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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还是非常难得的。我们吃喝完了，睡了一大觉。黎明前，我醒来了，发现我全身奇痒，起了风疹，脸肿得连我都不认识自己了。大哥诊断我是因饮酒而引起的过敏。就这样，我永远失去了去延安的机会。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三部分赴美参加世界青年大会（一）
1938年夏天，我被选为中国全国基督徒联合会的代表，出席在美国纽约州波基斯镇召开的世界第二届青年代表大会。当时我并不想接受这个工作，因为我已还清了欠圣公会的四年助学贷款，现在可以去干我最想干的工作，到河北省定县参加晏阳初的农村社会工作，开始我终生的事业——收集改编农村歌谣，以改变农民的落后思想。我告诉基督徒联合会，王应安才是最合适的代表，她是充满了创造力和爱国热情的，我所做的救亡工作都是由她领导的。联合会主席告诉我说，他们曾经考虑过她，也很欣赏她的才干，只是这次选的代表还同时要有用英语进行宣传的能力，因此才选择了你。我的教父弗瑞德·布朗知道了此事，对我说：“现在是战争年代，一切都要服从抗日。政府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你现在是基督徒联合会的会员，圣公会已经同意支付你去美国来回的路费，以及在美期间三个月的生活费。你在美国旅行宣传的一切费用自然由邀请你的团体支付。现在你的责任就是要尽快地收集宣传资料。有个人名叫乔治陈，他是陈友仁（孙中山时代第一任外交部部长）的儿子，很有学问。乔治陈的皮肤是黑色的，因为他的母亲是美籍非洲人。明天下午，你们这些代表将要开会，你会认识他，他会把你所需的宣传资料交给你。你出国的一切手续，我会帮助你完成。”我说：“我没有承担这个使命的能力，因为我从来没有用英文演讲的经验。”他反问我：“在战场上作战的中国士兵，是否都有过作战的经验？”我说：“没有。”他又说：“现在国难当头，每一个人都应该尽自己的所能报效国家。你读了十年英语，应该有自信心去担负这个工作，成功地干出成绩来。”我心里从来就恨这些外国传教士，恨这些跟着洋枪洋炮来的帝国主义分子，但听了他的这些话，几乎忘记了他是一个英国人。我甚至觉得，他完全是一个中国人，当然更是一个基督徒和世界公民。
布朗先生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人，平时经常做鬼脸和一些淘气的动作来逗人。有一次在宴会桌上拿起一把调羹作镜子，用叉子梳头发，假装成一个姑娘，忸怩作态来取悦所有的人，滑稽极了，把我们的肚子都笑疼了。但这一次谈话他是十分严肃而真挚的。他握住我的手说：“在大会上假如没有宣传的机会，你也必须创造一个机会。全世界所有为和平和民主而战斗的著名人士，都将出席这个大会。这是你宣传的极好机会。公理已经在听众的心里，你只要号召禁运军火给日本，抵制日货，就可以赢得他们的支持。”
我们派出国的代表一共十六个人，其中只有两个女性，杨惠敏和我。杨惠敏代表中国男女童子军。她是一个著名的女英雄，在淞沪抗战中曾经到过日军前方阵地，将一面国旗送给被包围在四大银行仓库中的八百壮士。八百壮士为保卫国家的仓库不撤退，不投降。这面国旗第二天一早就飘扬在上海的天空，向上海市民宣告，虽然上海大部分的土地已经沦陷，但是还有我们英勇的战士在保卫着上海北部的四大银行的仓库。所有在上海的人看到这面国旗从四大银行仓库上升起时，都拍手欢呼起来。
所有的代表都是人民团体选出的，因为世界青年代表大会的章程规定：不要政府的代表。彭乐善代表中国基督徒男女青年会；黄保罗代表中国新闻记者联合会，尹保宇博士代表反法西斯同盟。还有一个人，代表一个有名的杂志，我忘了他的名字。我们第一次聚会，就顺利选举产生了代表团的主席。
会议结束后，有一位美籍非洲人向我走来，他就是陈乔治。他的皮肤虽然黑，但是五官清秀，很英俊，像一个中国人。他就从皮夹子中取出一包资料，说：“刘小姐，你一定知道它们是什么？它们多半是一些短小、有趣、能启发人的爱国故事，能够说明我们的抗战目的、战术、战略，人民的困苦和战斗，可以丰富你的演讲内容。只要我们精神坚忍，最后的胜利必然是我们的。”
第二天下午，他又给我带来更多的资料。他说：“我们用持久战来对付日本的速决战，我们用游击战来消灭日本的阵地战，我们用大块的土地来包围日本的占领区，我们用农村包围沿着交通线日本所占领的城市。他们军队很强大，我们的人民更强大。我们全民皆兵，我们全兵皆农。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我们一定能生存下去，打败日本军队。”
