行李，明早6点到这里来上车。这是最后的惟一的一次机会。”我立刻回到武昌老家去整理我的行装。这个古老的大宅当时已经空了，我们全家已经撤退去了四川，只留一名老厨工在那里守屋。我正要上床睡觉时，大哥走了进来。他是当时国民党第十军的军医，随部队上前线路过武昌，顺便回来看一看童年时代的老宅。我告诉他明天就要去延安了，他很高兴，觉得我有了一个报效祖国的机会。他去买了酒与熟食、卤菜来为我饯行。我们两个人大吃大喝了一顿，庆祝兄妹重聚和我的即将离去。虽然时间很短暂，但在战争时期，这种兄妹相见，还是非常难得的。我们吃喝完了，睡了一大觉。黎明前，我醒来了，发现我全身奇痒，起了风疹，脸肿得连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