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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等合并起来的，基本上还能接受保密局的领导。当时几条铁路的警务处长，如京沪、沪杭甬
的警务处长王兆槐、平汉路的朱若愚、津浦路的吴安之、陇海路的程一鸣、胶济路的贺元、粤汉
路的张辅邦、湘桂路的史铭、滇越路的田动云等都是老军统。公路方面，除了公路总局的警稽室
由刘子钦、蔡慎初先后当过主任外，各地公路局的警卫稽查组和各运输处的警稽室也都由军统特
务控制。这个局收容了所有的特务武装部队，改编成为２０多个交通警察总队。
按照过去军统局的传统，国防部第二厅也应由保密局控制。郑介民是以保密局长兼二厅厅长，照
理也不应成为问题。
可是他本人经常不在南京，二厅副厅长侯腾不但不是军统，还想独树一帜，不愿接受保密局的领
导。郑介民兼厅长时期，侯腾表面上还敷衍一下。等到郑介民被免去保密局长和二厅厅长改任国
防部次长以后，侯腾当了二厅厅长，情况马上改变。
不仅保密局不能再控制二厅，侯还想把原来在二厅工作的军统分子慢慢排挤出去，企图在搞情报
方面与保密局分庭抗礼，希望把持军事情报，而让保密局专搞党政情报。毛人凤自己也很清楚，
在军事情报方面抢不过二厅，但又不肯放弃这一 部门的工作，便暗中指使还留在二厅系统内的
军统分子，仍要继续保持与保密局的工作关系，并尽力设法从中去和侯腾捣乱。直到解放逃台
前，双方彼此还是在勾心斗角、互相争宠。
当时保密局控制得最多的是各地的稽查处，这是从抗战胜利后便在各大城市中首先抢到了的公开
单位。如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程一鸣、南京卫戍司令部稽查处长何龙庆、北平警备司令
部稽查处长倪超凡、天津的陈仙洲等等，都是由戴笠亲自安排的，以后一直是掌握在保密局手
中。至于原来大后方的一些地区如重庆、成都、西安、兰州等处也一 直没有变动，仍由保密局
掌握。另外，各大城市的侦缉大队或刑警处也都掌握在保密局手中，如北平的刑警大队长李连
福、上海刑警处长廖公劭、重庆刑警处长谈荣章等。保密局在各地掌握了这两种公开特务机关
后，对逮捕、搜查、监禁等方面的活动，可以有很大的方便。毛人凤也特别重视这些单位，死不
肯放手。１９４７年，重庆警察局长施觉民因曾在蒋介石侍从室干过，自恃来头大，不买这个
帐，把军统派在该局的刑警大队长撤换，用自己亲信何某继任。毛人凤表面上虽同意了，暗中却
指使在重庆的特务进行捣乱，几个月时间连续发生一些奇奇怪怪的案件无法破获。施觉民只好将
刑警大队长又让了出来，还是请毛人凤派人去担任这个职务。当时干这些刑警工作的特务们，不
仅本人大多是帮会流氓头子，同时还掌握有一大批各种门道的小偷、扒手、惯窃。对有权有势的
人丢失东西，他们能在两三天内清出来，原物奉还；对无权无势的人被偷窃后，任你怎样去要求
也不会破案，纵然破获了，东西也不能全部清出。保密局要掌握这些单位，主要是利用这些机构
可以任意搜捕，对一些没有证据的政治犯，可随意捏造一个罪名，栽上一些伪证，便把人抓起
来。
另外，在保密局控制下的还有兵工署的稽查处。这个处成立于抗战初期，原来叫警卫稽查处，胜
利后仍旧保留下来，改名稽查处。保密局内部却称它为兵工稽查处，以区别于各地警备司令部稽
查处。这个处的成立，是专门防止共产党在各兵工厂的活动和镇压各兵工厂的工人。国民党把所
有兵工厂的工人列为现役军人，不准组织工会，对待兵工厂的工人动辄以“军法从事”，这个处
便是专门担任监督工人活动的。
各个兵工厂都设有警稽组和警卫大队，抗战期间由张师当处长，胜利后由廖宗泽当处长。这两人
都是中共叛徒，自认为懂得共产党的一套，但他们在每个兵工厂中，除了迫害过不少工人外，始
终没有听说在哪一个兵工厂中清查出过什么中共的组织。
保密局的外围组织，最大的一个要算“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了。这个组织是由抗战时期戴
笠所主持的“人民动员委员会”扩大起来的。当时戴笠野心很大，想把全国的青帮、洪帮、袍
哥、哥老以及各地的流氓组织统一起来，由他领导，以加强军统外围力量，被邀请参加这个组织
的委员有杜月笙、王晓籁、向松坡、梅光培、刘治陆、杨庆山、杨虎、张啸林、石孝先、田得
胜、范绍增、冯什竹、唐绍武、徐亮……等近百名帮会、袍哥、流氓头子。１９４６年在上海静
安寺路丽都花园开筹备成立大会时，各路人物均赶往参加，为旧社会中少有的盛举。戴笠死后，
