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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三部分香港遇险（三）
景云的好友王宜权的弟弟来说，他们有两百多个当地银行系统的人要徒步逃离九龙去重庆，已经与当地的土匪联系好了，他们负责沿途护送，但每个人都要付给他们一笔钱。我和景云也愿意参加。王宜权的弟弟说，要走，就是这一两天了。那时，已经快要过圣诞节了。第二天，堂弟刘德循也来找我，说他妻子与岳母预备在形势稳定以后，一家人取道广州湾去重庆。我就告诉他，我们已经决定与银行的人徒步经韶关去重庆。他说这一段路非常危险，既有土匪抢劫，又有日本兵杀人。我说，难得有机会参加这样危险而又有趣的旅行。他哈哈大笑着离开了，边走边用英文唱着：“你走你的罗曼蒂克路，我走我的平安道，总有一天，我们会在重庆重聚。”
在离开九龙之前，我们去了我的好友区储的母亲家，向她告辞。区储是共产党员，一毕业就去了延安。我们一到区家，就发现我们家原来的女佣阿宝也来到了这里。这个十九岁的广东乡下姑娘说，那天在九龙海边分手以后，她仍旧回到我们家里。半夜来了土匪，把家里的东西抢了，连她的一件毛衣也抢走了。第二天一早，她找到“十姐妹”那个团体，一同逃回乡下。她不知道我们那天是否上了轮渡、去了香港。听说九龙没有任何食品，她就从乡下背了一袋米，到九龙来送给我们，不料半路上就被日本兵抢去了。这次，她又冒着生命危险背了米来，到我们原来的房子，那里已住满了日本兵，她不敢进去，就找到区家来打听我们的下落。没想到在这里见面了。我们被她的好心所深深感动，她虽然没有受过教育，但却有一颗金子般的心。阿宝的恩情，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给她一些钱，但她坚决不收。我只能祈祷上帝保佑她平安幸福。在我过去的生活中，遇到许多好心人。我允诺上帝，今后我也一定要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圣诞节前的几天，我们两百个人结队逃往重庆的时间到了。我们不能带太多行李，只好将书都留在了江家。我把父母陪嫁给我的一对很重的玉圈子，交给与我们同行的王宜权的弟弟，请他帮我带到重庆。我把金手镯上的珍珠拿下来，放在粉盒里，将金手镯交给江老妈妈，请她暂时代我保存。我把景云的金表、我的金项链、七颗宝石戒指和一个大的珍珠胸花，全部放到月经带中，外面又加了一些棉花。还有一只玉手镯，是在燕大英文诗比赛我得第一名的奖品，被我缝在一件破棉袄中，穿在身上。我把头发梳成一个圆髻，把所有的钱都放在里面。然后，我再在头上裹一块蓝布，化装成乡下妇女的模样。我们就这样上路了。
我和好友王应安女士一同步行。王应安是被中国政府派往纽约中国茶叶公司去工作的。刚到香港尚未出国，就被困住，这次只得和我们徒步逃走。跟我们一起走的，还有我中学一个同学的丈夫陈景兴。加上景云，我们四个人都化装成农民，见面时彼此看上去都觉得很怪，禁不住大笑起来。
我们向江家挥手道别时，心情都很沉重。这支队伍中的两百个人多数是老人与妇女，刚离开九龙就纷纷雇了轿子。只有我们这四个人，一路说说笑笑、打打闹闹，还吃着瓜子。金城银行的经理徐国茂坐在轿子里，看到我们就说：“你们四个人是出门旅游吧？哪像是逃难的！”傍晚，我们到了大浦，发现了一座破庙，庙里有一张台子，大小刚够我们四个人睡觉。我们每个人都随身带着被子，就取出来两床铺，两床盖，景云和我睡在中间，陈景兴在景云外边，王应安在我的外边。四个人就这么睡下了，挤是挤了一点，但还是挺舒服。大家累得正要入睡，陈景兴忽然大叫起来说：“到了重庆，我要告诉所有的人，说我一路上是与王姐姐同床共枕的，上帝可以作证。你们说我没说谎吧？”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步行了十天以后，我们遇到了一群土匪。他们全身黑衣黑裤，手上都有枪，枪把都有红穗子。他们朝天开枪，命令我们停下来。我们这支队伍中，抬轿子、挑行李的都是女人，她们吓得都倒在地下，有人吓哭了。当地民俗是男人在家带孩子做饭，女人出门劳动。我想，这一下见到真的罗宾汉了！我们的领队也是一个土匪首领，他赶快上前交涉，说明我们都是从香港逃出来的难民，终于取得了这一群土匪的同情，说只要每人交五元钱，就可以放行，不抢我们的东西。我们就平安通过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抵达黄沥。