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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名，这些人有的是在国民党中央各部门工作的高级幕僚，有的是大商人，有的是过时官僚政
客，专搞一些所谓上层情报。
军统局由重庆迁回南京直到保密局成立半年多，重庆方面还保留一个军统局和中美所合并组成的
“结束办事处”，由张严佛主持，负责办理军统及中美所的结束工作。这个办事处除向外安置大
量被裁人员外，对留在重庆的大量物资也处理了一年多，还没有处理完毕。他们把一部分器材用
具出售，还把一所“四一”医院和一些不易搬动的医药器材交给了重庆中央医院。有些美式武器
装备，除配备交通警察总队外，还剩下不少。解放前，该局在重庆中美所内施行大屠杀的同时，
还把几个仓库的器材、物资、武器等一起纵火焚烧了两天两夜。
保密局外勤各省站的编制，按国防部核定的人数分为三 种：如上海、南京、天津、北平、四
川、云南等大一点的地区称为甲种站，为１６０人；安徽、贵州、新疆等称为乙种站，１１０
人；更小一点的地方称为丙种站，只有６０人。各地的实有人数，因要求过严，往往不足编制的
人数。当时各省站的编制情况，以甲种站为例，除站长、副站长外，有一个书记、一个或两个助
理书记、一个情报编审、一两个助编、两个司书，一个译电员以及主管人事、总务、会计、交通
等人员；此外，还有一个搞学运的学运指导员和搞工运的工运指导员与几个直属省站的情报员；
另有一个由局本部督察室派去的督察员，受督察室和站长的双重领导。省站一级大都由电讯处配
有一个电讯支台，各组设有组台，由支台直接和保密局总台联系。这个支台是站的配属单位，不
受站长领导。支台一 般有两三部大型电机，组台都是小型的特工机。
各地站长我记得姓名的有：北平站，先后由黄天迈、乔家才、王蒲臣任站长；河北站（设保
定），由杨清植、孔觉民任站长；天津设有两站，一站专搞一般情报，二站专搞外事情报，一站
由吴景中、李俊才先后任站长，二站由黄天迈任站长；山西站为田*#；山东站许先登；青岛站梁
若节，河南站刘暨、杨蔚；陕西站侯定邦、王鸿骏；甘肃站任冠军；新疆站佘万癣饶铁珊；拉萨
站谭兴沛、萧崇清；云南站王微苏子鹄、沈醉；贵州站钱霁林、周养浩、陈世贤、汪剑英；川西
站（蓉站）杨超群、吕世琨；重庆站吕世琨、李修凯；康定站董士立；湖北站余克剑、黄藩初、
谢经武；鄂北站杨振铎；湖南站唐乘骝、黄康永、夏松；江西站邓树勋、王迈夫；安徽站唐玉
昆、翁一揆；南京站叶翔之、钟贡勋、黄加持、张明扬；上海站王新衡，刘芳雄、王方兰；苏南
站李修凯、陈楚之；苏北站陈轶珍；浙江站章微寒、毛万里；福建站陈达元、王调勋；台湾站郭
寿华、林顶立；广东站郑鹤影、冯德恭、郑星槎；广西站苏业光、钟可庄；香港站李惟棉、谢力
公、杨华波、刘芳雄。我记不得站长姓名的站，还有承德、沈阳、长春、察哈尔、绥远、河西、
宁波、琼州等。在国外的有韩国、西贡、新加坡、曼谷、开罗、卡拉奇、菲律宾等。以后在站以
上又有过一些高一级的组织，如东北督导室，由文强任主任；西南特区，由徐远举任区长；西北
特区，由胡子萍任区长。１９４９年国民党政府逃到广州时，又成立了广州办事处，由郭旭兼主
任。以后又成立过重庆办事处，由唐治任主任。
毛人凤领导保密局的工作，仍旧用戴笠的老一套办法。局本部副处长以上人员，中午仍在一起会
餐，一边吃饭一边商谈一般性问题，有关人事、经费等当时即提出解决。外勤省站正副站长到南
京，也往往被邀去参加这种会餐，一些问题也能很快得到解决。因各单位负责人都在一起，当面
商谈，不经过许多科股的周折，这样也逼得各单位负责人非看公文不可，不然临时提出问题接不
上头，当场出丑。有些人便专门叫部下给他把一些公文摘出要点，带在身边去吃这顿饭，以便毛
人凤询问时，万一记不到，可以翻开看。毛人凤对这一 工作抓得很紧，无特别事故，他几乎每
次必到，每到必提出一些问题来谈。
另外，在和一些公开特务机关的联系上，毛人凤也保留过去军统时期的一套，每月约请宪兵司
令、中统局局长、警察总署署长、国防部二厅厅长等开会一次。毛人凤特别在傅厚岗通往玄武门
的那条马路上买下一幢房子，取名叫“诚庐”，作为各单位首脑开会之用，对一些有关对付中共
及镇压民主爱国运动等问题，便在这个会上提出，以便各特务机关采取一致的步骤。毛人凤规定
各省站长，必须参加各地省一 级的特种会报，以便在反共方面能与各方面多取得联系，互相配
合，以加强反共力量。他还规定各省站长每月至少召开一次公秘会报，由各省站出面约集该省所
