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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想象他个人收藏品的数量之大。
布伦戴奇主席还是一位伟大的运动员。他曾参加过1912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的全能项目的比赛。这是一个类似十项全能的项目，但它必须在一天内赛完。布伦戴奇没能获得奥运奖牌，他作为现役运动员的生涯从1905年一直延续到1925年。在1929年到1953年期间他还担任美国国家奥委会主席的职务。此外他还担任过泛美运动会的主席。
布伦戴奇带领美国代表团参加了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这给他造成了不小的麻烦。有人因此说他是亲纳粹分子。这种说法是毫无道理的。他的信念只有一条：把奥林匹克运动同政治完全区分开来，反对各种压力和政治影响。令人遗憾的是，他的美好愿望在后来的事实面前显得完全没有实现的可能。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成了希特勒纳粹政府的反动宣传工具。 需要指出的是，柏林是在1931年战胜巴塞罗那获得奥运会承办权的，那时希特勒还没有上台。国际奥委会的那届年会是在孔达尔城举行的，当时只有二十几名委员参加。因为在那年的4月14日西班牙新的共和国宣告成立了，就连作为西班牙申办代表的国际奥委会委员盖尔男爵都被迫逃到了国外。由于这届年会的参加者不足，所以最后决定投票仪式在巴塞罗那举行，而最后的计票工作却在洛桑进行，因为需要等到那些缺席的委员把自己的选票邮寄来后才能统计。
柏林获得了主办权。据现在的资料显示，阿道夫·希特勒一开始对奥运会毫无兴趣，但在他的宣传部长戈培尔的劝说之下，他认识到了奥运会的巨大宣传作用。他最后决定把奥运会作为宣传纳粹政府的舞台。
布伦戴奇先进入了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并且于1945年当选为副主席。在1952年的赫尔辛基年会上，他接替瑞典人希格弗里德·埃德斯特隆成为国际奥委会的新任主席。
布伦戴奇在他的任期内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推动奥林匹克运动业余化方面。然而他没有注意到这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高水平运动员事实上都是职业选手。布伦戴奇勾勒出一个类似于角斗士的运动员形象，并且一再重复他的想法：“如果一个运动员把他的名字或肖像用于促销某种商品的话，我们就认为他成为了商品的代言人，他就将被排除在奥林匹克运动之外。”他的这一观点显得过于激进，一个像他这样的聪明人竟然没能注意到他的想法和现实之间有如此大的差距，这实在是不可思议。 布伦戴奇的另一个成见是有关冬季奥运会问题。他认为那些滑雪运动员都已经成了商品经济的代言人，因此打算取消自1924年夏蒙尼（法）以来设立的雪上项目。他认为这些运动员都不是业余的，而且冬季奥运会不符合普遍性的原则，顾拜旦男爵从一开始就打算取消这一项赛事。幸好他的想法最终没能实现。在我的任期内通过了决议：冬季奥运会和夏季奥运会交替举行，使得冬奥会无论在体育运动和新闻宣传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功。
在1969年格勒诺部尔（法）举行的年会上，布伦戴奇在决定是否取消滑雪项目的投票中失利。我当时以为他会辞职，然而他担任主席职务一直到1972年。当他在慕尼黑卸任的时候，他已经在奥林匹克事业的最前沿奋斗了20年。
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因为与体育运动无关太多的事而载入了史册。关于巴伐利亚这座城市是怎样战胜它的竞争对手蒙特利尔、底特律和马德里而获得了奥运会的主办权，我不必再赘述了。这届奥运会的筹备工作是非常出色的。像奥林匹克运动场、奥运村这样的建筑在30年后的今天仍然是游客们向往的地方。大赛开始后的前11天里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着，但是到了9月5日凌晨，大赛被痛苦和死亡的气氛所笼罩。我作为礼仪官近距离地感受了这起发生在慕尼黑的惨案。上一届墨西哥城奥运会曾经笼罩在“三种文化广场惨案”的阴影之中。