我与景云又饿又渴，走到一座庙前，有人在那里卖茶水和早点。一个日本军官从后面赶上我们，说要请我们去吃茶。我们很不愿意，但是又不好拒绝。他就与我们一起坐下来，他说我们两个人不像农民，也不像一般人，一定是两个大学毕业生。他是东京大学毕业的，不喜欢战争，也不喜欢当兵，但是不得不服从政府的命令。他的言行都非常文雅。我们看了看表，已经是9点，这是我们到码头去集合的时间，陈景兴、王应安已在码头上等候我们了。我们赶快过去与他俩会合，只见一个满脸横肉的日本兵站在一个茶几旁边，茶几上下左右都堆满了首饰珠宝，以及大量的钞票。我们碰上麻烦了，但又不得不从他的身边过去。这个日本兵把我们四个人全身都搜了一遍，什么东西也搜不出来。他搜查王应安的时候，特别无礼。我看出王应安很生气，想要骂这个家伙。我就悄悄地告诉王应安：“你一定要忍耐。”这个日本兵看到我与王应安在说悄悄话，就抬手打了我一耳光。我心想，“有朝一日，把这个耳光还给你！”可时至今日，我也没有得到这样一个机会。
另外那些人已雇好了小舢板。我们四个人沿岸找船渡河，最后才找到一条小船。正当我们准备上船渡河时，发现所有已上船的人，男的都被叫上岸去集中。原来日本人发现刚刚收缴的一堆首饰中，一块金表的后面刻满了国民党要人的名字。他们就查问到底是谁的手表，如果没人承认，就要将所有的男人抓去当劳工。因此，景云与陈景兴也得到岸上去。后来，人丛中站出一个男人，走向日本兵，用满口流利的日语对一个日本军官说，我们这些人都是银行里的职员，从香港逃难出来的，与政府没有关系，金表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礼物，希望能放行。他说自己是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那个日本军官说他也是早稻田的，两个人的手握在一起。最后，日本人同意放我们走。就这样，大家又都坐上舢板出发了。那时已快日暮了，我们一天都没有吃东西。突然，从河上流冲下两条又窄又长的快船，船上坐着两排身穿黑衣的人。船老大告诉我们，这些人都是土匪，是去前边抢劫的。
当我们乘的小船到达盐田时，不敢靠岸，因为怕日本兵。所以我们只得涉水上岸，可是当有人背了一部分行李上岸，再转回来拿剩下的行李时，船夫已把船划远了。我们四个人决定，两个男人先背部分行李涉水上岸，两个女人在船上守着其他行李。他们两个男人上岸以后，留下一个在岸上，另一个人回来，背王应安下河，王应安手提着行李。再来背我，我手里也提着行李。一个日本兵在岸上检查行李包。景云为了不让日本兵注意我与王应安两个女性，有意在他面前介绍一条西裤和一双皮鞋的质量，简直像市场上卖假药的小贩。我当然没有心情去欣赏景云表演的滑稽戏。忽听街上有人喊：“日本兵抢女人喽！”我与王应安只想赶快找一个地方藏身，匆忙找到一间似乎是茶馆的屋子，门只开了条小缝。我与王应安挤了进去，里面坐满了人，但鸦雀无声，面露惧色。没人理我们，也没人问我们，我们俩就挤到屋子后边。大约一个钟头以后，我们那个土匪领队来叫我们两个回队集合。原来，我们这二百多人的队伍就待在这家茶馆后门外的稻田里。大家也都是面露惊恐，鸦雀无声。日本兵手电筒的强光，从山头上照下来，到处搜寻。那位土匪领着我们静悄悄地走到一家祠堂旁边，大家认为可以在这里休息，睡上一觉了。
天刚刚蒙蒙亮，忽然有人在祠堂门外大声叫喊：“难民们，快起来逃吧！日本人已经知道你们在这里了，他们马上就要来抢你们的女人，抢你们的东西！”所有的难民马上四散奔逃，甚至顾不上拿行李。慌乱中，王应安对我说：“这些行李不能丢，我们一定要把行李带走！你不知道重庆有多穷，即使有钱也买不到你所需要的东西。”我们赶快回去找自己的行李，等到我俩再出来时，所有人都跑得无影无踪了，我俩也分不清应该朝哪个方向去找他们。幸亏这时那个我们的领队在小山上喊我们，并且告诉我俩怎么走。我们的人都集中在一条河边，这条河就是东江，我们在这里雇船前往韶关。但是船少人多，大家只好像沙丁鱼一样挤在船上，晚上睡觉翻身都要喊“一二三”，同时翻身。船舱中部是大家睡觉的地方，有席子遮住。船头是“起居间”，景云在那里主讲故事，消磨白天的时光。船舷边是厕所，所有的人都在那里大小便，既危险又吓人。吃饭是个大问题，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吃，能够吃到一点点土豆就算美味了。这样的日子，大约过了一个礼拜，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