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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听见狗吠，才掉头回去。有一伙人特别大胆，竟开着一辆瑞士牌照的车子，直抵我们屋前。我不得不出门去询问他们有何贵干。 “我们要在这里野餐，”开车的那位告诉我。 “对不起，这儿是私人住宅。” “不，不，”他挥动一张地图说，“这儿是卢贝隆。” “不，不，”我指着背后的群山，“那儿才是卢贝隆。” “可是我的车开不上去啊。” 他最终还是悻悻地把车开走了，在我们努力栽培的草皮上留下深深的车辙。旅游季节就这么开始了。 复活节那个周日，山上村子里的小停车场挤得满满的，没有一辆车挂的是本地牌照。观光客在窄街小巷里猎奇寻趣，往人家家里好奇地张望，在教堂前面摆姿势拍照。成天闲坐在杂货店隔壁门坎儿上的小伙子，伸手向每个过路人要10法郎，说是没钱打电话，然后用收到的钱跑到路边的咖啡馆享乐一番。 “进取咖啡馆”多年来一直坚持不懈地维持着其丑陋的面貌。无论哪位室内设计师看到它，一定都会大失所望，恶梦不断—散落在各处的桌椅摇摇晃晃，全不搭配；墙上的陈年古画更是早已辨不出本色；厕所里杂乱的水流声更是声声入耳，而一个破落不堪的冰淇淋柜就摆放在厕所旁边。咖啡馆的老板十分粗鲁，甚至连养的狗都丑陋不堪。然而，就在厕所的另一侧，是一座镶有玻璃窗的阳台。那里视野开阔，端杯啤酒坐在那儿，不仅可以观赏远山近村的景色变化，还可以把阿尔卑斯山收进眼底。桌上有一张手写的字条，警告你不得把烟蒂丢到窗外，因为下面是一家露天餐厅，顾客曾经对此抱有怨言。但你只要遵守了这条规则，就没有人会来打扰你。本地的客人都坐在吧台边，阳台是观光客才去的地方。复活节的周日，阳台上人潮汹涌。 那里汇聚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荷兰人都清一色地穿着登山靴，挎着登山包；德国人则是一身珠光宝气，像是要赴宴会；巴黎人脸上都透着明显的傲气与精明，谨慎地检查着手中的玻璃杯，惟恐有细菌漏网；还有一个英国人，蹬着一双沙滩鞋，敞开上班穿的那种条纹衬衫的衣领，在用袖珍计算器仔细计算着这趟度假的花费，而他的老婆则忙着写准备寄给家乡邻居们的风景明信片。老板的狗在桌间追来赶去，搜寻掉落的糖粒，吓得那些干净利落的巴黎人直往后退。收音机播放着一位女高音歌手的歌曲，却注定敌不过厕所里传出的混合音响。吧台上这时响起一片酒杯碰撞的声音，原来是本地客纷纷准备结账，已经到了回家吃午饭的时间了。 咖啡馆外，三辆车纠结成一团，车主冲着对方大声咆哮着。其实，只要其中有一辆车后退10公尺，这个结就打开了。可是法国人认为开车让路在道德上无法接受，正如他们喜欢随地停车、在危险弯路上任意超车一样。好像那才是法国人应有的作为。他们常批评意大利人开车横冲直撞，我倒认为，夜晚饿着肚子在100号公路上飞驰的法国人，才是最不要命的疯子。
四月 阳光和煦电报杆和蛀虫的故事
我离开小村，驾车回家。恰好遇到本季第一宗车祸刚刚在这条路上发生—一辆白色标致旧型车，屁股撞上一根木制电报杆，并把它折成两段。左右并无其他车辆，道路也平坦干净，真叫人想不通这车屁股怎么会如此恶狠狠地咬到电报杆上去的。一个年轻人站在路中央，挠着脑袋，看见我停下了车，他咧开嘴笑了。 我问他有没有受伤。他说道：“我没事，但车子恐怕报销了。”我回头看看上半身弯向车顶的电报杆，要不是几根电话线吊住它，它早就倒下了。我看它也一样报销了。 “我们得快走，”年轻人说，“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事儿。”他竖起一根手指压在唇上。“你能不能送我回家？就在路那头。我得去找辆拖拉机来。”他上了我的车，肇事原因立刻清楚了。他一身酒气，仿佛刚在酒里泡过似的。他向我解释为什么得急速而且秘密地把车吊走。邮局若知道他撞坏了电报杆，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不能让别人知道。”他重复着说道，边说边加强语气似的打了两个酒嗝。 我把他送到，自己则返回家中。半小时后，当我又开车回去看看拖吊工作是否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时，发现车子还在那儿，旁边围了一群农夫，七嘴八舌地争吵着。马路上另有两部小汽车和一辆拖拉机，挡住了路面。我正看着，又有一辆车开了过来，司机在车里拼命地按起喇叭，催拖拉机让路。开拖拉机的人手指着肇事车残骸，耸耸肩膀。喇叭声再度响起，这次，响个不停，回声振动山谷，相信在两公里外的梅纳村都听得到。 骚乱又持续了半小时，标致车终于被拖出沟渠，神秘车队消失在通往本地修车厂方向的路上，留下电报杆独自在微风中哀号。邮局一周后派人来换装电报杆，又吸引了一小群人围观。邮局的人问一个农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农夫一脸无辜的样子耸了耸肩。“谁知道？”他说，“也许是虫蛀的吧？”
