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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报考云南讲武学堂，这时适逢“滇越铁路通车，滇政府希望多招一些迤（云）南籍的学生，以备将来屏障迤南边陲之用。蒙自县地处滇南边陲，朱德探听蒙自县无人报考，就以蒙自籍报考就试”，结果被录取了。
朱德几经周折，终于进入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军校，其心情是可以想象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的志愿老想做个军人，而这个讲武堂恐怕是当时中国最进步、最新式的了。它收学生很严格，我竟被录取了，非常高兴。”
“一言九鼎”的红司令乱世英杰（2）
云南讲武学堂的军事教育和训练非常正规，要求非常严格。它设有步兵、骑兵、炮兵、工兵四科，朱德考入了步兵科。学校不仅要求学生学习各种军事理论课程，而且还要求学生必须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在操练当中，严格地按照班、排、连、营、团的队列进行教练，要求每个人的姿态端正，动作敏捷。为了培养学员的实际指挥作战能力，学校还专门开设了图上作业、沙盘教学、实地绘图和野外作战实习等课目。
朱德在讲武学堂过着紧张而兴奋的生活，他说：“这时候我学习得很舒服，没有什么顾虑。”朱德这个酷爱武学、具有军人天赋的学生，在讲武学堂中如鱼得水，他利用一切时间进行充分的学习。刻苦的学习，使他的成绩在同届同学当中十分出众，他因此而被选入讲武堂的特别班。
在讲武堂学习期间，朱德结识了与讲武堂毗邻的陆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相当于旅长）蔡锷，并与蔡锷建立了友好的关系。
第二年，朱德从讲武学堂毕业后，就被分到了蔡锷的第三十七协，担任副目（相当于副官）。后朱德随蔡锷参加了新军起义，由于朱德作战勇敢，足智多谋，到1915年时，已经升任为滇军第一师第三旅第二团的团长了。
对于这段历史，朱德自己曾对尼姆·韦尔斯叙述说：“1911年，我是一个连长，有名的云南都督蔡锷率领滇军参加推翻清朝的革命，我也加入。1911年的革命10月10日在汉口爆发，20天后，云南起事响应。我在同一年被派往四川，与清朝巡抚赵尔丰作战，我们打败了清军，第二年四五月间回到云南。1912年下半年，我被任为云南讲武堂学生队长，并在学校里教授战术学、野战术、射击术和步枪实习。1913年，我被任为蔡锷部下的营长，在中法（指在越南的法国殖民者）交界处驻扎了两年。1912年，我升为团长。”
在中越边界的两年中，朱德率军与一些土匪武装作战，朱德学到了流动的游击战法。朱德把这种能打则打，不能打则走的战法，与自己在讲武堂中学到的军事理论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游击战战法。后来，在井冈山领导中国工农红军的作战中，朱德的这套游击战法得到了充分广泛的运用。
1915年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准备在中国恢复帝制。云南军队在蔡锷的发动下，发起讨袁护国运动。朱德担任第三梯队的团长，参加了讨袁护国运动。1916年2月，攻入四川的云南护国军联合四川护国军，与北洋军进行了生死较量。在激战中，由于护国军第二梯队的陈礼门部麻痹大意，被敌所乘，护国军形势十分危急。蔡锷急调朱德率领的第三梯队火速增援。为了赶到前线，救援危急的部队，朱德率第三梯队的第六支队，昼夜前进，以每日50公里的速度从滇北赶往川南棉花坡，加入了护国军的纳溪保卫战。朱德的到来，增强了护国军的战斗力，稳定了形势。在战斗中，朱德率部奋战16昼夜，进行攻势防御，击退了北洋军对护国军的攻击。
朱德英勇善战，多次在前方战线面临崩溃时，率军救急，反败为胜，成了一位威震遐迩的滇军名将。著名的革命老人吴玉章在朱德的60寿辰时说：“你是护国之役的先锋队，泸州蓝田坝一战，使张敬尧落马，吴佩孚、曹锟手足失措，袁世凯心惊胆战，终使袁氏帝制倾覆，保存了中华民国之名。”也正是这几个月的艰苦奋战，大大提高了朱德的作战能力。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打大仗我还是那时学出来的，我这个团长，指挥三四个团、一条战线，还是可以的。”
1916年，朱德晋升为将军，在云南政府内居高位。凡是当时一个将领应具有的一切，诸如财产、妾侍、鸦片等，朱德也都可以得到。
但是，朱德并没有沉湎于糜烂生活之中，旧军阀军队的腐败，使他失去了信心，在攻打唐继尧失败后，朱德开始了对革命的追求。对这段经历，他是这样说的：