四年之后，德国打算通过这届奥运会来弘扬和平和开放精神。但是我认为他们在这一点上做得太过分了，以至于忽视了某些安全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奥运村的安全保卫工作。这样，八名属于“黑色九月”组织的阿拉伯恐怖分子化装成洗衣店的工作人员混进了田径运动员村。他们劫持了几名以色列代表团的运动员作为人质。恐怖分子轻而易举地进入了代表团的驻地，制造了这起恐怖事件。局势从一开始就失去了控制，局面非常混乱，赶来救援的各种组织（地方警察、联邦警察、军队）没能达成一致。由于缺乏统一的指挥，秩序显得十分混乱，这起事件最终以悲剧收场，共有11人丧生（这对于我们以后的组织工作来说是一个值得吸取的教训：安全工作应该单独安排，此外还需要一个专门的机构对负安全保卫工作的各种力量加以协调）。几年之后（当时我已经成为了国际奥委会主席），我和以色列负责安全和情报工作的官员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他们表示那起悲剧是由于各个安全部门之间缺乏协调造成的。这起事件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比赛因此中断了34个小时，在奥林匹克主体育场还举行了悼念遇难者的仪式。那些蒙面的恐怖分子造成了非常坏的影响，恐怖事件给奥林匹克运动带来的伤害是无可挽回的。然而布伦戴奇主席非常坚定，他顶住了各方
面要他暂停举办奥运会的压力。“奥林匹克运动仍将继续”，这是他对此做出的回答。
布伦戴奇主席在巴伐利亚州的首府慕尼黑认识了罗伊斯·玛丽朗（瑞士）公主（她在这届奥运会期间曾经和我一起在礼仪部门工作过）。1973年的6月他们在曾经举办过1936年冬奥会的加未施…帕腾基兴举行了婚礼。我和碧蔚丝一起参加了他们的婚礼。我还记得，当我们去向他致贺的时候，布伦戴奇给我看了他礼服上的标签：这是一套在马德里裁制的礼服。他回忆道：在1965年马德里召开的年会上，他参加了一个有佛朗哥到场的招待会。
而布伦戴奇当时没有一套像样的礼服，于是他就在马德里用创记录的24小时订做了一套。这就是八年后在他和玛丽朗的婚礼上所穿的那套礼服。
他的视力有点问题，我建议他去巴塞罗那著名的眼科医生巴拉克那里就医，他虽接受了我的建议，但他最终在德国接受了治疗，效果不是很理想。1975年春天他在加未施…帕腾基兴去世。我对他的逝世感到十分难过。他对我的信任始终如一，我对他心怀感激。埃弗里·布伦戴奇是一位伟大而又具有权威性的国际奥委会主席。人们将永远铭记他领导国际奥委会工作的铁腕手法，还有他那常把会议一直开到深夜的习惯。 他从来都不相信电视这种通讯媒介对于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和解决遇到的财政问题会有所帮助。他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国际奥委会在没有电视的情况下存在了六十多年，以后还将这样存在下去。”那时候出售电视转播权所带来的收入是微不足道的，以至于它们全都落入了组委会的腰包，而国际奥委会却一个子儿也捞不着。那时国际奥委会没有自己的资金，委员们每年还得交纳300瑞士法郎的会费，在国际奥委会开会期间还要自己负责食宿和旅费的开销。在我担任主席期间，国际奥委会才负担起了委员们的各项花费，这样才足以确保他们完全意义上的独立性。当布伦戴奇把主席的位子传给他的继任者基拉宁勋爵的时候，他用自己的方式做最后的告别。他的这句话仍然回荡在我的脑海：“无论时代怎样变化，奥林匹克理想将永不改变。”
布伦戴奇对我和我的太太碧蔚丝非常友善。是他给我打开了国际奥委会之门。在国际体育运动领导人生涯开始之初，是他给予了我莫大的帮助。这一点我将铭记不忘。
第一章 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基拉宁主席
我的前任是基拉宁勋爵，从1972年到1980年他一直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米歇尔·莫里斯·基拉宁勋爵在1972年慕尼黑举行的第73届年会上当选为主席。他在第20届夏季奥运会开幕前几天当选，但是根据惯例，新任主席通常要等到奥运会结束、奥林匹克圣火熄灭之后再走马上任。我的主席生涯在莫斯科奥运会之后才开始也是依照这一惯例的。
参加这次主席职位竞选的还有法国人让·贝尔蒙特公爵，他是个西班牙通。有69名委员参加的投票（选举）是秘密进行的，监票员是两位最年轻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希腊国王康斯坦丁和苏联人维泰利·斯米尔诺夫。他们发誓除了宣布当选者的名字之外决不透露任何选举的细节。
他们一直很好地保守着这个秘密。当布伦戴奇问他们是否选出了新任主席时，康斯坦丁回答道：是的，他就是基拉宁勋爵。
权力交接仪式于1972年9月12日在瑞士的洛桑举行。在国际奥委会内部随即就出现了和以往不同的新局面。基拉宁和几个英国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一起组成了新的领导层，然而在国际奥委会中权力最大的是莫尼克·贝尔里欧斯主任。在她任职的18年时间里，国际奥委会的命运被她牢牢地掌握着。
基拉宁勋爵的运气不太好，在他为期八年的任期内世界风云变幻莫测。他所组织的第届奥运会（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就遇到了很大的麻烦：举办赛事的主体育场的改造工程遇到许多困难，直到最后也没有竣工。
后来又遇上了一些外交上的问题：加拿大总理皮埃尔·埃里奥斯·特鲁多同意发给台湾代表团入境签证。最严重的事件是在这届奥运会上出现了第一次抵制奥运会的现象。这对于奥林匹克运动来说是一次痛苦的回忆。所有的非洲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