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有一些身强力壮的旅客，就手持皮鞭铁棍，站在跳舞厅的前边，保护着那些躲在里边的女性旅客。一个老太太坐在这些女性中间，念经祈祷。这一夜非常紧张，但还是平安地过去了。
第二天清晨，日本兵就进入了九龙。英军居然一枪未发。我与景云透过窗帘，偷看尖沙咀码头的情形，几个印度兵傻呆呆地站在那里，几个中国人手臂上系着红带子，大约是在轰炸中保护老人与小孩的。忽然，一辆日本军车开了过来。上面许多日本士兵跳下来，命令这些中国人和印度兵排成一排，然后全部用机关枪扫射死了。我们赶快检查房间，看看有没有什么对自己不利的物件。有一封平准基金委员会致机场售票处的信，介绍景云是该委员会的高级官员，请他们卖去重庆的票给他。我们赶快把这封介绍信撕成碎片。我们还找到一本通信地址本，上面有加拿大、英国、美国朋友的地址，我们也把它撕碎丢进马桶，但怎么冲都冲不走。这时，我们听见日本兵的脚步已经上了楼梯，到了门口。我看到柜子上有一瓶酒精，抓过来一口气统统喝下肚，并对景云说：“如果日本兵污辱了我，你不要动手。他们有枪，你赤手空拳。他们人多，你只有一个人。你一定要留着这条命，将来会有机会报仇的，只要杀一个日本兵，也就够本了。”
但这瓶酒精并没起作用，日本兵的脚步声也远去了。不久，旅馆就宣布将被征用为日军司令部，所有旅客必须全部下楼在大厅里集合。我们到大厅时，一个日本军官站在桌子上命令：英、美、加拿大的旅客站一边，其他国家的旅客站一边，酒店职工的家属站一边，中国旅客又站另一边。大厅的大玻璃门外停满了卡车，日本军官命令英、美、加拿大人上车，开往何地，谁也不知道。第二批上车的是其他国籍的人，留在大厅里的只剩下酒店职工的家属和中国籍的旅客。日本军官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我一句也听不懂。这时，忽然大厅里所有的人跪了下来，并且大哭大叫。我偷偷地问了身边一位懂广东话也懂普通话的旅客，才知道那个日本军官说，昨夜他们有一个人被这个酒店里的人杀死了，现在要大家交出凶手，否则，将把所有的人处死。我想把这个消息通知景云，以便要死我们就死在一块儿。谁知他躲在吧台的角落里已经睡着了。真是不可思议，这种时候他居然能睡得着！后来我问景云：“你怎么会睡得着的？”他告诉我，他梦见了上帝，上帝正在与他说话。正在这时，旅客中有一位颇有学者风度的长者站了起来，向那个日本军官保证：“我们这里没有这样的杀人犯，如果你们查出来，我愿意与那个人一同被处死。”日本军官命令所有人一起站起来。大家不觉都松了一口气。
日本人占领半岛酒店以后，所有的旅客就不准住在自己的房间，而是集中睡在二楼的一间大厅里，由两个日本兵看守。每天都有一个日本人过生日。第一个过生日的，是司令官的夫人。两个日本兵端着盘子到旅客集中的厅里来收集礼物，不一会儿盘子里就装满了各种各样的贵重的金饰品。第二天就成了司令官的生日。第三天又是某某大官的生日。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三部分香港遇险（二）
这个饭店的老板是德国人，他早就躲避到香港去了。他为了让旅客吃上饭，冰箱里准备了肉和米，就是忘记了准备盐，街上已经什么东西也买不到了。旅客们整天吃的，是无盐、无蔬菜的白饭、白肉。吃饭的时候，所有的男人排着队端着盘子去领自己的那份，所有的女人就在床边等待着。有时我发现，我还没有吃第一轮的饭菜，我周围的人却已到第三轮了。这是怎么回事？我跑到前边去一看，原来景云把打饭的机会都让给了别人，那些女人们来插队，他更是如此。这真让我啼笑皆非。这些来领餐的人都是银行家、富商、教授和他们的夫人，因为在这种时候，只有这些人才会在这个酒店订到房间。他们平常肯定都是谦让有礼，但此时却像从来没有受过教育，从来没见过肉与米饭一样。大厅的公用厕所堆满了粪便，使人无法使用。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度过了半个月。忽然有一天，日本军官又命令我们到大厅里去接受检查，男旅客由日本兵检查，女旅客由中国女警察检查。当一个女警察发现我的长袜子里全是钞票时——那是江汉章的父亲托景云从香港银行中把他所有存款都取出放在我身上藏着的，有一个日本兵正朝我们走来。这个女警察很快地放下我的旗袍，遮住了我的腿部，而且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我非常感谢她，到底都是中国人啊！
