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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乎理性，立足世俗，就有希望取得进步：人类的状况会得到改善。把这两类价值统一起来的最后成果，就会是科学，亦即一种由理性主义和世俗主义所驱动，代表着进步的对自然界的系统研究。17和18世纪欧洲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十分赞赏启蒙运动文化，可是在他们之外，却有许多人不喜欢这样一批价值。那些人认为，情感是人的一种宝贵特性，不应该受到冷酷无情的理性主义的压抑。宗教信仰，尤其是犹太基督教义，必须受到尊崇。即使它带有迷信或者神秘色彩，也不该用世俗精神来取代。传统让人习惯放心，进步使人感到害怕。如果说科学是启蒙运动文化的顶点，那么害怕科学就是反启蒙运动文化的核心。这后一类文化，在不同地域有稍许不同的表现形式。一种是德国浪漫主义，颂扬神秘和情感。它的法国形式，叫做感觉主义（sensibilité），强调情感和田园般的单纯。英国的贡献，是哥特式文学，其中包括两种样式：一类是哥特式浪漫，用过分的激情来描述真实的爱；另一类是哥特式恐怖，崇尚激情、传统、神秘和迷信的完美结合。正是由哥特式恐怖小说派生出描写疯狂科学家故事的一类小说。最早的一本，是玛丽·谢莉（Mary Shelley）在1818年出版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沿用哥特式恐怖小说的套路，这类小说从反启蒙运动的那种急迫情绪中挖掘素材，把它们编成道德故事，旨在揭露科学伪装下的罪恶的由来，并说明如何才能抗拒那种罪恶。这类小说想说明理性主义的科学对于一个人的精神健康是有害的，因为它太冷漠，太抽象；同时，那些掌握着现代世俗知识秘诀的科学家，按照传统的道德标准，都是不可理喻的怪人。这类哥特式恐怖小说告诉读者，哪些坏人在为了罪恶的目的利用科学，他们又有怎样的下场。此外，这些小说还提醒读者，世俗科学必须符合传统犹太基督价值的伦理准则。科学罪恶的符号
那么，科学中有什么东西被人联系到科学的罪恶？我们可以假定，有三类东西可以用来代表科学：（1）实实在在的科学设备；（2）科学知识；以及（3）称为科学家的那些人。科学设备是那些讲述科学狂人的故事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因为故事的主人公需要在实验里去干他们的那些伤天害理的坏事。不过，他们的设备却起着一种非常奇特的作用。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先明白哥特式恐怖作品与科学幻想作品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在科幻中，对于实验室和宇宙飞船中的仪器设备会有十分细致的描绘，讲清它们的样子和它们怎样工作。例如，在《星际旅行》（Star Trek）和《星际大战》（Star Wars）这样一些电视片或电影中，以及在汤姆·克兰西（Tom Clancy）的小说中，对每一颗螺钉和每一个电极都交待得那样逼真，让你有如身临其境。科学幻想作品如此看重技术，是因为它把技术看作进步和智慧的象征，并不在乎使用技术的是好人还是坏人，他们的道德倾向如何。所以苏珊·桑塔（Susan Sontag）才会说，一部科幻作品主要通过它对科学设备及那些设备在故事中所起作用的翔实逼真的展现，来赢得观众或读者对它的信任。与科幻作品相反，关于科学狂人的作品遵循的是反理性主义，它们正是要否定相信科学的东西必定是好东西的那种思想。可是这些作品又不好说仪器设备本身就是罪恶，因为反理性主义，尤其是哥特式恐怖传统，是把罪恶归咎于人心太坏。既然科学设备本身无所谓好坏，那么它对于宣扬道德和展开故事都是无关紧要的。那么，该如何表现科学设备呢？毫无例外，对这些设备的描绘总是十分暖昧，不合逻辑，神秘兮兮。着眼点放在科学狂人的实验、实验室、化学药品和他们摆弄的各种射线。呈现出来的他们的科学用具，是一堆炼金术士们用到的那些杂七杂八的玩意，不同用具之间毫无逻辑联系，也说不清为什么要把它们摆在那里。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玛丽·谢莉的小说《弗兰肯斯坦》中对所编造的弗兰肯斯坦博士的发明的背景，几乎不作交待；而在《机器人》（The Golem）、《大都市》（Metropolis）、《弗兰肯斯坦博士》（Frankenstein）和《弗兰肯斯坦的新娘》（The Bride of Frankenstein）等影片中，关于发明过程也同样讳莫如深。还有，在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小说《吉柯博士》（Jekyll）和《海德博士》（Hyde）中，那位吉柯博士的药理学简直毫无真实细节，只是一再含糊地提到一种神秘的盐类。不过，这种表现科学设备的非理性手法却能够达到一个重要效果。它使理性主义完全失去了科学的有形证据的支持，从而把真实的科学设备也纳入这样一种观点的视野：一切现实存在的事物都是含糊的、不合逻辑的和神秘莫测的。用这样一种方式，反理性主义驯服了理性主义的科学。接下来是科学知识。如果科学可以用知识来代表，只要证明了知识就是罪恶，那么事情也就妥了。