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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的协商会议、荷兰的科学信息站和斯堪的纳维亚方法，促使其他工业民主社会也实行有类似的制度。它们全都表明，采用民主的程序，科学可以在民主文化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有用知识哲学的影响虽然显而易见，但是， 协商会议、科学信息站和斯堪的纳维亚方法也非常巧妙地运用了来自科学研究精神的那些知识。
在美国是否也可以使用这样一些方法？如果不能，那么我们的文化是否能够找到别的民主方法去使科学适应人民的生活？兰登·温纳对此有长篇的论述。他认为，我们不必待事情发生以后才对技术改造的社会和政治后果作出反应，我们应该先预见到可能产生的后果，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后果迫临之前就该项技术改造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作出抉择。温纳认为美国人同斯堪的纳维亚人很相似。我们在必要时可以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变得非常在行，但是我们常常会在那之前便已经造成危机有害的垃圾，严重的污染，或者对资源形成威胁。〃当他们的好生活面临威胁时，（美国）公民可以迅速地处理技术细节而成为行家里手，而且在政治行动上也变得十分精明。〃
这种迅速学会专门知识的事实是否能够成为增强理论成立的现实证据？确实，它是实现那种理论的潜在基础。但是，这种看法有一两处漏洞。按照增强理论要求大多数公民在正常情况下成为科学上的内行是一回事，而只有他们的少数邻居在威胁突然来临时才会去急忙了解某个具体的科学问题则是另一回事。此外，在美国社会中，解决冲突的办法首先是诉讼。就科学和技术以及其他事情公开作出决定，对那作出决定采用的程序本身就常常会有激烈的争论和反对意见。诉讼也尊重专家的科学知识，因此却忽视了其生活直接受到科学和技术影响的其他人正在遭受到的痛苦。虽然诉讼过程中常常会有妥协，但那远不如协商。结果，对于由公众就科学和技术问题作出决定，自然有越来越多的公民不感兴趣。毕竟，我们只是在〃应付〃那些事情，而并不是以对或错作判断来解决那些问题。这就是民主主义科学。
采用怎样的办法和在什么时候，科学才能被美国人理解从而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点缀呢？为了探讨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建立一种科学的人类学，从美国人生活中科学的历史问题转到一个人类学问题。
第二部分 科学的人类学
第四章 科学符号与文化意义
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后现代主义者，其中有作家、读者、评论家，还有那些没有阅读过本书也能够说出书中某些内容的相当精明的人，大家对科学的意义都多少有些看法。我们都感到，科学的内在价值和它的外在好处，已经不像我们的老师和父母以前所想的那样一目了然。我们还都知道，科学知识并不会自动地改善我们的生活，而且，科学方法是不应当在解决人道主义问题时加以借用的错误模型。同时，我们也都明白，科学极有可能被歪曲，总会有一些人借用科学的一鳞半爪来宣扬某种信仰，或者求助科学的绝对权威来支持别的什么事物。
尽管如此，就算是我们许多人全都是透过后现代主义这同一块黑色玻璃去看科学，我们观察的方式和观察的深度还是极不相同的。不幸的是，后现代主义那过分修饰雕琢的论述有时却相当含糊，分不清在方式或者在深度上存在着的那些差异，容易使读者在作者并无深意的地方胡乱猜测。经常会读到一些莫名其妙的术语，例如〃难题化〃（problematize）、〃解构〃（deconstruct）、〃黑格尔式的论证〃（hegemonic discourse）以及我自己喜欢用的一个怪词〃以阴茎为中心的〃（phallocentric）；它们有时不一定表示了什么，却能够引发出太多的联想。我们在这里还能遇到太多的类似通行字和代码字那样的隐语，它们如同蹩脚的抒情诗句〃路易，路易〃，让我们随心所欲地自由发挥，却不必去问作者或者其他读者究竟该怎样理解。
不过，当我在把自己对科学的历史观察开始转向一个人类学问题时，我要先讲明我的倾向，以免有读者在一开始会误以为我的后现代主义倾向与他们的相同。我的观点属于一个被称为〃说明性人类学〃的文化人类学学派。所以有这样的称呼，是因为这个学派的主要工作，是根据人类文化中看到的符号背后所隐藏的意义去说明那些符号，同时也用体现了某种意义的符号去说明指导着我们生活的那些意义。意义和符号