一个日本军官问了我与景云许多关于我们家庭的问题，我们的教育以及在美国的情况，他似乎很熟悉美国。当他知道景云在麦地生、我在芝加哥读书时，他立刻就说出了这两地的距离。幸好我们事先有所准备，想好了如何回答。我们继续回答日本军官的询问，告诉他我们家三代都是中小学的老师，到美国是来学教育，准备回国也教中小学，但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工作。这时，有一个日本兵来报告他有电话。这个军官就命令我们站在那里不许动，他打完电话后，还要继续谈话。又有一名日本兵跳到桌子上宣布：凡是已经接受过检查的人，现在都可以离开旅馆了。我们赶快插进身边已经受过检查的人群中，逃出了后门。
当时，港九仍有战事，马路上流弹横飞。我们好不容易到了江汉章父亲家，发觉门窗都紧紧关着，大声地喊叫也没有人答应。我只得高喊：“我是刘德伟！”立刻，一扇窗户打开了，一扇门也打开了，屋里的人探出头和身体，非常高兴地看着我们。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腿上、身上所藏的钱全部都拿出来交给了老人。我们马上要回到自己家里去，他们坚持要我们在他们家里住下，说我们住的地方太冷清、太危险，而且没有粮食，我们会饿死的。江汉章的弟弟弟媳也坚持要我们留下来，并把自己的房间让给我们。他们有一个孩子，只有几个月大。现在这个当年的婴儿，已经是纽约颇有名气的现代派画家了，他的名字叫江祝正。
我们在他们家里吃饭，非常谨慎。每天只能吃两顿，每顿一碗米煮成够七个人吃的稀饭，而且里面还要放苏打，结果稀饭就变成了“布丁”。布丁切成七块，每人一块。菜是腐乳，一块腐乳切成七小块，每人一块。男人不能上街，因为街上日本兵常常抓劳工。景云就整天躲在家中读书，居然把《飘》读完了。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日本兵有三次来到江家敲门，问有没有“花姑娘”。老夫妇俩每次都明确回答：没有！但日本兵还是要进行查看。第一次，我躲在老夫妇的床底下；第二次我就躲在米桶里，用米盖过我的头；第三次，老人把我藏在卷起来立在墙角的席子中间。日子长了，景云根本不能上街，我一个人到我们在九龙海边的房子去看看。在我走到离家不远的地方时，有一个日本兵假装喝醉，冲过来想抱住我，被我一侧身躲过，并顺着他在背上重重地推了一掌，他重重地摔倒在地上。我扭头就跑，一口气跑回了江家。大家见我平安返回，都松了一大口气。
几天后，我又冒险回了一次家，去看看家里的书到底怎么样了。我进门走上了走廊，隔着玻璃窗，看到一个人正在将书一本一本地从木箱子里拿出来，好像在找一点什么值钱的东西。我敲门敲窗，他都听不见，好像聋子一样。我从正门绕到后面，想从后门进去，但却推不开门。这时，那个原来在巷口站岗的日本兵走过来，帮我一脚把门踹开。原来在我屋子里翻书的人是个小偷，手里还拿着一个偷来的假金盒子。
日本兵问我认不认识这人，我表示不认识，他就要把这个人拉出去枪毙。为一个假金盒子丢一条命太不值了，当他刚举起枪时，我连忙抱着他的脖子使劲摇他的头，使他没法瞄准。他大约是个刚当兵的小伙子，被我弄得面红耳赤。我着急救人，也忘了自身的危险。正在这时，有一个日本军官坐着吉普车从这里经过，我就向他求情，并且写了一张字条，说这个人是我的佣人，请他们放了他。那个日本军官看了字条笑了笑，点头表示同意，并向日本兵示意放人，就开车走了。日本兵果然把人放了。我们都走进屋里，又来了一个日本军官，他笑着问我是不是日本人。我说不是，他不相信。我就指着墙上的照片说：“你看，我们都是中国人！”又说：“你可以走了。”这个日本军官居然很有礼貌地鞠了个躬，离开我，出门走了。这一幕，正好被前来找我的景云、江汉章的弟弟和他们家的一个女佣人看到了，他们都吓呆了。我们进屋查看，发现所有的手提箱都已被偷，连床上的枕头也都被刀割开，只有三箱子书都还保存完好。
第二天，我仍独自一人去了半岛酒家，因为我们还有一口大箱子存在那里。我走到酒店的后门口，发现有两个日本兵在那里站岗，我试着说了仅会说的一句日语“早安”，摇着手，走了过去。他们居然挥手准许我进了酒店。我先来到大厅服务台，向坐在里面的中国人说明我是来取自己的行李的。他说，这里已经是日军司令部，任何东西都不准取走。正在无可奈何时，一个西装革履的日本军官走来，问我有什么事情要他帮忙。我赶快告诉他，四楼我的房间里有一只箱子，我想把它取走。他立刻就叫了一个侍者上楼去搬，之后陪着我在楼下坐着聊天，还随意地问我结了婚没有、丈夫是干什么的等等。我都搪塞过去了。最后这个日本人说，他愿意与我交个朋友，问是否愿意，我当然表示欢迎。临走时，他掏出一张名片，在上面写了几个字：“一行李箱请放行。”出了大门以后，我正想雇车拉到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