我去医生那里检查身体，准备出国。我的教父担心我是否有沙眼，所以检查完以后，我就问医生，是否有沙眼？他笑眯眯地说：“你完全可以赴美国开会。”我要把这个消息尽快地告诉我的教父，走进圣保罗教堂的时候，我看见他跪在那里为我祈祷。我走到他的身边，他抬起头来，盯着我，似乎要在我的脸上找到一个他急需的东西。我笑了，他也笑了。他心中的那块石头落了地。我们一同到他家里，他欢欢喜喜地拿出一叠他写给我的信，说：“这是准备给你在意大利‘康狄孚尔狄’号海船上读的信，一共二十一封，每天只能读一封。你的航程是三个礼拜，之后就可以到达威尼斯。”这些信都是富有宗教启发性，同时又很有趣味的。
我离开武昌准备出国前，收到父亲从前线的来信。他在信中说：“我没有一般人说的那样的家产，我只有五个活宝，那就是你们五个孩子。大儿子刘德健在前方做军医，二儿子刘德诚在云南为美国志愿空军修筑邬家坝飞机场，大女儿刘德伟即将去美国做抗日宣传，小女儿刘德傅正跟随湘雅医学院徒步西迁贵阳，小儿子刘笃随南开大学迁往云南昆明。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些心爱的古董古画，现存在武昌老宅的楼上。望你设法为我将它们转移保存。”我临动身前，去求助于一位英国公司的经理，他是我们家的世交。他应许将这些古玩古画保存在他们公司的仓库里。我想当时英国与日本的关系还是友好的，即使日本占领武汉，也会对英商的财产“客气”一点。我就与家里的佣人将这些古玩古画包装好了后，送往英商的仓库。当时哪里会想到，三年以后日本占领香港，英日的关系就完了，我们家那些东西也完了。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三部分赴美参加世界青年大会（二）
赴美之前，我们代表团前往拜谒了立法院院长陈立夫。他对我们说，他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读书的时候，还在一个国家公园喂养过猛兽。他的同事是一个美国人，又高又大，但是他却又矮又小，那个美国佬经常欺侮他。有一次他终于忍无可忍，和那个同事打了起来。围观的人都同情陈立夫，为他鼓掌，并对那个美国佬大喊：“你是以强欺弱，不感到羞耻吗？你要喜欢打架，就应该去找一个与你身材一样高大的。你即使赢了，也不过是一个胆小鬼。”他讲这个故事，意在说明中国的抗战必胜。
我们还拜谒了蒋介石。他穿一件白色夏布长衫，青布鞋，温文尔雅，看来十分慈祥，很有礼貌地与我们每一个人握手。我们都坐下之后，他坐在我的身边，问我一个问题，我一点也听不懂他的奉化话。他重复了三次，我还是不懂。两个人都十分尴尬。这时电话铃响了，他的听差报告他有电话。谢天谢地，我总算解放了。
第三位我们拜谒的是宋美龄。她的客厅非常朴素，饭厅就在客厅的一头，因为客厅里已经有客人，我们十六个人就围着餐桌坐了下来。她高挑儿的身材显得十分端庄，相貌慈和而聪慧，非常精明能干。她穿一件灰白色的旗袍，没有戴任何首饰。她似乎是从百忙中抽空来会见我们的，说话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你们在外国的土地上，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代表中国的。你们必须当心，最要紧的是不能吹牛，老老实实，实事实说。假若你有一次被人抓住是在说谎，你就永远完了。”这时，她用了一个美而有力的手势，来加重她的语气。她的文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38年初秋，我们代表团乘火车离开武汉，准备绕道欧洲前往美国纽约。由于日军的轰炸，只有两位朋友前来车站送行。一位是杨显东（解放后任农业部副部长），我们是终身的好朋友；另一位是潘家麟（解放前夕去了台湾），他是一位诗人，一见到我就不绝口地朗诵英文诗，旁若无人。
火车抵达广州，车站刚被日本飞机炸毁，列车只好停在站外，旅客们只能自己背起行李，摸黑走到广州市内，去找旅馆。第二天清早，乘船到香港。在香港，我们乘上意大利邮轮“康狄孚尔狄”号。
一上船，我就想起来这条船就是邹韬奋当年出国时坐的船。他也是坐的二等舱，也就是我现在坐的所谓“经济舱”。这些都是他在《萍踪寄语》那本书上记载的。当船正要离开趸船的时候，听到有人在趸船上大声地叫喊“林文奎”。林文奎是郑乃涛在清华的好朋友，也是我许多年想见而没有谋面的人。他也在这条船上吗？当船离岸时，千万条彩条飘浮在空中，牵连着船上与岸上人们的心。船越驶越远，“再见”的声音也愈来愈小了。我转过身来，看见一个年轻人全身穿着白色的空军制服，走进舱里去了。我想，他可能就是林文奎。郑乃涛曾经与我说过，林文奎是清华首批研究院的毕业生，也是被政府选送到意大利学习飞行的首批飞行员。我抬头看去，白色的云在蓝天飞翔，谁也不知它的去向。起伏不定的波澜，涌向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