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知从哪儿领来一个狗崽子，”那姑娘继续说，“他还挎着那家伙的胳膊走呢！那家伙穿着条方格短裤，戴着副打碎了的夹鼻眼镜，而且那张脸呀……别提多难看了！”
他们走进机关后，据这位姑娘说，首长立即把那家伙带到食堂，把他介绍给正吃午饭的全体职工，说他是组织合唱队的著名专家！
这消息使未来的登山小组组员大为泄气。但首长立即号召大家打起精神，拿出勇气来。那个所谓的专家也在旁边插科打诨，赌咒似的向大家保证，说合唱只须占用极少极少的时间，而参加合唱队的好处却是几火车也拉不完！
于是，据卖报姑娘说，当然又是市分会中最有名的马屁精──凡懦夫和苛撒尔求苛两人首先报名参加了。这样一来，其他职工便相信参加合唱小组已是不可避免了，一个个只好也都报了名。练唱的时间定在中午，因为其余时间已经被莱蒙托夫和跳棋占用了。首长为了以身作则，宣布自己唱男高音。后来的情况简直像一场噩梦。穿方格裤的合唱指挥专家试了试嗓子：
“哆一咪一嗦一哆！”接着便把藏在文件柜后面、企图逃避唱歌的几个过于腼腆的人统统揪了出来。他表扬苛撒尔求苛有很强的辨音儿他抱怨、指责大家不好好练，要求大家尊重他这个老歌唱家和有经验的指挥，还时而在手指上敲敲音叉。最后他请大家齐唱《光辉的海洋》。
大家唱了一遍。唱得很好。穿方格衣服的专家果然指挥有方。唱完第一段歌词后，指挥向大家道了声歉，说了声“我去去就来！”便走开了。大家以为他真是去方便一下，去去就来的，不料过了十分钟仍不见他回来。大家感到万分高兴：这家伙溜掉了！
可是，不知怎么，大家忽然都唱起第二段歌词来。这次是由苛撒尔求苛领唱，他虽然也许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辨音力，但他的男高音听来很舒服。第二段唱完了，指挥还没有回来。人们各自回到岗位，但还没来得及在位置上坐稳，就又不由自主地一齐唱起来。想止住──根本不可能。唱了一段，沉默了三分钟，又唱起来。又沉默一会儿，又一齐唱起来！这时大家才明白：糟了！首长惭愧地把办公室反锁上，不敢出来。
姑娘刚讲到这里，又被歌唱打断了。任什么缬草酊都一概无效。
一刻钟后，三辆大卡车开到瓦甘科夫大街这座小院的栅栏外。以市分会领导为首的全体职工都上了车。
第一辆卡车在大门前晃了一下，开到街上，但刚一进街，互相扶着肩膀站在车厢里的职工们便一齐张口高唱起来，人们熟悉的歌声立即在整个街道上回荡。第二辆车上的人接着唱，第三辆车的人也马上跟了上来。三辆卡车就这样向前开去。为各自的事情忙碌的行人对此只是顺便瞥上一眼，毫不惊奇，以为卡车是载着郊游的人们开往城外的。汽车开往城外倒是不错，但并不是载着人们去郊游，而是把他们送进斯特拉文斯基教授的医院。
半小时后，完全晕头转向的会计主任拉斯托奇金终于来到了文化娱乐委员会文娱局的财务处，指望这回总可以卸掉肩上这笔公款了。
为预防万一，经验丰富的会计主任这回首先往长方形大厅里窥视了一下。他看到，磨砂玻璃隔墙上写着备种金字，隔墙里面工作人员各守岗位，没有一点点骚乱和不安的迹象。大厅内安安静静，确实像个体面的机关大办公室的样子。
有一个小窗口上写着：“现金收款”几个字，瓦西里·斯杰潘诺维奇·拉斯托奇金把头伸进这个窗口，向一个不认识的办事员问了声好，很客气地请他给一张缴款单。
“您要这个干什么？”窗口里的办事员问。
会计主任感到奇怪。
“我缴款啊，我是瓦列特杂耍场的。”
“请您等一下。”里面的办事员回答说，随即拉过小铁丝网把小窗口挡住了。
拉斯托奇金暗想：“奇怪！”他当然会感到奇怪，因为有生以来头一次遇到这种事。谁都知道，要得到一笔钱有多么困难，随时可能遇到各种障碍。可是，在他三十年的会计生涯中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谁，不论是法人还是自然人，在接受一笔钱时感到为难。
不过，小铁丝网还是又打开了。拉斯托奇金又把脸凑到窗口。
“您缴款的数目大吗？”办事员问道。
“两万一千七百一十一卢布。”
“噢！”办事员的语气中不知为什么带着讽刺，随手递出来一张绿色缴款单。
会计主任办这些手续是驾轻就熟的。他很快填好单据，便去解捆纸包的细绳。但是，打开纸包一看，他眼花缭乱了，不禁痛苦地呻吟起来。
摆在他面前的都是一叠叠外国钞票。这里有加拿大的加元、英国的英镑、荷兰的荷兰盾、拉脱维亚的拉特、爱沙尼亚的克朗Ⅰ……Ⅰ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两国自1920年到1940年期间为资本主义国家。两国均于1940年建立苏维埃政权，同年8月并入苏联。1940年本书最后脱稿时，两国仍使用各自的货币。故这里把两国的货币也列为外国钞票。
