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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社会学家吉恩·鲍德里拉德（Jean Baudrillard）对于这种情况作过非常中肯的评论。他指出，在被电视和计算机塞满了的这种现代文化中，意义和符号之间的关系，甚至有形真实事物与它们的表象之间的关系，已经遭受到严重破坏。这些文化，他说，主要由图像的图像组成。如今，这些图像已经能够脱离原以为它们所代表那些意义和真实事物而独立存在。鲍德里拉德在他的两本书《模拟》（Simulations）和《有选择的描写》（Selected Writings）中描述过一种〃模拟物的进动〃现象。那是事物发展的一条逻辑轨迹，沿着那条轨迹，西方世界已经从其中的标志和符号固着在它们本应代表的意义和真实事物之上的原来的一种文化，演变成其中的标志和符号具有了自己的独立生命的另一种文化。这种表象逻辑在历史上有过大约三个鼎盛时期，曾经是西方思潮的主要论点（包括解释学、现象论、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依德学说、化体论、同在论以及数百种其他主义或学说）。它认为形式和内容或者说有形物和思想，两者之间可以截然区分。它还认定，世界有一些比经验更为本质的存在，我们可以用图像来指代它们，但是一个先验的事物与它的图像之间总不会匹配得十分圆满。如果承认这些观点，那么，西方思潮的主要任务就是去估量一个图像被用来指代它的先验事物时忠实或者不忠实到何种程度，并说明它为什么不忠实，然后再向人们推荐一些有可能使这种联系更加忠实可靠因而也最少受到歪曲的智力方法。
鲍德里拉德以上述这些假定为他的出发点，接着便把他的读者带领到20世纪末西方文化的解释学地狱（hermeneutic Gehenna）去游览。表象逻辑假定一种图像反映一种真实，紧跟着它便有一种疑虑：一个图像会歪曲一种真实；再接着便是指责：一个图像会掩盖一种真实的不在。鲍德里拉德说，关于图像的真实，西方思潮当前正处在一种模拟阶段：一种图像不一定与一种真实有什么形而上学的联系。〃模拟放出的鬼怪〃最终〃撤掉了所有的参照物〃：〃真理，参考系和客观原因，通统不复存在。〃在别的地方，他把这种现象称为〃意义爆聚〃。〃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宇宙里，这里的信息越来越多，而意义却越来越少。〃
〃模拟物〃是鲍德里拉德表示那些已经不再有意义或者真实作为参照的符号所用的术语，而〃超真实性〃则是他对这些模拟物在20世纪末西方文化中的境况所作的描述。图像固着在其他图像上，指的就是别的图像，它们不再需要对应某些形而上学的事物。〃一个意义系统和一个模拟系统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意义和真实被超越了。这个结论是否过于冷酷和过于可怕而不一定真是如此？我们可以返回第一章再看看那个穿白大褂的电视剧演员。他本人是医学权威在为他推销的产品担保吗？不，当然不是，因为医学权威是一种无形的意义，而且无形的意义需要有形的符号。那么，他是一位医生吗？也就是说，他是作为医学权威的一个有形符号的真实的医生吗？不，他也不是，事实上，他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他不是医生。那么，他是冒充医生的演员吗？倘若如此，他就是一次脱离了真正是一位医生的那个人，因而两次脱离了医学权威那无形意义的一个符号。不，他也不是。他只是一位演员，而且他坦率地说过他只是一位演员。如果他不是一种意义，不是有过一次脱离的符号，也不是有过两次脱离的符号，那么，他究竟是什么？说来也真是过于残酷和过于可怕，简直难以置信，而且或许还会令人十分尴尬，他就是鲍德里拉德理论中所说的模拟物。我们一打开电视机，它就进入我们的房间，就在那里面对面欺骗我们，向我们的智力挑衅。他是医学权威的一个图像，与医学权威的意义或者与一位内科医生的真实都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十分荒谬地参照了它们。这种冒充之所以可能，按照鲍德里拉德理论的超真实性，正是因为〃一个意义系统和一个模拟系统之间没有任何联系〃。那位穿白大褂的演员可以模拟医学权威，而不必与医学权威的真实意义有什么相符之处。这就正应了那简单的假定：一位扮演医生的演员要比一位医生更不可信。
