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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吧！来我家。”柳随年热情地说，同时详细告诉了住址。二人买了点香蕉和苹果，又抱了一个哈密瓜，赶忙乘车撵过去。
柳随年听了严宏昌的介绍，觉得他反映的问题也确实需要解决，想了想，爽快地说：“这样吧，我给你写封信”，说着，便伏案写起来。一会儿，信就写好了，他又看了一遍，放人信封后，交给严宏昌。
严宏昌接过信，激动地连声道谢。
两人走出大门时，柳随年关照道：“如果不行，你再来找我。”
严宏昌非常感动，兴奋地说：“柳老，有你这封信肯定行了。你的信不行，那找谁才行呢！”
谁知，柳随年回答得很认真：“如果有问题，我还可以找总理。”
严宏昌认为这不过是柳老的一句玩笑话。中国有两三千个县，凤阳县一个水库工程的改造，已经惊动了这么多高层官员，想都不敢想还需要一个大国的总理过问。
短短的两天时间，事情就取得如此重大的进展，两人都高兴得不得了，虽然手头上并不宽裕，还是决定要庆祝一下子。于是两人跑到附近的一家饭馆，美美地吃了一顿。席间，朱士银无限感慨地说：“我一个小小的‘县局’，这次跟着你宏昌算是开了眼界，一家伙见到这么多的京官，高官，不虚此行啊！看来这事真的是有希望了！”
二人回到地下室，发现整个招待所里空空荡荡，只剩下了他们两个。这才猛然想起，明天便是元旦，所有的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统统都要放假！元旦的假期虽只是一天，但常常会把两边的双休日也调过来，放在一块过，这就不是一天两天了。再摸摸腰包，此刻，二人均已囊中羞涩！
想到要熬过假期才能接着去办事，严宏昌和朱士银打不起一点精神。
一个残酷的事实是：将两人的钱凑在一起，除去回程的车票和在京的住宿费，连两天正常的饭钱都不够，还怎么指望呆下来办事？ 两人经过认真盘算，作出了一项非常的决定：从元旦起，每人每天只吃两顿饭；一天的伙食费不能突破十元钱；干脆哪儿也不去，这几天就待在地下室，熬，也要熬过假日！
呆在这样的地下室，当然啥事干不成，除去睡觉，便只能是没话找话地瞎聊。
这天，严宏昌发愁地对朱士银说：“就是这几天熬过去了，就是有了柳老的这封亲笔信，总还要去找财政部吧；财政部跑下来了，还得去找规划部门吧；规划部门假使也跑下来了，最后还必须去找水利部。这些地方跑下来，不会是三天五天、十天八天能解决问题的！”
朱士银也从最初的兴奋状态中冷静下来了，他也一直在想：这么大个事，两三千万元的一个综合配套工程，总得让人家做点调查研究吧。一个部门呆个十天半个月也不算多。无论怎么说，指望这次跑下来，几乎已不现实。但是，不盯紧，会不会“人一走茶就凉”了呢？
望着光秃秃毫无想象余地的天花板，两人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严宏昌突然坐起身，又翻出了那个小本子。他找出其中的一个电话号码，自说自话道：“我给朱秘书打个电话试试。”
朱士银心情沉重地问：“哪个朱秘书？”
严宏昌说：“我在想，柳老不是讲他这封信如果还有问题，就要找总理解决吗？从各方面看，都已经不允许我们再在北京就这样待下去，只有一个办法一咱自己直接去找温总理！”
朱士银像被电击了似的，一下从床上弹了起来，不敢相信地望着严宏昌，忙问：“你说见谁？见温家宝？……你有这个办法？”
严宏昌说：“赶到大家上班以后，我试试，同朱秘书联系一下。也只能这样，有当无吧。”
朱士银兴奋得声音都变了，说：“如果能见到温家宝总理，我这辈子就太值了！”
终于，漫长的节假日过去了。严宏昌来到地面上的服务台，他用招待所的公用电话，拨通了朱秘书的手机。很快，电话那头就传来了朱秘书谦和的声音，问是哪一位？严宏昌连忙自我介绍，说有一件急事，需要面见总理。
朱秘书相当客气，告诉严宏昌，他正在河南有事，温总理在北京，他要严宏昌把电话直接打给在京的田秘书。
田秘书接到严宏昌的电话后，没有犹豫，说：“好的。我马上向总理汇报。你不要离开，我很快就给你联系。”
朱士银在一旁直发傻，羡慕地问：“宏昌，你是怎么认识这些秘书的？”
严宏昌掏出“哈德门”香烟，点上一支，波澜不惊地说：“他们来小岗做过调研，有的还到过我家。”
严宏昌一支烟还没抽完，田秘书的电话就到了。他告诉严宏昌：“你明天上午八点半到中南海北门，有人接你进来，总理等着你。”
朱士银听到这个消息，激动得手舞足蹈，不知如何是好，一定要严宏昌到时把他也带上。