我们大家一起通过创造和分享道德、哲学、思想体系、信仰和价值来了解我们生活的真谛。这意味着，人类文化具有存在于经验中的实质。〃意义〃就是文化人类学家用来表达这种实质的术语。然而，这些意义是无形的。为了了解它们、对它们施加影响和在人们中间交流它们，我们需要用到有形的和看得见的符号。故事、仪式、形象、徽记、口号、美德和角色榜样等等，都是这样的符号。
一种给定的文化就是由意义和符号组成的一个特定的矩阵，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一群人依靠这个矩阵来了解他们周围的世界。用克利福德·基尔兹（Clifford Geertz）的话来说，〃符号是固着在可觉察形式上的经验的抽象物。〃它们的功能，詹姆斯·皮科克（James Peacock）写道，〃是表达一种人群意识构型。〃
在理想情况下，意义和符号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简单的、明确的和稳定的。然而，这种关系通常并不确定。符号具有〃多义性〃：它们能够传达多种不同的意义，例如同一幅图像对于不同人可以有不同的意思。而且，意义和符号之间的关系还可能随时间而变化，亦即某一符号今天代表的事物与它不久以前代表的事物有可能不同。针对这种情况，文化人类学就是要努力去阐明意义和符号之间存在着的那种不确定的关系，那是一种〃标志和符号的自然史，一种意义载体的民族史学〃。为此，有下面这些问题需要回答：当存在着一组给定的意义时，人们使用了哪些有形的符号去体现那些无形的意义？人们又是怎样做的？
或者说，从流传在一种给定文化中的那些符号，我们可以通过怎样的推想，去揭示出推动着人们、受到人们关注、同时又让人们感觉到这个世界的真实性的那些意义？
符号怎么会传达多种不同的意义？
以及，意义和符号之间的关系怎样变化？
文化人类学的这个学派的名称是〃解释学〃（hermeneutic）人类学。我们中间有些人感到它书写和读念起来都不方便，干脆把它叫做〃说明性〃人类学。关于这个理论有一个现成的例子：科学本身可以是多义性的吗？如果可以，又是怎样变成多义性的？加里·L·道勒（Gary L。Downey）对于科学在美国核电力冲突中表现出来的意义所作的剖析，同时回答了这两个问题。道勒分析说，在那场核工业与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冲突中，前者的表现通常更多地体现了科学，因此，反对核工业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常常全都被视为敌视科学的人。但是，道勒说，环境保护主义者的思想体系中也包括有科学。在一场具体的争论中，不同的人对科学有了非常不同的理解，由此可见，他们掌握科学的动机也不相同。这就表明，每个派别关于科学有着各自不同的意义。原子核工业理解核科学，根据的是美国的有用知识哲学。后者把科学归结为技术，于是被宣扬成一种能够为许多人造福的科学。在政治上保持自由的环境保护主义者，通常来自中上层阶级，他们视科学为一种可信度极高的证据宝藏。他们可以利用科学来证明核工业违反了民主文化的一份不成文契约，因为核工业妨碍了别人享用自然环境的权利，而且在这样做时违背了民主决策程序。激进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同样也承认科学是极有价值的证据，但是他们把技术看成一种邪恶力量，认为它会制造严重的社会不公正。于是，科学作为〃关于自然界权威知识的一种文化来源〃，对它就有了一种三重评价，而且这三种意义中的每一种，均是依先于存在的外来政治意义而定的。这三种政治意义分别是繁荣、民主程序和社会公正。把这三派人作比较，不能说其中哪一派对科学比其他两派更友好或者更敌视。每一派都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结合了一定的科学权威。三种力量平衡的结果，没有哪一派能够让公众信服科学证实了它那一派的立场，而另两派不可信。〃关于（核）风险始终未能得出明确的结论，〃道勒写道，〃因此战斗仍像它开始时那样进行着。这是一种在冲突的思想体系之间的派别之争，所有各方都求助了科学这个权威，但没有哪一方完全成功。〃西方文化
文化人类学的说明性学派，从传统上说，一直是以非西方文化为研究对象，使我们对于那些文化中存在的实质有了许多了解。不过，这个学派最近已经转向自身，它现在已经在研究产生自身的西方文化。终于，我们有了关于西方意义及相应符号的人类学。这种关于我们自己的人类学，尚处在不成熟阶段，因此，它面对西方文化的意义和符号系统，常常犹如在乱石滩上行进，备受颠簸。须知，西方人类学家若不着手摆脱非西方世界中的那些说明性难题，那么，他们就难以勾画出那些西方系统并突出其民族史学细节。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人类学家新提出或者再次提出了什么西方思潮。我的意思是，人类学家和其他研究者最近才发现，生活在西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