在西方文化中，我们是否可以分清哪些部分属于超真实的和哪些部分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表象的？在评论意义爆聚现象时，鲍德里拉德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计算机模拟［〃矩阵、存贮库（和）指令模型〃］上，而不是电视。为了说明电视模拟如何充塞着西方文化，我们转过来看杰丽·曼德（Jerry Mander）那本名叫《取消电视的四点理由》（Four Arguments for the Elimination of Television）的书中列举的第四点理由：〃电视技术预先就确定了它的内容的边界。〃曼德论述道：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电视节目都是真实的〃，因为大多数观众都以为所有的电视图像都一样地有根有据。沿袭经典表象所遵循的逻辑，电视观众通常会以为每一幅电视图像都是一个真实事件的忠实复制品，因为电视表现非虚构事件采用的视觉手法或多或少总与表现虚构事件采用的视觉手法有相同之处。制造戏剧性、重新排演事件和泄露幕后丑闻，这些手法使得虚构、幻想和编造与非虚构混淆不清。所有这些，别人在电视上看来都像是非虚构的。〃真实和不真实的问题，〃曼德写道，〃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既抽象，又不可理解。〃观众在电视上只能看到经过选择的图像，因而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感觉常常就受到了严重歪曲。有人非正式地调查过这种受到歪曲的情况。统计结果表明，无法从电视中区分出真实，这种丧失辨别能力的情况与一个人观看电视的小时数有密切的相关关系。
假定电视呈现的图像是经过选择的，它严重歪曲了人们的感性认识，那么，这种歪曲是否有一种样式或者说一种结构？曼德的第四点理由的核心就是，电视的结构性歪曲并非是拥有这种媒介的那些人有意识达到的目的，它是这种媒介的非故意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技术特点所造成的。曼德说，同其他视觉媒介如电影和照相比较起来，电视具有的信噪比是特别糟糕的。视觉图像的细节丢失了，前景与背景混在一起不易分清。为了弥补这个缺点，电视制作人只选择那些细节不多、背景不复杂而且构图形式简单的图像，圈内人称之为〃好电视〃。包括或者说要求表现出细微差别、微妙情感和来龙去脉的图像，这种媒介的传输效果不好。如果那样做，用这种传输视觉图像的电子技术的话来说，必定是〃坏电视〃。摄取人的面部的特写，总是好电视。无论在肥皂剧、滑稽剧、体育报道、谈话节目、新闻报道中还是在科学节目中，都是如此。于是，〃仇恨、恐惧、嫉妒、得意、沮丧和暴力〃便成了〃好电视〃的主题，因为同其他内容相比，这一类内容不要求多少细节，背景简单，形式也浅显易懂。不仅如此，由于不同电视台或者说不同电视网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电视制作人便要搞出大量的视觉噱头来吸引观众，防止他或她改换频道，更千万不要关掉电视机。种种技术手法，如切换、摇镜头、迅速推拉镜头、淡入淡出和分割画面，在普通电视节目里大约每六秒钟就要出现一次，而在播出商业广告时，则使用得还要频繁。同样，这些特点也不是拥有这种媒介的那些人有意所为，而是电视技术的产物。在一个竞争的电视市场上，这是组织视觉图像的惟一有效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吸引住观众，几乎能让他们处于催眠状态而忘掉一切。但是，曼德说，这些视觉噱头是〃技术取代了内容〃，发狂似地急匆匆改换视觉图像使电视观众根本无法长时间地跟随任何一条思路。由此可见，如果所有的电视都是真实的，如果这种真实因受到技术上的限制是经过选择的，如果电视的选择结果是视觉图像的过分简化加上图像的快速改换，那么，我们便会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好电视呈现给我们的那种真实与剩下来只配做成坏电视的那种真实，即电视外面的我们的生活，两者是不相同的。即使我们钟爱我们自己的坏电视式的生活，而不喜欢好电视，曼德的观察分析毕竟还是向我们证实了这样一点：在电视领域，鲍德里拉德关于存在着不依赖无形意义或者有形真实事物的独立图像的论点，是成立的。电视图像是不指代其他真实事物的真实事物，它们尤其不依赖于人类文化现存实质（人类学家所说的〃意义〃）中那些细微差别、微妙情感、来龙去脉以及其他部分。于是，我们在电视领域看到了最坏的鲍德里拉德所说的超真实性。当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受到这种媒介的过分影响时，表象的经典认识论（它使解释学值得信赖）便在这种关于模拟的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