这天，天还没亮，朱士银就把严宏昌捣醒了。他们乘车赶到北海附近，见时间还早，就在附近溜达了一圈，等到八点半整，严宏昌带着朱士银这才向中南海的北门走过去。
走到门前时，武警战士打量了一下二人，庄重地敬了一个礼，说：“请问，你们是哪里来的？”
严宏昌说：“我们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
武警战士让二人稍候，不一会，就从里面走来一个人。此人中等偏高个子，方头大脸，是个长得很精神的年轻人。严宏昌老远就认出，来人叫黄守宏，也曾去小岗村搞过调研，他们早已经熟识了。
黄守宏说笑着，把他们带到一间接待室，说总理正在开会，很快就过来。
大概也就五分钟左右，只见温家宝带着大家在电视中早已熟悉的笑容，大步走过来。严宏昌和朱士银忙起身迎过去。
温家宝握着严宏昌的手，亲切地问：“你们住下了吗？”
严宏昌说：“住下了。”
“有没有什么困难？”温家宝同朱士银也握了握手，回头问严宏昌。
严宏昌想：自己的困难再大，那也是小事，不能让日理万机的总理为这些事操心。他高兴地回答说：“没有！”
“没有？”温家宝又认真地问了一句。
严宏昌再次郑重地回答：“我个人没有困难！”
紧接着，严宏昌就把小岗村，以及燃灯寺水库灌区十几万农民多年来热切的愿望，向温家宝作了最简明扼要的汇报。为不耽搁总理宝贵的时间，他掏出了一份只有几百字的“报告”。
这还是头天晚上，他从招待所讨来的一张公文纸，在地下室公公正正写出的一份“书面报告”；为便于联系，他还在上面注上了朱士银的手机号码。
严宏昌说：“总理，您很忙，主要情况我都写在上面了。”说着递了过去。
温家宝接过信，说道：“我现在不能答复你，明天我再和有关的同志协商一下。”接着，他把信递给黄守宏，交代说：“你不要把它摞在文件上，就放在我桌上。”想了想，又说，“还是明天一上班，你就直接拿给我吧！”
严宏昌注意到，总理对自己这份极不正规的“报告”，是那么重视，他感动得眼泪都差点掉了下来。想想总理也见到了，“报告”也直接送到了，就说：“总理，谢谢您！我们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以后再来看您。”
温家宝再次握着严宏昌和朱士银的手，说：“好，你们就放心吧！”并叫黄守宏把他们送到中南海的大门口。
重新回到招待所，把住宿费结清了之后，又找到一个订票处，买到了当天到蚌埠的硬座客车票，这时，两人就只剩下了几块钱。车是晚上六点多钟才开，完全还有时间在北京再逛上大半天，但他们哪儿也不敢去，因为现在连吃饭都成了问题。这就意味着，他们乘地铁赶到火车站后，就只好一路上饿回去；至于到了蚌埠后又怎么转车回凤阳，也只有到时候再说了。
两人离开招待所，直奔车站而去。在车站的广场上，蓦然间，朱士银的手机响了起来。朱士银原以为是女儿打来的，一听，是位男士的声音，要找严宏昌。
严宏昌接过手机，也感到奇怪：竟是万里的秘书打过来的。但他很快明白过来，想到自己留在温总理“报告”上的联系方式，正是朱士银的手机。
王秘书在电话中说：“老严，你到了中南海都
不来看万老吗？万老叫你来一下，还叫你联系一下吴象同志，你们两人都去。”
严宏昌怎么不想去拜望万老呢？他和小岗人可都一直想念万老啊！可是，他和朱士银现在已经“弹尽粮绝”，再误了晚上的这趟火车，他们就连安徽也回不去。总不能见到万老开口就向他老人家借钱吧，那成了什么样子？
朱士银一听是万里秘书来的电话，要严宏昌到他那儿去，后悔得直跺脚，连说：“亏死了，亏死了，早知道这趟出来也多带点路费！”
严宏昌只得扯谎。他对王秘书说：“吴老的电话我联系不上，再说，我这趟是因公出差，回程的票已买好，马上就要上车了，急等着回去复命。下次来北京一定一定去看万老！”
就这样，怀揣着巨大的喜悦，也怀揣着巨大的遗憾；饿了一路，也激动了一路。到达蚌埠时，天还没完全亮。二人出了车站，就忙着去找出租车司机，商量把人送到地方再给钱。二人最后说动了一位司机，终于疲惫地回到了凤阳县城。
这时，天已经大亮了。朱士银从自己局里要了辆“桑塔纳”，叫司机直接把严宏昌送到小岗去。
谁知，严宏昌前脚才进家门，段永霞就告诉他，县水务局一个叫朱士银的人来电话找他，说有重要事，要告诉他。
严宏昌想不出才离开凤阳，刚刚分手，又会有什么消息这样急着要告诉他呢？他把电话打过去。
朱士银在电话中激动得声音都变了，高声大嗓门地嚷道：“老严，宏昌！行了！总理已经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