掌握的公开特务机关负责人亲自参加。会上先由省站长报告该省一般情况及保密局有关工作的指
示，然后由各单位负责人轮流报告自己单位中一月来的工作，并相互提出一些共同性问题进行研
究和讨论，会议完毕，还得向保密局汇报。这便是过去军统一贯的秘密领导公开的传统作风，在
保密局时期，一直被保留下来。不过有些地方已经流于形式，大多数地方却能坚持执行。
但秘密单位对公开特务机关在人事上的控制，却远不如过去戴笠在世的时候那么严格。省站向公
开机关安置人员时，站部的介绍信往往不发生效力，而必须由站长先与各单位负责人商量好之后
才能接受。
保密局时期所控制的公开特务机关既不如过去军统时期那么多，而且在控制的程度上更远不如过
去。当时最大的全国警察总署，由于是唐纵领导，表面上虽然是接受保密局的控制运用，实际上
是自有一套。这个领导全国警察的上层机构，若戴笠不死，不一定会落到唐纵的头上，也很有可
能落到与戴笠争夺警察领导权的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李士珍身上去。李在抗战胜利后所拟的十年
建警计划，当时很得到蒋介石的重视，加上有戴季陶等从中极力支持，而戴笠又忙于搞海军方面
与美海军勾结的活动。蒋介石一向是爱使用相互牵制的手段，所以李士珍认为很有把握地能取得
这一位置。不料戴笠一死，蒋介石为了使军统特务们更好地安心为他卖命，便把警察总署交给了
军统。唐纵当了署长以后，一心想搞自己的一套，首先是提出要使警察人员正规化，凡不是警官
学校出身的人不能当警官。这对当时军统所裁编下来的大批外勤特务等于是拒绝接受。唐准备自
己独树一帜，另搞独立的人事系统，保密局介绍去的人不经过他的批准是得不到工作的。虽然警
察总署人事室中的一些主管人事的人员，大都是保密局人事处推荐去的，如刘本钦、汪摄吉等都
是军统时期人事处的旧人，但是不能和过去一样受双重领导，一切全凭唐纵作主。特别是一些大
城市的警察局长的更换，都得由蒋介石亲自决定，郑介民、毛人凤既不便越过唐纵这一关而直接
找蒋介石，而唐纵又只求自己不得罪人也决不肯去为保密局力争。原来戴笠早在抗战期间便把一
些大城市的警察局长暗中作了安排，不料胜利以后都纷纷由蒋介石亲自另行派定，如上海给了宣
铁吾，北平给了陈卓，连天津也被李士珍的人抢了去，由毛文佐当了局长。戴笠事先准备好的李
汉元，这个替外国人办事、在天津租界干了十多年警察工作的“天津通”，只好去当毛文佐的副
局长。特别是南京的首都警察厅长这一职位，戴笠多年来一直是在培植着任建鹏。南京撤退时，
任建鹏在当首都警察厅保警总队长，他带着一批武装保安警察向重庆逃跑时，便已野心勃勃，早
把首都警察厅的印信带在身边。到重庆后，任建鹏改任内政部警察总队长，一直眼巴巴地望了八
年，好容易等到日本投降，结果蒋介石并没有答应戴笠的要求，而把首都警察厅长一职给了黄珍
吾。这时，戴笠难过极了，只勉强地给任建鹏搞到一个汉口市警察局长。
任建鹏带在身边八年的首都警察厅印信，一次也未用，便交了出去。以后北平警察局长陈卓走
了，宪兵司令张镇又推荐他的参谋长汤永咸去接充，戴笠派去的副局长祝维屏又没有轮到。这几
个大的警察局，直到１９４８年以后才慢慢地落到军统特务手中。先是天津归了李汉元，北平归
杨清植，上海解放前才给了毛森，而南京警察厅却始终没有轮到。毛人凤和军统一些大特务背地
里老埋怨唐纵不肯出力，其实这是蒋介石要应付各方面，使更多的人为他卖力气。按照毛人凤的
如意算盘，警察总署在全国控制的单位中要安置军统所裁编的人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唐纵既不愿
得罪李士珍，又要应付各方面的关系，特别在以后各省保安处与警务处合并改编为警保处时，不
少警保处长都不是军统分子，而给了转业的高级军官，更引起了毛人凤的不满。他常常为此发牢
骚说：“唐先生只会向家里（指军统）要东西，要去了马台街的房子，要去了不少的汽车，要去
了中美所的刑事实验室全部器材，就是不肯要人！”特别是以后唐纵兼任了国防部保安事务局
长，只挑选了赵世瑞等几个人去这个局工作，其余一些人都不是军统分子，这更加深了一些老特
务们的反感。
保密局所控制的第二个公开机构是交通部的全国交通警察总局，先后由吉章简、周伟龙、马志超
任总局长。这个局的成员大都是原来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稽查处和军委会别动军司令部及忠义救
国军等合并起来的，基本上还能接受保密局的领导。当时几条铁路的警务处长，如京沪