四月 阳光和煦宾主对话（图）
巴黎来的一位朋友，一脸茫然审视着他面前的酒杯，仿佛杯子里的酒趁他不注意的时候人间蒸发了。我为他重新满上，他这才靠回椅背，抬起脸，朝向阳光。 “在巴黎，我们还开着暖气呢，”咂了一口冰凉的甜酒，他接着说道，“雨下了好几个星期。我现在可知道你为什么喜欢这里了。不过告诉你，我可不适应住在这里。” 饱餐一顿之后，沐浴着午后的阳光，他看起来适应得很呢！但我没有与他争论。 “你一定不会喜欢过这种日子，”我说，“你说不定会被晒出皮肤癌，另外，酒喝得太多，也可能得肝硬化。就算你刚刚学会适应这儿的生活，可能就会开始想念巴黎戏院的乐趣了。再说，你在这儿成天都干什么呢？” 他懒洋洋地斜眼看了我一眼，戴起太阳眼镜说道：“一点不错。” 与很多来客的对话经常重复着同样的问题： “你不想念朋友们吗？” “不想，他们会来这儿看我们。” “你不怀念英语电视吗？” “不怀念。” “英国总有什么东西是让你怀念的吧？” “桔子柠檬果酱。” 接下来会是他们真正想问的问题，通常都以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方式提出，“你们成天都干些什么呢？” 我们巴黎来的这位朋友，在这个问题上换了一种方式问道，“你们不觉得无聊吗？” 我们从来不会感到无聊。恰恰相反，我们忙着呢。 我们觉得法国乡村生活的每一天都新鲜有趣。我们享受着慢慢改造家里的生活环境的乐趣，以使周围的一切都按照我们的生活方式而存在。我们设计花园，种植草木；计划着铺建一座法国滚球场；另外，我们的法语也有待进一步提高；同时，还有那么多村落、葡萄园和市场等着我们去开发、去欣赏。时光过得很快，根本无暇多想别的。却又偏偏总有意想不到的事发生来打破我们的正常生活。上星期就充满了这类小插曲。
四月 阳光和煦乡村生活中的小插曲（图）
先是星期一，邮差先生上门来。他显得很不高兴，匆忙地握了握手之后，便单刀直入地问我，到底把信箱藏到哪里去了。时间已近正午，他还有好些信要送，要是总跟信箱捉迷藏的话，这信可怎么送得完呢？我说我并没有把信箱藏起来，它不就在车道尽头吗，稳稳当当地挂在钢柱子上吗？“没有，”邮差说，“被人拿走了。” 没办法，我只好跟他一道走下去，又一起在道旁的树丛里搜寻了五分钟，看是不是给撞掉到哪儿去了。还是没有。若不是那根钢柱还竖在地面，此处完全看不出曾经摆过信箱的痕迹。“你看吧，”邮差说，“我就说嘛。”会有人偷信箱吗？简直难以置信。还是邮差先生见多识广。他说：“这是常有的事，这里的人有点malfini。”“malfini是什么意思？”我问道。“就是神经病。”他没好气地说。 我把他请回屋里，劝他喝杯酒消消气，也好谈谈装个新信箱的事。他很乐意卖一个给我。我们谈好，新信箱应该设在旧水井旁，高约70公分，这样，他坐在邮车里就可以把信丢进信箱。这么一说，去水井旁勘察一番，再量量尺寸什么的就显得顺理成章了。等到一切进行完毕，已经到了午餐时间，而邮局的正常业务，通常要等到两点钟才会继续进行。 几天后，一阵汽车喇叭声把我从屋中召出，我看见狗儿们围着一辆崭新的白色奔驰车乱转。驾车人显然不敢轻易离开相对比较安全的座骑，但还是冒险地放下半边车窗。我往车里看去，里面坐的是一对个头矮小、皮肤棕黑的夫妇，神情紧张地冲我笑着。他们先是夸奖了一番我家狗儿的威猛，然后提出可否容许他们出来。两人都是一身城里人打扮，男的西装笔挺，女的斗蓬、帽子俱全，脚上穿着名牌皮鞋。 您在家，这真是太好了，他们说。您的房子可真漂亮。您在这儿住很久了吗？没有？那您一定需要几张真正的东方地毯了。好像今天我十分走运，他们刚从亚维依参加完一个重要的地毯展销会回来，有几张特选地毯，刚好没卖掉。本是要运回巴黎去的，有品味的巴黎人一定抢着买。但这夫妇二人决定绕到乡间小道逛逛，是命运带领他们最终来到我的面前。为了纪念这偶然的缘份，他们愿以“极动人的价格”，让我挑选他们的精选商品。 光洁利落的小个子向我述说大好消息的时候，他的妻子已经把地毯搬下车，在车道上极富艺术性地铺展开来，同时嘴里大声赞叹着每一块地毯：“啊，真是美！”“看看它在阳光下的色彩！”“这一块—噢，我还真舍不得卖呢！”她快步走过来，加入我们谈话的阵容，名牌皮鞋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该介绍的都说完了，她和丈夫满怀期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