正如《看不见的射线》（The Invisible Ray）中詹诺斯·鲁克（Janos Rukh）博士终于才明白的那样，〃有些事情人是不想知道的〃。不过，抽象的知识，很难用有形的东西来表达。罗特旺（Rotwang）（《大都市》中的人物）、卡利加里（Caligari）和其他那些人物都掌握有书本知识，他们的房间里堆满了旧书，上面净是尘土，书页已经发黄，然而，用那些书来表现威胁，毕竟不如说他们的知识对其他人造成危害来得有效。不谈知识的智力内容，而用知识产生的效果来诋毁它，有两个方便的表现手法。通过第一个手法，读者或观众被告知，知识本身就是罪恶，因为作者举出了证据，证明知识会腐蚀人的灵魂。那些关于科学狂人的故事，几乎总是说年轻的主人公在接受科学知识之前，本来是天真无邪的，全属于这一类。第二个手法，则是让那些利用或者产生知识的人都丧尽天良，那当然就能证明知识肯定不是好东西。通过这样的描绘，科学家便只能是这样一种人：要么自己被知识拉下水（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博士），要么用知识去毒害别人［《我是个狼孩》（I Was ATeenageWerewolf）中那个折磨狼孩的精神病医生］。
这两种表现知识即罪恶的手法仍然太抽象，还得用具体的人来体现。所以，描写和抨击科学的罪恶，归根结蒂，还是要揭露科学家个人的怪癖个性。苏珊·桑塔因此说：〃当对科学的恐惧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时……它的罪恶便会表现在某个科学家丧心病狂的臆想之中。〃科学家怀有罪恶目的，对自己的罪行从不忏悔，除了肆无忌惮地犯罪再不知其他这三个人性特点合起来就是科学狂人的个性。通过他们，科学罪恶于是被人格化了。
例如，断定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学有危险的，不仅有真实的弗兰日·梅斯默尔（Franz Mesmer）博士，还有埃德加·阿伦·波（Edgar Allen Poe）的〃塔尔（Tarr）博士和费塞尔（Feather）教授的体系〃，弗里兹·兰（Fritz Lang）关于梅伯斯（Mabuse）博士的系列影片《满洲候选人》（The Manchurian Candidate），以及第一部科学狂人影片《卡利加里博士的密室》（The Cabinet of Dr。Caligari）。谴责技术的破坏力的，不仅有切诺伯尔（Chernobyl）和希罗西马（Hiroshima）对谋杀和抢劫案件所进行的调查统计，还有《奇爱博士》（Dr。Strangelove）和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的《不博士》（Dr。No）。证明现代医学造成危害的，则有讲述弗兰肯斯坦博士、莫里奥（Moreau）博士、吉柯博士以及其他无数医生视生命如儿戏的冗长故事。用罗伯特·布鲁斯坦（Robert Brustein）的话来说，科学狂人影片〃告诉我们，那些痴迷的科学家，他们探索陌生的领域，就是在把我们人类置于人类自己的或者来自其他行星的敌人的蹂躏之下。为了说明科学家闲极无聊的好奇心既不顾后果，也不讲原则，讲述疯狂医生的故事来加以谴责，只不过比较方便罢了〃。由此可见，科学狂人故事进行道德攻击的一般战略，是把罪恶加在某一位科学家身上，然后大喊一声：〃当心科学！〃
构造科学罪恶的符号
要搞清科学狂人的道德变化过程，有必要先知道是哪些个性特点代表了一个人的道德。如果一位虚构的科学狂人的这些特点中，好特点被加强，或者被削弱，我们就可以说他的道德变好了，或者变坏了。
简单说来，可以用下列三个个性特点来代表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动机：沿袭英国的美国法律和犹太基督教的道德观，都认为动机在判断犯罪和罪行大小时是一个必须加以考虑的重要因素。有些科学狂人是为复仇心或争强好胜心所驱使［如莫里奥博士、不博士、卡利加里博士和菲柏斯（Phibes）博士］，而吉柯博士和迪兰姆伯（Delambre）博士［《飞翔》（The fly）中的主人公］开始时倒是出于利他的动机。
后悔、反省和责任心：有些科学狂人尚能为他给世界造成的灾祸感到后悔，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内疚。他们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努力设法进行挽救，减轻损失。另外有一些狂人，则不敢恭维。成熟程度（幼稚还是有经验）：科学狂人故事中的那些人物，有的年纪已经不小，很有经验，应该懂得不光是闯祸。另外一些人物，我们称之为玩火新手，他们闯祸是因为太年轻，愚昧无知。玛丽·谢莉小说中的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就是如此。
这些个性特点是公认的道德标准。因为它们得到公认，在现实中也可以观察到，所以，当把这三个道德标准以某种方式组合起来，使那些创作出来的科学家人物具有某种个性时，他们的科学狂人的形象便十分可信。我们可以肯定，按照这三个道德标准，每一位虚构的科学狂人至少在某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