该组织由军统大特务徐亮负责主持，不但情况马上改变，领导不起来；特别是在发展组织时，遭
到了ＣＣ和政学系等各方面的攻击与阻挠，主要原因是怕保密局掌握了各地帮会流氓之后，对选
举国大、立委等起操纵作用。郑介民和毛人凤一看风头不对，也不愿为这些开罪于各方，便无形
中停止了活动。这个组织便成了虎头蛇尾，只昙花一现，便烟消云散了。
保密局在工作上除继承了军统的全盘业务外，还特别学会了美国一套造谣、宣传的办法，在第二
处设立了一个心理作战科，专门来主持这部分工作。属于这个科领导的外围机构和组织，主要的
是南京大同新闻社。这个社由军统老特务刘启瑞任社长，军统息烽特训班毕业的特务丁匡华任编
辑主任，专门制造对中共、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的诬蔑材料。这个社的外勤记者到各处去活动
时，并不是采访什么新闻，而是假借记者身份从事特务活动。它的稿件来源是由心理作战科供
给，通过它发出去。心理作战科专门从接近解放区的特务们发回的情报中，摘出一点儿半点儿来
加以颠倒黑白，编造出一套东西。如接近解放区的特务获得了某天在某地开过什么会的消息，他
们便根据这一点来编造一套开会的内容，来进行诬蔑宣传。当时在武汉还有一个汉潮通讯社，也
是搞这些把戏的。另外在上海、东北、重庆、贵州以及昆明等许多地方，都先后办过这类通讯社
和报刊，并替胡文虎在香港、南洋等地主办星系报纸如星岛、星洲等。其中最甚的要算在重庆所
办的《新华时报》了。由于当时中共在重庆发行的《新华日报》深得各方面人士的赞扬，所起的
政治影响太大，特务们虽曾在几年中日以继夜地想方设法来扼杀该报的发行，用尽了一切卑鄙伎
俩，采用过打报馆、殴报童、拒绝传送、邮局查扣等等手段，而该报始终没有一天停刊。越是这
样，爱看的人越多，越是相信该报。在无可奈何之下，重庆警察局刑警大队长（以后改刑警处，
任处长）谈荣章便自告奋勇，向保密局建议应以报纸对报纸的办法来和中共作宣传上的斗争。毛
人凤马上批准了这一建议，并允许给以财力、物力、人力的支持和稿件的供应。为了报纸的名称
问题，特务们曾绞尽脑汁，最后才决定取名为《新华时报》，一可混淆视听，一 是说明要与
《新华日报》相竞争。谈荣章自任发行人，把他的老婆、军统黔阳特训班毕业的女特务薛树华捧
出来当社长；又以专门从事于新闻界活动的特务陈兰荪为编辑主任，拉拢一些无聊文人和漫画家
如高龙生等来撰稿作画。军统除先后拨给了房屋外，还把原来“四一”印刷厂的印刷机、工人等
全部拨给他们，满以为凭这张报纸的发行，便可在重庆压倒《新华日报》了。《新华时报》发行
时除了在各报大吹大擂一 番之外，并由刑警大队的队员们分途到各商店去强迫商人、市民订
阅。谈荣章为了诬蔑中共，特派人到川西红军长征时经过的地方去搜集材料，把过去国民党军队
追击红军时集体屠杀的大批无辜人民、连小孩也在内的坟墓掘开，将一堆堆的白骨摄成照片，颠
倒黑白地指为红军屠杀人民的证据。不管他们怎样费尽心机，但丝毫不能发生预期的效果。看这
张报的人越来越少了，有些被迫订了这份报的人，收到后根本就不去打开。如此这般，不但未达
到与《新华日报》分庭抗礼的目的，反而更加暴露了自身的丑恶嘴脸。到了１９４７年２月间，
重庆《新华日报》被迫停刊撤走的时候，谈荣章以警察局刑警处长的身份前往红岩村监督撤退工
作。他这时得意极了，认为从此去了眼中钉。当他和《新华日报》一些工作人员谈话时，曾以极
其傲慢的口吻，表示今后还要在政治宣传上继续进行竞争，并以胜利者自居。当时《新华日报》
一位工作人员回答他说：“采用正当的方式进行竞争的话，共产党是绝对欢迎的。”同时，这位
工作人员还表示：“我们暂时离开重庆，不久还是要回来的。”当时我正有事去重庆，谈荣章
把这一段情况告诉我，并且认为再没有竞争的对手了。可是这张报纸以后越办越糟糕，强迫推销
也销不出去。谈荣章一 方面拿它当作敲诈的工具，专门进行讹诈从中发财；一方面则为他老婆
竞选国大代表当宣传工具。最后该报实在无法维持，改出半张，到１９４８年便无形中结束。
保密局另一个外围组织，是从日本特务机关手中接收过来的东方经济通讯社。这个通讯社由邓葆
光主持，专作经济情报活动，同时也对外发稿，并在北平、武汉、重庆等大城市设有分社，配有
专用的无线电台，专门搜集经济方面的情报。另外还在北平办过一张《华北经济导报》，由秦丰
川主持。
当时在这个单位工作的特务们一面进行经济情报活动，一面还暗中向投机商人高价出卖经济情
报，发过不少横财。
血腥毒辣的罪恶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