“1920年底，我回到云南府打反动的唐继尧……1921年从9月到10月，我做云南省的警察厅长。唐继尧得胜回来，追我追了20天，我终于带一连人逃出来。一个同伴也带领一连人跟我一起逃走，但他被唐继尧部捉住，处以死刑。我带领一连‘难兵’到了西康，所走的路线正是1935年红军长征的路线。我们渡过金沙江，经过打箭炉附近的雅州，在会理停驻一下，于是进入四川。我先到嘉定，又到重庆，督军刘湘和重庆警备司令杨森在这里接待我，1922年6月同他们看了龙船会。这两个四川军阀过后当然被红军攻击，但在那时刘湘并没有悬赏买我的首级，却要给我一个师长的位置，我谢绝了，因为我已决定寻找新的革命道路，找共产党。刘湘所以关心我的位置，因为我的特殊战术已为人们所共知、所害怕。我用以攻击敌军而获得极大胜利的战术是流动的游击战术，这种战术是我从驻中法边界时跟蛮子和匪徒作战的经验中得来的。我从跟匪兵的流动群集作战的艰苦经验中获得的战术，是特别有价值的战术。我把这种游击经验同从书本和学校得到的学识配合起来。
“我带兵的特殊战术是这样的：我自己体格很强壮，能跟兄弟们共同生活，跟他们密切接触，因而获得他们的信任。不管大战小战，我事前总要查勘地形，精密计划一切。我的主要战术总是很成功的，因为细心处理一切，亲自领导部队，我总是从一切角度勘明敌人的阵地。我跟民众保持很好的关系，这给我不少帮助。蔡锷是有名的战术家，他教我许多东西。那时滇军是新式军队，带有德国步枪。我以为另一种对长官对士兵都很重要的要素，是对政治的了解，有了此种了解，他们才能坚决地为主义而战斗。此外就是经验——你仗打得越多，越能了解政治。
“离开四川的刘湘后，我搭船到了上海，找寻上海的共产党。那时候，中国已回到军阀的封建时期，光景实在黑暗，我很苦闷。我在四川当军官的最后一年（1920年），吃上了鸦片烟。1920年底回到云南，在离开云南前买了一些戒烟的药品，1921年我向西康作第一次‘长征’时，实行戒烟，在到上海的途中，仍在戒烟。到了上海时，差不多戒脱了，在上海广慈医院住了一星期，我完全根绝了烟瘾。”
在上海期间，朱德碰到了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和其他国民党领袖。孙中山曾动员朱德参加国民党，领兵去打陈炯明。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朱德想亲自去看看欧洲大战的结果，并到德国研究军事，朱德拒绝了孙中山的邀请，9月间在上海搭船赴欧。
1922年10月，朱德到了欧洲，并在柏林认识了周恩来等人。他发现周恩来等人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正是他一直追求的目标，便要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朱德36岁。
由于朱德在德国活动频繁，经常参加党组织活动，最后被德国当局驱逐出境。朱德借机环行欧洲，并到了美国，在美国一直住到1926年。
1926年回国后，根据党的命令，朱德继续利用其在川军中的声望从事革命活动。他从上海到汉口，再到四川万县，到他过去的好朋友杨森的军队里做宣传鼓动工作。由于“这些军阀都是吴佩孚的旧部，杨森是吴氏部下的长官”，后来朱德这样回忆说，“他们曾阻挠国民党北伐，然而我劝告杨森把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终获成功。我做了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兼国民党党代表，但未担任军职。1927年，因杨森态度依旧动摇不定，他的军队表面上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实际上依然跟北洋军阀有联络，湖南唐生智奉命率领国民革命军打杨森。我这时离开万县，到了江西。1927年1月间，我加入南昌朱培德的部队，被任命为南昌军官学校兼南昌公安局长。”
正是在此期间，朱德与周恩来、贺龙、叶挺等共产党人一道组织了反对蒋介石的南昌起义，迈出了创建红军的第一步，朱德因而成了“红军之父”。
“一言九鼎”的红司令乱世英杰（3）
红军渡过湘江后，国民党基本上判明了中央红军的意图，即继续沿湘桂边境经绥宁、洪江、黔阳北上湘西，同贺龙、萧克的红二、六军团会合。因此，蒋介石又在城步、绥宁、会同、洪江等地，即红军西去湘西的路上集结了重兵，并赶筑工事，张网以待。同时蒋介石还电令贵州军阀王家烈以有力部队配合中央军行动，在锦屏、黎平一线，阻止红军西进贵州。面对这一形势，刚刚脱出虎口的红军究竟向哪去成了人们争论的焦点，争论主要在中革军委的领导人博古、李德和受到他们排挤的毛泽东之间展开。
对军事一无所知的党的最高领导人博古，完全听命于李德，他们无视当前敌情，仍然要坚持既定原则，北出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指出前去湘西有巨大的危险，蒋介石在那里已经设下陷阱，布下一张大网，正等着红军往里钻，如果一味朝着湘西走，红军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因此，他提议改向敌人兵力十分薄弱的贵州进军。
毛泽东的这一主张无疑是正确的。首先，可以避免同优势的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