“看，又是一个瓦列特剧院耍把戏的！”呆若木鸡的会计主任听到一个可怕的声音在他头顶上叫喊。
瓦西里·斯杰潘诺维奇·拉斯托奇金当场被捕。
第十八章 碰壁的来访者
在勤奋认真的会计主任乘上出租汽车去见上级机关那套会写字的空西装时，一列从基辅开来的快车刚刚在莫斯科车站停下，有位颇为体面的乘客，手提钢纸小提箱，正同其他旅客一起走出软席卧铺第9号车厢。此君不是别人，正是已故柏辽兹的姑父马克西米利安·安德烈耶维奇·波普拉甫斯基。他是一位经济计划工作者，住在基辅市旧学院路，现在来到莫斯科是因为前天深夜他接到了这样一封电报：
我刚在牧首湖畔被电车轧死。葬礼定于星期五下午三时举行。请来。
柏辽兹。
在基辅，马克西米利安·安德烈耶维奇是公认的聪明人之一，而且确实当之无愧。但即使是最聪明的人，收到这样的电报也会如堕五里雾中：既然本人还能拍电报，就说明他虽然被电车轧了，但并没有死。可是，那又怎么会提到葬礼？或许情况严重，预见到必死无疑？
这倒不无可能，但叫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说得又如此确切。他本人怎么知道人们要在星期五下午三点埋葬他？这封电报太怪了！
但是，聪明人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他们能够对错综复杂的情况进行分析。很简单，这里出了差错：报务员把电文弄乱了。电文中的头一个“我”字，显然是其他电报的字夹杂了进来，而末尾的“柏辽兹”
三个字原是应该放在开头“我”字位置的。经过这样一番修改，电文的含义就十分清楚了，当然，这很令人痛心。
于是，马克西米利安·安德烈耶维奇突然大放悲声。看他哭得肝肠寸断的样子，连他的夫人都感到几分意外。哭过一阵之后，他便开始打点去莫斯科的行装。
这里，必须揭开马克西米利安·波普拉甫斯基的一个秘密。毫无疑问，听到年富力强的内侄猝然物故，他确实感到惋惜。但是，作为一个凡事讲求实际的人，他当然明白，谁也并不特别需要他去参加葬礼。尽管如此，波普拉甫斯基还是心急火燎地要奔赴莫斯科。原因何在呢？原因只有一个：住房。在莫斯科拥有一套住房？这可非同小可呀2不知道为什么，波普拉南斯基很不喜欢基辅这座城市，一直幻想着迁到莫斯科去，近来他甚至为了这个念头常常睡不好觉。基辅市的许多风光都不能使他欢乐：每年春潮泛滥、德聂伯河水把低处的小岛全部淹没时远远望去水天相接、一片汪洋的景象，从弗拉基米尔大公纪念碑下远眺时的雄伟壮丽的风光，在春天的阳光照耀下斑斑驳驳、光彩夺目的弗拉基米尔山风上的砖路──波普拉甫斯基对这一切统统毫无兴趣，他朝思暮想的只有一件事：迁居莫斯科。
他在报上登过几次换房启事──愿以基辅市学院路住房一套调换莫斯科一套面积较小的住房，但都毫无结果。虽然偶尔也有过个别人来洽谈，但对方的条件简直像是存心坑人。
莫斯科来电使马克西米利安·波普拉甫斯基精神大振。白白错过这样的机会，简直是作孽！在社会上混事的人谁都明白，这种机会千载难逢。
总之，不管有多大困难，必须把内侄在莫斯科花园大街那套住房继承下来。不错，这事很难办，非常复杂。但即使排除万难也要达到目的。老谋深算的马克西米利安·波普拉甫斯基明白，首先必须走的第一步棋是：无论如何要在内侄的三间住房里报上户口，哪怕是临时户口。
星期五上午，波普拉甫斯基来到莫斯科花园街第302号乙楼的房管所办公室门前，推门走了进去。
这是一个狭长的房间，墙上贴着一张旧宣传画，画面上分几个步骤介绍对溺水者进行急救的方法。屋里只有一个没有刮脸的中年男子孤独地坐在一张木桌旁，眼神显得惶惶不安。
“我可以见见房管所主任吗？”基辅来的经济计划工作者脱下礼帽，客客气气地问道，同时把手中的小手提箱放在木凳上。
这个看来很平常的问题不知怎么竟使坐在桌旁的男人很难过，他的脸色马上变了，斜了来人一眼，嘟嘟囔囔地说了句什么，意思是：
主任不在。
“他是在家里吧？”波普拉甫斯基又问道，“我的事情很急。”
坐着的人又支支吾吾嘟囔了两句，反正可以清出那意思是：主任也不在家。
“那他什么时候来？”
对这个问题那人干脆不予回答，索性把忧郁的目光转向窗外。
为人机灵的马克西米利安·波普拉甫斯基心想：“啊，明白了！”于是他又问起了房管所的书记。
这一问，没想到坐在桌旁的怪人竟紧张得脸都红了，但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